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8日是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五週年紀念日。面對那棟至今殘破的建築,面對黑塞民衆的淡漠,我們在回味那一段血色歷史之餘,更加體味了陶潛的詩作——“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爲了那段已被別人忘卻的紀念,也許正如本版論者所言,我們應將貝爾格萊德的那座廢園,看作是一座無字斷碑——斷碑雖無語,但卻能銘刻痛苦,能防止失憶。
潘佔林大使首次公開回憶炸館經過
“轉眼間五年過去了,我們依然懷念在這場浩劫中犧牲的邵雲環、許杏虎和朱穎三位戰友,他們的音容笑貌令我永生難忘。那些受傷的戰友,都已康復,他們依然奮戰在自己的崗位上,爲祖國的外交事業、新聞事業默默奉獻。”
——中國前駐南聯盟大使潘佔林
對潘佔林大使,許多中國讀者並不感到陌生。5年前,他在電視上痛斥美國侵犯中國主權、炸我使館的畫面,至今令人記憶猶新。對於5年前那個夜晚的前前後後,親身經歷此次劫難的潘大使並不認爲那是一段塵封的記憶。
“救命話”的來歷
“當時真沒有想到使館會受到直接攻擊”,潘大使告訴記者,當時想到最糟糕的情況就是北約轟炸使館周圍的建築物會波及使館,因爲距離使館不遠就是南政府大廈、使館附近還有一座動力設計院,而當時轟炸範圍所包括的一系列特殊地點也令一直關注形勢發展的潘大使等使館工作人員提高了警惕。他們開始採取各種防範措施,比如用膠條封住玻璃、晚上睡在地上或沙發背後……
據潘大使回憶,當時儘管轟炸仍在繼續,但南斯拉夫人的生活秩序井然。在這種非正常的平靜氣氛中,5月7日潘大使主持召開了使館安全小組會議,對第二部分館員的撤離做了安排,並對安全形勢進行了分析。安全小組成員們認爲:“8國外長會議有達成協議的可能,局勢恐怕還存在着變數,大家決定再看一看,並報告了國內”。
此時距離爆炸的發生,不到24小時。
當年《人民日報》記者呂岩鬆在回憶使館被炸經過時,提到的“大使的一句話救了我們十幾個人的命”曾令許多讀者對爆炸發生前後那千鈞一髮的緊張氣氛有了深切的體會,當本報記者提起這句話時,潘大使的記憶又一次回到了5年前的那個深夜。
潘大使回憶說,在那個深夜來臨之前,使館人員已經在爆炸聲中敖過了40多天,每隔兩個小時一次的轟炸頻率使大家晚上得不到休息、白天忙得要死的使館人員都很疲勞。“那天是個星期五,週末了,大家都想放鬆一下,十幾個人湊到地下室打牌”。潘大使回憶,當時由於戰爭引起停電,使館一直靠自己的柴油發電機供電,爲了節省燃料,當天夜裏11點15分,使館停止供電。當時有人向潘大使反映,今天是週末,能不能把發電機打開,讓大夥多玩一會兒,潘大使看了看錶說:“大家最近都很累,睡眠嚴重不足,還是早點休息吧,防止晨昏顛倒。”
由於沒有恢復供電,使館裏的人也就沒有再回到地下室。11點45分,一枚激光制導炸彈從露在地面的窗戶準確命中這個作爲活動室和食堂的地下室。“如果當時不離開,最後犧牲的不是三個人,而是幾十個人。”
未爆炸彈穿透大使官邸
至今在被炸使館地下,仍然埋藏着一枚沒有爆炸的炸彈。這枚炸彈所穿透的是與使館大樓十幾米之隔的兩層大使官邸,就在它“光臨”官邸的同一時間,官邸的主人——潘佔林大使,剛剛回到二樓臥室,正準備休息。
“在使館轉了一圈,看看沒有什麼異常情況,我就回屋坐到牀上,點上蠟燭看書。”潘大使記得,當時時鐘大約指向11點45分。
至今潘大使仍不能決定用哪個詞來形容那股爆炸聲更合適——“天崩地裂”、“地動山搖”、“一場大地震”,但潘大使肯定只聽到一聲巨響,而不是幾聲。據他介紹,後來許多同事都感覺聽力下降,回國體檢才發現耳膜已經變形。
手中的書本還沒來得及放下,潘大使看到臥室的雙層窗已經離開窗框、被甩到屋裏;碎玻璃頃刻間覆蓋了擋在大使臥牀旁邊的沙發;牆皮脫落;原本關着的門突然像不禁風吹的皮囊凸了出去……“我當時的反應是,使館附近的建築物被炸了,這是餘波波及到我們。”
大使趕緊穿好衣服,從變形的門框之間擠了出去,看看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眼前的情景令大使心中一震,主樓煙火四起,巨大的預製板被掀起,原本在地下室的煤氣罐掛在使館外圍的欄杆上……
“當時問究竟有幾枚炸彈爆炸,我們也說不清楚”,大使是在事後勘察才知道是五枚,而且竟然有一枚就穿透了他的官邸,好在沒有爆炸,“要不然,恐怕今天就不能坐在這裏接受你採訪了”,潘大使笑道。
兩條“自救通道”
“你是大家的精神支柱,你一定要鎮定!”這是事故發生後,外交部領導在電話中對潘大使講的話。
在意識到事故的嚴重性後,將人員和財產的損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成了潘大使面臨的首要任務。爲了避免困在主樓樓上的同事由於慌張從上往下跳,造成不必要的傷亡,潘大使站在院子裏高喊:“同志們,不要驚慌,要鎮定!”站在樓前指揮的潘大使至今記得,當時站在樓的旁邊,如同守着爐子接受炙烤,嗆人的煙霧讓他幾天後吐出來的痰都是黑的。
使館同事在浩劫面前表現出來的鎮定令潘大使至今難忘:大夥自覺地建立起兩條“自救通道”。一條是把塑鋼窗上的塑料窗簾接起來,下到二樓,再通過豎起的梯子落到地面,大使記得,傷勢比較重的使館一祕曹榮飛(邵雲環烈士的丈夫)和使館辦公室主任劉錦榮就是通過這個“通道”脫離了險境。“重傷的先下、輕傷後下、沒受傷的最後,秩序井然”;另一條是在使館主樓的東北角,幾個同事用牀單結成繩子下來。聞訊趕來的南斯拉夫救援人員用雲梯幫助困在五樓的同事安全落地,並陸續找到了幾位遇難同志的遺體。
在講述使館自救過程時,潘大使透露了一個細節:最先通過第一條“自救通道”落地的不是被困在使館裏的人,而是最重要的國家資財。潘大使至今爲之感動:“我國的外交官在生死關頭,總是把國家的利益擺在高於一切的位置。”
一個都不能少
在營救過程中,警報再次響起,北約新一輪空襲又開始了。
在現場的南斯拉夫救援人員告訴潘大使,第二次打擊往往針對救援人員,而且殺傷力更大。話音未落,一枚導彈從衆人頭頂呼嘯而過,擊中了離使館只有半里路的一座旅館。
據潘大使回憶,當時地面比較混亂,使館倖存者、救援人員和各種車輛混雜在一起,如果再有炸彈來襲,後果不堪設想。鑑於這種情況,爲保證大家安全,潘大使決定使館人員撤離到附近賓館。
安頓好後,急於瞭解傷亡情況的潘大使立刻搭上一位記者的車趕往醫院。按照醫院規定,沒有院長的允許一般人是不能進停屍房的,而當時天還沒亮。潘大使硬是把醫院院長從牀上叫了起來,“當時感覺時間過得非常慢”。
看望了犧牲的和受傷的幾位同事後,心情沉重的潘大使又立即返回了使館,因爲他發現死者和傷者中沒有使館武官,必須找到最後一個失蹤者。
但因爲第二次空襲還沒有過去,南聯盟警察攔住了大使。
“我們裏頭還有人,請把你的手電筒借給我!”
“你進去,第一危險,第二找不到人”,警察搖了搖頭。
正在交涉中,裏面穿來令人振奮的消息,武官找到了。
“你讓我進去把他背出來”。大使再次向警察請求。
“你進去背不動”,警察沒有同意,而是叫來救護車將武官運走;但不管怎麼說,大使心裏的一塊石頭終於落地。
第二次生死抉擇
“留下來也是一種考驗!”當中央決定仍留下少部分使館人員堅守崗位後,潘大使第一個報了名。“那時候在南聯盟已經沒有哪裏是安全的!軍用設施、民用設施、甚至連外國使館都炸了,還有什麼地方是安全的?”
“應該說,留下繼續堅守崗位,也是一種生死抉擇”。潘大使記得,當時留下來的還有李銀堂參贊、李軍副武官、陳立二祕、張存良二祕和隨員董健。
潘大使告訴記者,當時留守人員的壓力是很大的,條件艱苦不說(尤其是與國內聯繫非常困難),身心也多少都受到炸館的影響;而回到祖國意味着安全、意味着休整。
“我當時對他們說,面對兩種選擇,我寧願選擇留下來。外交官不光是西裝革履,在生死關頭,應該有不怕死的精神。”
潘佔林先後擔任中國駐吉爾吉斯斯坦、烏克蘭、南聯盟和以色列大使,2003年從以色列卸任回國,目前擔任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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