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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的寺廟祠堂還是開啓民智的“先鋒” |
孩子上學讀書在現在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在過去可不是什麼容易事。當初的大戶有錢人家讀書沒問題，一家或是三四家請來一位“私塾”老師，教一些“四書五經”之類的學問，應該算是上學了。可窮人家基本上很難讓自己的孩子讀書、上學。
民國年間做過一次統計，天津人入學受教育的人數不過十分之三。男孩子到十歲左右就要幫家人賺錢謀生，當時，咱天津衛就有“小子不吃十年閒飯”的話。而女孩子更是自小受着“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薰陶，入校讀書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剛解放的時候，相當於現在三四年級的小學生，就能成爲“掃盲小先生”，教衚衕裏的大爺大娘識字，可見當時的老百姓受教育的情況是多麼的可憐。
按說，作爲中國近代教育的發源地，咱天津衛的教育事業起步可算是早的，明朝正統元年，也就是1436年，天津左衛的指揮僉事朱勝便捐出了自己的一所宅子，爲天津衛建立了第一所學校，也就是現在東門裏的文廟。其後，歷經明清兩代，天津由衛到縣，這學堂就一直沒離開文廟。不過，這個時候的學校並不是學習的場所，而是考取功名的必經之路。而當時，啓蒙教育的重任便落在了一位位“私塾”先生的肩膀上。
“私塾”先生愛擺譜
“散館”老師亂教課
一提起“私塾”先生，人們總會聯想到：讀書搖頭晃腦、一身酸文假醋，隨身帶着戒尺，隨時可以打學生手心板子的形象。
請得起“私塾”先生的都是有錢的大戶人家，一旦家中的孩子到了該讀書識字的年齡，便會聘請老師到自己家裏設立“專館”，專教自己和親屬的孩子。當然也有幾家合夥請一位老師的，但那實際上也是屬於“專館”的範疇。當私塾老師的，一般都是些屢次趕考不中的讀書人，所以一旦當起了“私塾”先生，便證明這個人這輩子再也沒有機會當官了，所以纔有“家有隔夜糧不當孩子王”的說法。
做“專館”的老師一般要求都會比較高，因爲他知道請得起“私塾”先生的人家都是家道殷實的富庶之家，老師一般除了要請他的這家供給教書期間的一切食宿，按時發給束滫
(也就是工資)之外，逢年過節的還要再給一些額外的錢財禮品以示感謝。而先生在教書的時候，也必定是長衫馬褂，沐浴剃鬚，再戴上一副當時流行的茶石眼鏡，倒也是衣冠楚楚。
“私塾”教授的課程，必定先從《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必讀雜字》、《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規》、《千家詩》這7本啓蒙讀物開始，一個“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便要教上一年多的時間。此後，便開始教《孟子》，而後是《論語》、《中庸》、《大學》，等到“《大學》畢業”之後(大概需要三到五年)，一般不想考取功名的學生便會結束學習生涯，而想要進京趕考的呢則開始學習，其實就是背誦《詩》、《書》、《禮》、《易》、《春秋》這“五經”。這種“私塾”的課程表一直延續到科舉制度被廢除之後。能夠上“專館”的基本上都是男孩，而在旗的女孩也是可以和男孩一樣上“專館”的，學習的內容也和男孩一樣，只不過多了一本課外讀物———《烈女傳》。那時的教學方法，也和現在大不一樣。並沒有上下課的制度。每天上午開課後，先是學習書法，練寫毛筆字一至兩張仿。從描紅開始，寫“罩影”，再寫“幫影”，最後“臨帖”寫“空影”，這是規程。讀書也是老師用紅筆“號書”，叫學生死記硬背，並不開講。當天號的書段，必須當天背會。第二天早晨給老師背一遍。背不上來者，罰跪或罰戒尺。因怕罰跪捱打，逃學成了再平常不過的事情。
此外，還有一種叫做“散館”的私塾，這種“私塾”是由教師自己開辦的，招收來自各個方面的學生，教授不同年齡、不同程度的學生。這種“散館”大多數都分佈在天津老城廂內外或者居住相對集中的地方。“散館”招收範圍很廣，學生年齡大小不等，因此“散館”的學童數量也都多於“專館”，但其規模都較小，辦學的條件一般都比較差，經常是一間屋子裏，同時上着幾種課程，老師的收入也極其微薄。在“散館”讀書的學生，是要按月或者按季向老師交納學費的，至於多少，則要看學童的年齡或者學習程度決定。在“散館”裏教授的課程就沒有“專館”那麼明確了，一般也就是些“人，一個人，手，兩隻手”之類的最基礎的知識。
除了“私塾”之外，還有一些“官辦”的學校負責啓蒙教育，這些地方被稱爲“義塾”，一般是由一個地方的宗族設置的學塾，這種學塾的規模和設備都比較簡單，辦學的經費開支一般都由各個衙門撥給。學塾對家境貧困無力上學的農家子弟，除給書籍文具外，還會免去學雜費，以鼓勵孩子們上學。“義塾”在招生和考試的時候，都有一定的名額限制。一般情況下，每年進行兩次考試，應試的文童，也就是上一級的學童，也就只有三到六人。
“借廟興學”開民智
“學堂林立”語雙關
就這樣，不變的課程被教了一年又一年，直到西方列強的尖船利炮打破了天津封閉的大門。當天津衛變成了“九國租借”之後，有識之士開始痛定思痛，要從根本上改變落後的面目，就要從開啓民智做起。於是，在天津便興起了創辦新式學校特別是小學的高潮。要創辦新學就需要有一個相對集中寬敞的地方，全部新建是絕對不可能，那又有什麼地方合適呢？當時有一個叫林墨青的人便看上了散佈在天津各地的廟宇和祠堂！於是，一場被稱爲“借廟興學”的運動在天津展開了。
面對八國聯軍在自己家鄉的土地上肆意踐踏的鐵蹄，作爲直隸學務處參議的林墨青憂心忡忡，在他看來要想強國富民，必須從基礎教育開始便接觸新學，於是他和嚴範孫先生一起找到了當時的直隸總督袁世凱，懇請袁世凱支持他們興辦新學。在小站練出了九鎮精兵的袁世凱對於新式教育倒是十分熱心，立刻便表示將全力支持。這時校址成了一個大問題，到哪裏能夠找到既處於居民聚集的場所，而又寬敞的地方呢？林墨青看上了遍佈天津衛的各種寺廟祠堂。因此當時建立的各個小學都是以所在廟宇的名稱爲名的，1903年在西門裏城隍廟創辦了天津歷史上的第一所小學———城隍廟小學(現南開區中營小學分校)。該校佔用了縣城隍廟的殿堂和配殿。把縣城隍爺的塑像移到府城隍廟中，原先的正殿改爲大禮堂。在迎門的屏門上高懸署名項城袁世凱的匾額“官立小學堂”，再下爲孔子像。兩旁柱子上各掛着一幅畫像，左爲岳飛，右爲關羽。當時的禮堂很簡陋，無坐席。禮堂前有一大院，供學生課外活動。其四周是教室，既有新建的，也有配殿改建的。8月14日開學慶典時，袁世凱率領着社會各界名流到校祝賀。此後，在1903年到1907年的五年之間，新式小學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創立，像藥王廟小學、玉皇閣小學、白衣庵小學、謝公祠小學等，這五年一共創建了新式男子小學17所、女子小學11所。當時天津流行着“學堂林立”的說法，這裏面既表示新式學堂之多，也暗指天津的新式小學全是由林墨青建起來的。
當時這些小學所需用的費用，除由士紳籌集外，主要以廟產地租爲來源，這樣便嚴重影響了寺廟僧道的生活，這引起了他們的不滿，再加上建立學校要搗毀廟內的神像，於是在這些小學中，經常流傳着許多嚇人的迷信故事。所以，後來在廟宇中開辦的學校都不搗毀廟宇中的神像了，老師講課的黑板便放在佛像的腳下。
那時候能夠上這種新式小學的，依舊以富人家的孩子爲主，因爲每個學期的學費是不能拖欠的。學費一般一年3塊左右，也不一定就是錢，可以以米麪來代替，按照學校條件的不同，學費也高低不同，一般至少要交一袋洋白麪，棒子麪可不行。每個學期開始後，學校都會請來剃頭師傅給學生一人剃一個光頭，學生家裏則要準備一件新的藍布大褂，也就算做當時的校服了。而且當時的小學只有講臺卻沒有椅子，學生要從家裏自帶椅子來上學。
除了興辦新式小學，林墨青還在西北角建立了一處“廣智館”，也就是現在博物館性質的場所。當時展出內容包括：天津的土特產品、工農業生產程序、科學常識圖解、動物模型、風俗習慣等等，他在城廂附近成立了宣講所，地址就在西門北東側，該所面對西馬路，進門迎面爲講臺，前有講桌，後有黑板，講桌前爲數排條板凳，左側爲閱報室，右側爲圖書室，並備有白開水供人飲用。每晚派人宣講，包括讀報紙、講故事、宣傳好人好事，灌輸科學知識，起到了移風易俗、改良社會、開通民智的效果。此外還在講習所內設立半日小學，專收貧寒子弟入學，不收學費，並代備書籍，側重寫算課程，以便儘快地爲貧家子弟培養謀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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