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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希恩教授，堪稱中國防治艾滋病問題的標志性人物之一。他是我國第一個發現河南艾滋病村的人，在他的促進下，河南上蔡縣文樓村成為全國第一個可以免費接受艾滋病治療的村子。近日，本報記者有機會與桂教授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
發現艾滋病村
4月28日，東湖之濱，武漢大學中南醫院，下午四五時的陽光透過走廊上的玻璃，直射在桂希恩的辦公室。辦公室的門口，掛著『傳染科主任辦公室』的牌子，來往的人們可能想不到，從這裡起步，桂希恩無聲地做著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桂希恩認識和接觸艾滋病患者純屬偶然。1981年，他到美國進修學習，美國老師給他講授人類發現了一種新型傳染病———艾滋病。桂希恩當時內心頗不以為然，他想：『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國不會有這種傳染病。』
然而，十幾年後，事實出乎他的預料。在他所在醫院裡，有一個老家在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進修醫生。村裡人生病了，都喜歡找他。這名醫生發現村裡很多青壯年得了一種怪病，發燒、拉肚子，怎麼也治不好。1999年7月，迷惑不解的這名醫生向桂希恩請教，希望桂教授幫助他把病因找清楚。
桂還沒有想到這是艾滋病，他推測是傳染病，因為他聽說患病的人大部分是青壯年。幾天後，桂第一次來到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看了幾個得『怪病』的人，桂希恩大吃一驚：這些人的臨床表現就非常像艾滋病，他們有發燒；有口腔潰瘍；有口腔的真菌感染；還有很多人出現皮膚上的帶狀?疹；有些人有長期的腹瀉；有些人有淋巴結的腫大；這些都符合艾滋病的表現。
這一次，他抽了5個人的血樣帶回武漢，結果發現2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幾天後，他再次北上河南，這次抽了20個文樓村民的血樣，結果發現了10個艾滋病病毒陽性者。並從這些人中發現了兒童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而且他還了解到，這些成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都曾有賣血的歷史。
桂希恩向河南省有關部門反映並提出自己的建議：趕快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及他們的家屬進行控制；同時建立一個愛心醫院，收留艾滋病人。
1999年10月31日，桂希恩帶著他在文樓村的調查報告去了北京，報告直至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手中。李嵐清立即做了批示，隨後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組到文樓村———使之成為全國第一個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費治療的村子。
與病人握手拍成照
時至今日，桂希恩依然不願多談最初的艱難。而廣為流傳的一個故事是：
桂希恩通過有限的渠道向外界公開了文樓村的情況後，當地一些人認為桂希恩破壞了上蔡縣的形象，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桂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每次到文樓村都會受到阻攔。
2001年6月8日，桂獨自帶著1萬多元的藥品進了文樓村，當地一些人獲得消息後，派人前來驅逐。最先聽到消息的老鄉將桂帶去的藥品分散藏在家中，然後把桂希恩藏了起來，夜深人靜的夜半時分，又用摩托車把桂教授送到西平火車站，一直護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車。
盡管『不受歡迎』，桂還是經常去文樓村，他說，如果誰都不管，那裡狀況會更糟糕。
他的努力最終還是沒有白費。那裡一名村民最早被確認患有艾滋病。他到鄰居家裡坐過的板凳被主人扔掉，村裡人見了他就躲。為了讓這名病人不再受歧視，桂想了一個辦法：他在村頭與病人拍了張握手的照片，擺放在病人家裡最顯眼的地方。以此告訴村裡的人，一般的接觸不會感染艾滋病。每一次下去，每到一個村莊，桂都是這樣一點一滴地宣傳艾滋病知識。
把病人帶回家同吃住
『我也收過病人的禮品。』桂希恩說，『那些遠道而來的病人為表達感激之情，從家裡帶來雞蛋甚至千張皮，我只得收下。但我會用錢物數倍地償還。』其中，桂希恩記憶最深刻的是一名艾滋病患者送他一件襯衣的經歷。
為了幫助艾滋病患者，桂想盡了辦法。而這期間，他最『驚世駭俗』的舉動就是把艾滋病患者接到家裡同吃同住。『其實，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他無奈地說。
2001年，他將5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帶到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既是為了做一次全面的檢查，也是為了尋求公眾的理解和幫助。
誰知住院部的床位爆滿，於是桂把他們安排住進一棟將要拆掉的兩層宿捨樓。此舉立即引起周圍人們的極度恐慌。面對重重壓力，從5月10日起，桂把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自己家中，與這些病人同吃同住。
桂為他們做完了全面檢測，為他們制定治療方案。他還專門抽出時間來，陪他們游覽了東湖。5月13日，5名艾滋病患者在醫院做完全面檢查後，離開了武漢。臨別前，這幾名病人的家庭各得到了桂希恩資助的400元錢。
而一名程姓病人見桂希恩竟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心裡十分過意不去。臨走前，他將別人捐給他的一件襯衣悄悄地壓在枕頭下。
桂將5名河南來武漢治病的艾滋病患者接到家中同吃同住，此事一時轟動全國。桂希恩向人們講述艾滋病患者的種種悲劇，呼吁人們能寬容地對待、關心他們。他說，這5名艾滋病感染者住到他家裡後，一起用餐，共用電話、桌椅和衛生間。他用自己的行動告訴人們，生活類的接觸不會傳染艾滋病！
讓桂希恩感到欣慰的是，許多人對他的行動給予了贊許和支持。武漢各界人士捐獻的藥品價值10多萬元。
桂希恩的金錢觀
桂希恩為資助他人拿出了多少錢，確實難以計算。
外界稱，『桂希恩從來不到醫院報銷路費』。他說，這種說法有些誇張，准確的表述是，『我自己下基層的費用都是個人掏。』知情者統計，從1999年至今，他接觸過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不下500人，這些人幾乎都受到過他的資助。別的不說，光是掏錢為他們做檢查，僅此一項，每人就得300元。至於他資助過的兒童更是難以計數。一個例子是，有一次他去隨州，見一村民家裡有兩個癡呆兒，於是暗中記住地址，悄悄寄錢資助。
平時，別人要了解這些很難。但有一次，桂希恩不得不『張揚』自己的奉獻行為。一年夏天，他到某地農村進行血吸蟲調查。見村裡唯一的水塔壞了，他非常著急，回武漢後，他馬上拿出一萬二千元錢，要求村裡修建水塔。為防止有人將這筆錢挪用，他特意請他們打了借條。『也不是要他們還，主要是擔心這筆錢被挪用。』桂希恩說出了他的擔心。一年後，他再次去那裡時，發現水塔依然未修。桂希恩只好追查那筆錢的下落，最後在醫院紀委和他的努力下，錢終於被追回，這件事方纔為人們知曉。
『人活著不僅僅是為了錢，錢也不是人生的全部。』采訪中，桂教授反復講著這樣一句話。
他說：『我現在的錢(工資)已經夠多了，生活上夠用就行。』以前，他為了節省1.2元的車費，在去省疾控中心匯報時，總是騎自行車前往；後來坐公汽；現在有時也打的———『時間很緊啊』。
2月28日，歐洲著名銀行家馬丁·哥頓先生親赴武漢，把專門用來表彰對中國艾滋病教育和預防治療工作作出傑出貢獻的『貝利·馬丁獎』頒發給他。而後，桂就把『貝利·馬丁獎』的獎金5000美元拿出來投入到艾滋病防治工作。
病人牽動他的目光
桂希恩主編的《我所知道的艾滋病》的扉頁上寫著他的簡介：
『湖北武漢人。1960年武漢醫學院醫療系畢業後，志願赴青海從事地方病防治及臨床工作16年。1976年開始在武大中南醫院工作……1999年發現我國中部某村有償供血員攜帶艾滋病病毒……先後20餘次深入艾滋病疫區為高危人群免費檢查、診斷，並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事實上，在青海工作的那段經歷對他影響至深。在那裡的農村，他參加了麻疹、傷寒、血吸蟲病等傳染病的防治工作。而後來艾滋病作為尚未攻克的傳染病理所當然地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深情地說：『農村工作的經歷給我留下了人生最珍貴的回憶！』『今年六七月份，我將退休了。這意味著我有更多的時間來關注艾滋病問題了。』桂希恩說。事實上，今年64歲的他早已過了退休的年齡，但工作需要他繼續留守至今。
與他本人一樣，他的家庭也曾引起人們的關注。他的父母生前都是武漢大學知名教授，如今，在該校還有以他們名字命名的獎學金。據悉，他們都以友善、淡泊名利著稱。
也許，是這樣一個充滿溫情和知識氛圍的家庭滋養了他。與桂希恩交談，他的語調始終平和、簡潔。別人對他的褒揚、批評，似乎都不那麼重要。而病人的需要卻時刻牽動他的目光。
矢志防艾感動他人
提起桂希恩，銀行家馬丁·哥頓說：『我幾年前就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他為中國艾滋病防治所做出的許多了不起的工作，去年3月我來到武漢，有幸找到了他本人，通過他了解到了中國艾滋病兒童的現狀，我當時就拿出了5萬元人民幣，委托他送到這些孩子和他們的家庭手中。』
我國政府對艾滋病的重視和對疫情的真實通報，也讓作為國家艾滋病專家組成員的桂希恩感到非常欣慰。
去年12月19日，國務委員兼衛生部長吳儀親自下到文樓村，調查艾滋病防治情況，並提出對艾滋病人的『四免一關懷』\(向艾滋病感染者免費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療藥物、免費匿名檢測、免費實行母嬰阻斷、艾滋孤兒免費上學、使孤寡老人得到照顧關懷\在文樓村實行試點；4000萬元的防艾經費下發到上蔡縣。
現在，桂希恩表示自己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很頻繁地去文樓村，他解釋說，文樓村已從中國艾滋病第一村變成了中國艾滋病關愛第一村，是中國做得最好的村子。他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其他沒有被人關注到的地方。(據《文匯報》報道)
{編輯手記}他的名字叫桂希恩
如果說艾滋病有關事宜也能進入吉尼斯世界紀錄的話，桂希恩教授完全可以榮譽入選。
他是第一個把艾滋病人帶回家同吃同住的醫學教授；
三年之內，他11次自費前往艾滋病疫情重災區河南上蔡縣文樓村了解災情，送醫送藥；
這不僅體現了高尚的醫德，而且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彌足珍貴的『人道』精神。
愛心相向，人道相惜。所謂『人道』，就是能愛護人的生命、關懷人的幸福、尊重人的權利的一種道德。一個艾滋病患者，他不但需要得到檢查、醫治的權利和機會，其人格也應該得到尊重。桂希恩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築起一道防治艾滋病疫情的城牆。
他的身體力行，不僅受到海內外人士的高度贊揚，而且也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他是我省唯一入選衛生部艾滋病臨床專家工作組的專家，主要從事艾滋病疫苗的研制及醫療技術指導工作，並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桂希恩，在中國防治艾滋病史上是一個永遠讓人無法忘記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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