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張仁貴是靜悄悄地離任的,一起工作多年的部下們說,走時他連招呼都沒打一個。2月15日,海寧大火,40人死亡;4月24日,就在中海油、吉林、密雲等領導先後引咎辭職後,海寧官員開始私下傳說,市長張仁貴也要“下課”;26日,市長遞交辭呈;29日,海寧市人大常委會通過;30日,市委市政府正式宣佈。
這是4月中國官員引咎辭職風潮中的一例。當媒體紛紛激賞“官員問責制”、期盼官場氣象更新的時候,作爲發生地的海寧,百姓的反應如何?官員的真實心態又是怎樣?
5月12日,記者來到這個聞名天下的觀潮勝地。
“撤職”也算有個交代
在海寧的一個老茶館裏,喝茶搓麻將的老人七嘴八舌地對記者講:“市長?個子小小的,好像做了沒多久吧?”“撤職好,也算有個交代。”“也怪不得他,運氣不好,叫他碰上了……”
幾乎所有議論的百姓都下意識地用了“撤職”兩字,其實,張仁貴是主動辭職的。海寧市人大常委會以2票反對,2票棄權,16票贊成,通過了他引咎辭職的請求。據說,不少代表是經過了一番思想鬥爭後才投了贊成票的。
事隔兩月,海寧街頭巷尾的熱門話題,已經從火災轉向了由此導致的“官員下課”———除了市長,市委書記馮水華黨內警告處分;事故發生地的黃灣鎮黨委書記宋新華撤職,鎮長許林海撤職;五豐村黨支部書記平建華、村長祝福金留黨察看一年,職務解除。
42歲的張市長,嘉興人,去年當了9個月代市長,今年2月正式出任市長,之前還當過海寧市組織部部長、副書記。一位快退休的官員評價:工作兢兢業業,點子不少;他的屬下說:挺有能力,思路相當清晰;當地一位民營企業家說:爲官正派,不做市長,倒可以交朋友了。
市長做了一年多,不說其他,招商成績有目共睹。去年海寧提出“經濟重點抓工業,工業重點抓引資”的口號,一年實際利用外資突破1億美元;今年年初又確定爲“招商引資年”,一季度合同利用外資1.55億美元,同比增長近500%,在海寧的發展歷程中頗爲罕見。還有一件事爲海寧官員們津津樂道———去年下半年開始,還是代市長的張仁貴親自帶隊,緊盯着臺灣的一個液晶顯示器生產項目,十幾個億美元的投資,誰也說不清市長離任會不會影響這個大家盼了一年多的項目。
市長走了十來天,官員們議論了十來天。有的說,市長走時只跟幾個人打了招呼,“有空了來看大家”;有的猜測,市長年輕有爲,三個月後準保走馬任新職;還有的說,市長回家後,心情挺不好,手機就沒再開過———這是事實,記者直到發稿前也沒撥通他的手機。
官,不好當了
官難做了!張仁貴“引咎辭職”之後,海寧市不少官員都大發感嘆。海寧市政協的一位幹部說,“升遷憑政績,處罰看責任,這是慣例,但現在即使不是瀆職,失職、指揮失誤等直接過錯也要受罰,規則變了。”一位正科級幹部嘆道,“不確定的事件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一旦發生就是‘一票否決’,就算你的工作再出色也沒用場了。”
據說,黃灣鎮黨委書記、鎮長離任前,挨村去道別,當時不少人哭了,連有的遇難者家屬都說:“天災人禍的,怎麼怪得上你們呢?”而對於市長的“引咎辭職”,不解和迷茫的情緒更是普遍。
其實,浙江省委、省政府在處理意見中,對“責任”有明確說法:“事故反映了當地領導在工作中有薄弱環節”———其一,整治迷信活動場所只重視階段性專項清理,忽視經常性管理;其二,社會管理、精神文明和綜合治理等工作責任落實不到位;其三,農村基層文化陣地建設相對滯後。
“三個問題,確實條條切中要害,”一位多年從事文化管理工作的官員說,“可是以前誰也沒有因爲這些籠統的責任而下臺的。”另一位資深的老幹部分析說,以前幹部下臺,或有經濟問題,或有明確責任,但今後,“當官的不僅要負具體的責任,還需要肩負政治道義上的責任,也難怪有些官員一時不能適應。”
長久以來,把官員升遷和政績優劣緊密掛鉤的心理已經非常深刻,當官員們發現還需要爲政治道義或輿論壓力負責之後,不免有些茫然。“因爲缺乏對政治上道義上負責任的傳統,大家就覺得不可控的因素導致了政治生涯的失敗是難以接受的。”當地一位企業家說。
對於張仁貴的“引咎辭職”,官員們除了有些迷茫,更多的是緊張。如今一有風吹草動,轄區一把手都不敢掉以輕心。近日海寧附近地區的某企業出了個小問題,一把手立即連夜趕赴現場。“以前是不會這麼重視的。”當地媒體同仁說。一頭是發展,一頭是安全,前者管升官,後者防丟官,如今官員兩頭都不敢疏忽。
官員要習慣“下課”文化
記者:最近官員“引咎辭職”不斷,媒體大多爲此叫好。可在當地,官員和百姓的反應並不像媒體那麼熱烈,這是爲什麼?
陸建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這說明“問責制”需要把撤職和辭職分開來,並且保證問責過程必須合法透明,現在人們還是把“引咎辭職”當成一種行政處分,而不是個人的自主行爲。當然,或許這是因爲“問責制”和中國多年來的行政習慣不符,因此一開始會引起一些不適反應,但相信最終能被大家坦然接受的。
毛壽龍(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這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新的遊戲規則對一些官員可能還會產生“消極工作”、“竭力掩蓋事故”等負面影響。但是如果建立一套完整的問責程序,而不是權宜之計,大家將會逐漸習慣,問責制也將會越來越“專業”。
記者:將升遷和政績掛鉤的社會心理已根深蒂固,一些官員覺得發展的壓力已經夠大了,現在又要對政治倫理和道義負責,覺得既不解又委屈。
陸建華:官員有這種壓力是正常的,我國缺乏類似的政治習慣。當然,如何負起政治倫理和道義責任也要具體分析,是否要一把手承擔,要看事件的代表性,不能硬套。
毛壽龍:對於官員來說,今後要逐漸習慣對政治倫理以及輿論壓力負責的機制和環境,對於“問責制”來說,則要避免兩個誤區:一是流於形式,淪爲作秀;二是矯枉過正。如果一窩蜂“問責”,不建立多重標準體系來評判一個官員,好制度也會走向反面。今後的官將會越來越難做,這是趨勢,也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