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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們不應該關心我們退學的人，應該好好關心那些還在學校裏的人。”楊晨，一個19歲的女孩兒趿着高跟兒拖鞋，坐在自己住所雜亂的桌子前，一邊抽菸，一邊輕描淡寫地說。
她離開學校已經5年了，那時她上初中二年級。兩年前，她出版了第一本長篇小說《感恩而死》。
另一個17歲女孩兒，劉雯，在剛剛開學的高一下學期，也選擇了離開學校，儘管這個學習的機會是她努力了很久才得來的。
劉雯一再聲明自己不叛逆、不另類，但她永遠揹着一個發黃的綠色軍用書包，上面彆着四枚毛主席像章，一個紅五星，還有個小牌牌，上面刻着：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毛澤東。
一位鄭州讀者打來電話，向我們講述了楊晨和劉雯的事情。這兩個女孩兒的退學都因媒體報道而在河南引起不小的討論。
這位讀者說自己也是位母親，看到越來越多的孩子離開了學校，心裏充滿了憂慮、無奈和遺憾。“是她們無法適應學校，還是學校容不下她們？可她們實在太小了，實在不應該。”
“每次我指出他們的錯誤，他們都批評我，甚至讓我出去”
楊晨比劉雯大兩歲。她大大咧咧，一頭捲曲而混亂的長髮，喜愛化妝，碰上聊得來的人，就閉不上嘴。她只在上學前感覺過快樂，隨後包圍她的只是世界對她的敵意。於是，她選擇了奇裝異服，故意搗亂，逃學。“的確，我是個老師都不喜歡的學生。
楊晨的父親是個軍人，母親是個醫生，他們對這個孩子沒有比其他父母更多的期望，包括在她退學之後仍是這樣。“只是希望她能快樂。”但楊晨的媽媽董芳也承認，自己似乎從沒真正瞭解過這個孩子，只是覺得“她從小就複雜”。
楊晨小的時候大腦的平衡功能似乎有些問題，全家人都堅信這是她出生時短暫的窒息造成的。她沒辦法和別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她跑步追不上別人，經常摔跟頭，其他女孩子常玩的遊戲，比如跳皮筋兒等，她也學不會。慢慢地，在羣體活動中，她成了別的小朋友不願意接納的玩伴兒。
於是楊晨選擇了獨處。這期間，她發現了讀書的樂趣。從小人書，到簡單的兒童讀物，從自家的書，到鄰居和父母朋友家的書，楊晨在其他孩子還只會玩耍的時候，就已經讀了《三字經》、《百家姓》，並開始涉及四書五經和中國古典四大名著。
在楊晨媽媽看來，這個孩子似乎把能量全部用在了看書和喋喋不休地對話上，她很少在夜裏12點以前睡覺，同時也要求別人不睡，陪着她。“你知道嗎？她居然從小就會嘲笑我們。”董芳說：“說我們成天只知道睡覺，還質問我們這樣難道不覺得浪費時間？”
因此，楊晨到了上學的年紀，家裏人都很高興。在楊晨那時的期待中，學校的印象來源於孔子的學校：三千弟子，聚在一起討論共同感興趣的話題。
但學校並不是楊晨想像的那樣。儘管楊晨的學習成績一直不錯，但她並沒有得到自己想知道的東西。媽媽回憶起最初幾年的時光時，承認楊晨是個紀律不好的學生，她常常聽老師說楊晨上課接下茬，或不停地發問，直到逼得老師回答不出，不得不讓楊晨罰站等等。
一個至關重要的事件發生在楊晨三年級時。那時她所在的班有一節語文公開課，講孔融讓梨的故事。在公開課的前一天上午，老師特意演習了一次，因爲楊晨大量的閱讀積累，她被安排在公開課上做總結性發言。但就在那天下午，因爲再一次上課隨便講話，楊晨的書包被老師扔出了教室。
楊晨的報復很獨特。在上公開課的時候，她站起來不慌不忙地說：孔融把大梨讓給別人，因爲他知道大梨壞了。
不知其中奧妙的聽課老師鬨堂大笑。正在講課的老師的臉立刻就變得煞白，甚至整個身子都哆嗦起來。
放學的時間到了。董芳的辦公室裏衝進來一羣孩子，七嘴八舌地說：阿姨，快去看看吧，楊晨闖禍了，闖大禍了。
董芳一進教室的門，那位老師便衝過來，劈頭蓋臉對董芳數落楊晨。董芳只能一個勁兒賠不是，解釋說孩子小，不懂事。那位老師不接受這種解釋，大聲嚷着：她不是不懂，她就是故意的，故意的。楊晨就坐在一旁的椅子上，面無表情，一聲不吭。
那天晚上楊晨捱打了。這也是董芳記憶中，打女兒打得最狠的一次。
在親戚朋友眼裏，楊晨的父母都是性情和藹、忠厚朴實的人，從未和別人拌過嘴、動過手。但他們的女兒卻常常捱罵捱打。
“爲什麼打她？我給你舉個簡單的例子。”楊晨爸爸說，“放學回來，一邊走一邊唱歌兒，問她：今天怎麼這麼高興哇？她說，老師今天沒留作業。好，過一個星期，老師打電話來說：你家楊晨一個星期沒交作業，怎麼回事？”他停住了，嘿嘿樂，“你說我什麼感受？打唄！”
董芳到現在也不太明白，老師批評一兩句，別的孩子都可以接受，爲什麼楊晨就不能？“我最不喜歡她哭，邊哭邊說，越說越哭，怎麼她就那麼多道理？”“那麼你問過楊晨嗎？爲什麼她不能？”我問。
董芳愣了一會兒，說：“沒問過。我只是覺得她太敏感。因爲那時我們都覺得，老師批評孩子，總歸是自己的孩子有問題。”
在家庭成員裏，最能理解楊晨的是舅舅董魯冰。這也是惟一一個堅持將楊晨退學的原因首先歸結到她父母身上的人。
“她爲什麼總是吵，爲什麼總是和人爭論？”舅舅回憶說：“我想，是因爲她需要理解。”
“他們很愛自己的孩子，但他們是傳統的中國人。”董魯冰說，“他們認爲小孩子不能頂撞長輩，認爲老師永遠都是對的，想不通小孩子怎麼能有獨立的思想。這樣的結果便是，一方面沒有理由地愛孩子，另一方面只有一個理由地去責罵孩子———在學校不聽話。”
10多年後的今天，楊晨的爸爸媽媽似乎漸漸接受了當初楊晨的行爲，這種改變對他們是很困難的，當楊晨說起一本書上對某首宋詞的解釋不對時，董芳還是很自然地說：“書上說的怎麼可能是錯的，那是商務印書館出的書呢！”
對於楊晨來說，現在的改變來得太晚了。在老師說她“有人生沒人管教”時，叫她“小丑”時，以及在她聽到那些她認爲有理由去抗爭的言辭時，她環顧四周，找不到一個可以躲藏或尋求慰藉的角落。她漸漸放棄了這種尋找。現在的楊晨，所有關於學校的記憶都是可笑而不可理喻的。
她說從來就不喜歡上學。她討厭大家穿一樣的校服；不喜歡每天早上站在校門的值日生，見了老師就敬禮問好的場景———因爲沒一個老師向同學問好；她認爲老師在講臺上講課都是裝模作樣，“每次我指出他們的錯誤，他們都批評我，甚至讓我出去”；她不喜歡寫作業，也不在乎考試成績，甚至對於加入少先隊這樣小學生都引以爲榮的事，她現在回憶起來也覺得是很荒唐的。
“那是冬天，下着雪，我在教室外站了幾個小時。那是我這輩子第13個生日”
四年級下學期時，楊晨的父母下決心讓她轉學了。
在新學校裏，從小就不喜歡運動的楊晨突然喜歡上了足球。她不會玩兒，卻精於欣賞、評論和組織活動。很快，她集結了一批熱愛足球的男孩子在身邊。她組織了一個球迷協會，自封會長，下轄足球俱樂部。每天放學後書包在操場旁一堆，便開始比賽。任何想參加比賽的人，必須要先經她批准加入俱樂部。
楊晨自創了一份協會小報，名曰《死不瞑目報》。不定期出版，全部由楊晨撰稿，手抄本，每期一份四版，在協會內大家傳看。之所以起這個名字，是因爲賀龍說過的一句話：中國三大球不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則死不瞑目。
1997年5月29日這一期，有如下內容：
足球評論：健力寶隊的優勢與劣勢；
球星風采：裏肯；
綠茵導航：足球學校；
國際足壇：裏皮說，意甲比冠軍盃更重要……
在足球新聞不多時，《死不瞑目報》還刊載文學欣賞、國際政治、經濟信息等內容。
1997年5月23日的“週末版”，頭版刊登了13條國際新聞，包括：美國新版美鈔僞造情況嚴重；聯合國：報告認爲腐敗將嚴重影響各國社會經濟結構；世界經濟競爭力排出座次，美國、新加破、香港分別佔據一二三位；F22：下世紀美軍主力戰機……1997年9月1日這一期，“萬里江山”欄目裏的新聞如下：十五大將於九月十五日召開；令狐安出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河南省中小學生課桌合格率僅爲0.8%；臺灣新領導組成。
這份報紙至少出版了半年之久。但這份轟轟烈烈的“事業”爲楊晨帶來的“聲譽”僅僅是持續不斷的家長投訴———孩子們放學都不回家，跟着楊晨“四處征戰”。因此，這份短暫的快樂被老師以“影響學習”爲由查封。
楊晨也並沒因表現出才能得到老師的喜愛。一次，她的數學試卷忘了寫名字，發回來的試卷上畫了個大大的零蛋。楊晨環顧四周，發現沒寫名字的不止她一個人，而其他人卻不是零分。她站起來大聲與老師當衆理論。氣急敗壞的老師向門外一指，說：你，滾出去！楊晨一梗脖子：出去就出去，不過我是“走”出去，不是“滾”出去。
在楊晨每一次昂頭走出教室的時候，她都不知道會帶來什麼結果。漸漸地，楊晨發現，很少有同學願意和她交朋友。她不僅成爲老師討厭的學生，更是被同齡人看不上的人。大家都幸災樂禍地看着她每次受罰，眼睛裏飄出些近似得意的神情。
楊晨開始逃學了。她借了同學姐姐的身份證，辦了一個市圖書館的閱覽證。由於年紀太小，她不得不像小偷一樣藏在成人閱覽室裏，以免被人攆到少兒區去。也就是從這時開始，她的眼睛從中國文學轉向了世界。她驚奇地發現，那裏也有同中國一樣博大精深的文化。
12歲，楊晨和其他同齡孩子一樣上了初中。按學區，她被分到了一所重點中學。她對即將步入的重點學校生活抱着豐富的幻想。董芳說，楊晨整天把錄取通知書揣在衣兜裏，怎麼勸她放在抽屜裏也不管用。在中學報到的第一天，當她把這份揉搓得皺巴巴的通知書交給老師時，得到的卻是一句陰陽怪氣的話：喲，你可真了不起啊！
楊晨的初中班主任要求大家在每天放學後仍留在教室裏學習。於是，這間教室經歷數個讓人幾乎難以相信的夜晚：即使在晚上七點半學校斷電清校後，每張桌上點支蠟燭，幾十名學生抻着脖子努力看黑板上的字，幾支手電筒像聚光燈一樣在教室裏掃射着。
怨聲不斷，但沒人敢提出來。
一半是出於憤怒，一半是爲了回家看《足球之夜》，楊晨當衆向老師提出準時下課的要求。“真不知你家裏是怎麼教育你的！”爭論幾個回合後，老師扔出這麼一句話。
一個致命的轉折可能是因一件小事而起，小到楊晨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可能是上課說話，或者又和老師爭論，或者沒有交作業，她又被罰站了。“那是冬天，下着雪，我在教室外站了幾個小時。那是我這輩子第13個生日。”
楊晨說，她站在那兒，看着飄着的雪花，心裏苦惱極了。“我覺得我真是很失敗。”
那天晚上董芳回家時，看到的是躺在牀上叫不醒的女兒，一個空的安眠藥瓶子和幾行草草的字。
“爸爸媽媽，我對不起你們……”只看了一眼，董芳就瘋了一樣抱起孩子衝了出去。
這件事後不久，楊晨揣着十幾塊錢，偷偷從鄭州跑到洛陽去找在那裏工作的爸爸，先後換了幾所學校，勉強又繼續了大半年的學業，然後便徹底放棄了。這之後，楊晨也時不時對爸爸說，“讓我去上學吧。”爸爸倒反過來勸她，“算了，你還是在家自己學吧。”
劉雯把報名表扯得粉碎，奮力扔向講臺，大喊着：“我寧願不參加這個虛僞的比賽！”
楊晨徹底離開學校時，劉雯剛剛小學畢業。
她是帶着無數榮譽結束小學生活的。她一直是班長、大隊長，區、市級三好學生，省十佳少年，她的畫還曾獲過世界和平書畫展的獎項。
但翻看劉雯的照片，除了幼年時期有活潑的笑容，其餘的她都是一副嚴肅沉重而若有所思的樣子。這種面孔也留存在她隨手寫下的小文中，有一篇名爲《人生的軌道》：
“我是一輛平凡的小火車，在迷惘中，仰着稚氣的臉龐探索。這條路要走嗎？那條路對嗎？爲找到自己的人生軌道，我在邊走邊思考。縱橫交錯的軌道，真的很不好找到真正屬於我的那條。走錯後的遺憾，也有時拉起長笛呼嘯！我努力地尋找！……”
“思考是我的屬性。”這是劉雯對自己的描述。但是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可能在思考些什麼呢？
這個在小學時代幾乎得到了所能想到的所有榮譽的孩子，進入初中後，開始漸漸“沒落”。劉雯的解釋是，自己開始變得暴躁，“不知道爲什麼。也許因爲一下子看到很多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初中時，劉雯經歷了一件讓她印象深刻的事。當時學校安排兩名學生參加市裏的作文競賽，一個是劉雯，另一個是她的好朋友。偶然地，劉雯得知，原來那個好朋友的作文是家裏人幫忙寫的。
在老師宣佈參賽名單的課堂上，劉雯突然站起來，把報名表扯得粉碎，奮力扔向講臺，大喊着：“我寧願不參加這個虛僞的比賽。”
一個開始試着用自己的眼光去理解社會的年輕人，最初只找到了這種“粗暴”的解決辦法。
“你問我思考些什麼？我說不清楚。我的腦子有時候非常忙。我看到什麼都會想，看到社會上的貪污、腐敗，看到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看到貧窮……”劉雯在《這個老師有點NB》裏，這樣寫道：
“一切的虛僞、狡詐、欺騙、隱瞞……都是學校陰險地讓小孩子們自投羅網後被灌輸的！！平時補、寫作業或是抄作業，考試時的對題作弊，都是虛僞狡詐。常常面對的形式舉措是在複習我們小孩的虛僞狡詐。有時面臨的上級檢查是在考驗我們祖國花朵的虛僞狡詐的功夫……向小孩子們壓啊！！壓啊！壓壓壓壓壓壓壓啊！！反正未來不只是我的，社會不只是我的，祖國更不只是我的！！……壓吧，壓吧！把你的怨氣都壓過來！反正我們小孩是弱勢力，是祖國的未來———這年頭連今天都保證不了，誰還考慮未來哦？！來吧！沒有幾個傻瓜會勇於反抗的！來吧，頂多壓出小孩子們自殺、自閉、自殘、自虐！！還有普遍的———自私！”
劉雯的父親是個普通工人，不久前剛剛下崗，母親是會計，一家人住在遠離市中心的兩居室裏，生活清貧。父母的房間佈置得很傳統，劉雯的房間則顯得凌亂，書架裏堆滿了書，地上的吉他和兩把椅子把牀以外的空間全佔了，牆上掛着劉雯自己畫的大大小小的畫———大部分是抽象的油畫。
“爸爸媽媽很愛我，我也愛他們，可他們不理解我。”劉雯說，“後來我想，也不需要讓他們理解。”
她遠不像楊晨那樣健談，但在平靜的外表下，總會讓人感覺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東西在她內心涌動。不說話的時候，她的眼神有些迷茫，但交談時，她會一直盯着你。
她的特殊幾乎無法形容。曾採訪過她的《鄭州晚報》記者張志穎舉了個例子來形容她：如果有個人罵劉雯是豬，劉雯根本不會生氣，她會特別認真地問，爲什麼罵她是豬，她哪裏像豬，如果那個人不回答，她會一直追問下去，直到罵她的人落荒而逃。
劉雯一再強調，她退學和學校無關，和應試教育無關，和別人無關，那只是她自己的一個選擇而已，因此她拒絕談一切學校裏的事情。
“其實劉雯在學校裏並不快樂。”張志穎說，“她只是不願意講那些事罷了。”
初中時，和楊晨一樣，因爲在課堂上和老師爭論問題，劉雯也有過被攆出教室的經歷。我向劉雯求證，她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是有過，不過沒什麼，我根本不在意。
但那之後不久，劉雯主動向家裏要求轉到另外一個城市的另一所學校去。“我說不出具體的理由，我當時只是覺得，如果不離開那個環境，我就會死。”
有一篇《蛋窺社會》的文章，大約就寫在這個時期：
“……人何嘗不如此？最初的白紙漸融於紅塵，慢接近社會。一切本不應染的東西卻大量的塗滿了白紙。可憐的白紙！什麼叫理性？什麼叫感性？難道迷迷糊糊，沒有自己的見解，對事實‘真’‘僞’‘虛’‘實’緘默不語，不思紕繆，不敢彈劾，置身於流俗才叫理性？難道只爲一些無聊的，沒有任何價值的但很被社會青睞的事物去絞盡腦汁地迎合才叫思索，才叫感性？？”“我這輩子就那幾天光景，不站起來叫喚，簡直就是浪費”
新的環境帶給劉雯的，只有更多的獨處、閱讀和寫作的空間，還有開始一落千丈的學習成績。
離中考還有兩個月時，劉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我想考個好成績。我感到父母對我的期待。我希望讓他們驕傲。我知道如果我努力就可以，可我沒有時間了。”
於是，她抱着自己所有的“榮譽”，開始一個人在鄭州的中學裏挨個兒去“討價還價”。她那時的想法是：只要有一所學校要我，不管它是什麼樣的，我都會去念。
一個多月奔波下來，她退學前的這所高中同意降40分接收她，校長還在劉雯的“強迫”下，寫了份書面的說明，並加蓋學校公章，以做證明。
然而就是在這種強烈的願望和努力下得來的學校，她只念了一個學期，便悄無聲息地離開了。
“不，不是因爲學校。”她還是用那種一字一字誠懇而不容置疑的口氣說。“我只是想學自己感興趣的知識。”
“如果再等兩年，上了大學，你一樣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去學習呀！”
“不，我想，那時候，我可能已經不是現在的我了。”
關於這段生活的記敘中，有這樣一篇講述語文課的———
“誰說我喜歡語文我跟誰急！誰說我語文好，和讓我一頭撞死差不多！！我真的很懷疑，那編寫語文書的人，是不是吃飽撐得難受啊？真是本語言顛三倒四的笑話書啊！！無聊的可以！！比如說：《荷塘月色》課後的補充閱讀，竟然是對朱自清描寫的荷塘的長寬高與地理位置的介紹啊！我真懷疑是不是語文書啊！！
“看朱自清的一篇《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一句‘看到那晃盪着薔薇香的水面……’我本想閉上眼體會到當時的情景，沒有想到(其實應該想到，只是總是抱有幻想)老師竟然打斷了我的情緒，向全體同學發出問題：‘看看這句話，爲什麼用比喻句啊？？’shit！！哪有什麼爲什麼啊？？作者當時感情投入，就自然流露出這句話啊！！就這麼解釋吧(如果非得要有個解釋的話！)。作者寫文章，就只是發自內心的感受啊，如果能讓讀者認真感讀，就是作者的目的所在啊！更何況，每個人的思想不同，所感受的當然也迥異啊！不說讓讀者與作者產生共鳴吧，只要能讓讀者引發起來思考就可以吧！”
劉雯開始公然逃課。
不，她不評論，不抱怨，不爭論。“我學圓滑了。我知道和什麼人該說什麼話。”她說。
可是，“我這輩子就那幾天光景，不站起來叫喚，簡直就是浪費。”她在一篇文章裏寫道。
有時候，這種“叫喚”是有對象的。在她眼裏，黑板上的數字變成了令她“噁心的蛆”；老師變成了“魚缸裏的金魚”，不停地張着嘴，她卻聽不懂在說什麼；上課的鈴聲是“青春的喪鐘”；而父母的愛和期待變成了武器，是一杆“瞄準我的溫柔的手槍”；她，則只是一個“獵物”，一個不受歡迎被稱爲“怪人”的孩子，一個不懂表演卻不得不去表演的笨拙的演員……
有時候，是有些無奈的：
“我們是稚拙的，還沒有長出華麗的外殼。裸露的心，浮華中的危險與野蠻。還沒有長出外殼？還沒有長出外殼？我的錯！是我的錯？”
有時候，近乎是憤怒的聲討：“我對教師這個職業失望透了！啊！！什麼人類進步的階梯，簡直是抹殺人類心靈的劊子手……你心裏不虛？？你心裏不虛？？中國的未來都毀於你的手裏！你如果根本都不心虛，那是你早已‘殺人’殺紅了眼！……當老師，當老師！多麼神聖的事！現在什麼都有假，男的女的都可以瞎搗騰，對於我愛的老師也變得不敢確信。然後我去考察，去實踐，於是就在希望中誕生了絕望，徹底的絕望，心灰意冷！！！
“我早晚要離開你！離開你！！像甩開手上的蟲一樣甩走你！！然後送你一泡新鮮的大便，再附上一句‘把你給我的，還給你！！！’———思想的機器！！！！”
她離開了。
做決定前，她花光了所有的錢，燙了一頭捲曲的頭髮。這不是因爲她喜歡，而是因爲她討厭———“我不該討厭頭髮，我應該討厭衝動！我不該討厭耳洞，我應該討厭衝動！我不該討厭牛仔服，我該討厭衝動！我討厭徒勞的爭奪，我討厭歇斯底里的叫囂，我討厭滿牆的塗鴉，我討厭……我累了，我仍知道我得活着……”
退學了，捲髮被拉直，她小屋裏的音樂又響起來，洗個舒服的熱水澡，躺在有自己味道的被子裏，映着柔和的檯燈，一切掙扎歸於平靜。
“我不是韓寒，也不是春樹。我們之間都不一樣。每個人都不一樣！”
關於她們的報道出現在媒體上後，產生的反應各異。
幾乎所有對楊晨的反饋都是：支持！
而劉雯和記者張志穎還受到了不少責罵，認爲這是在鼓動所有的學生退學。當然，這些責罵全部來自家長。
“我想那是因爲我取得了話語權。”楊晨說。她的小說《感恩而死》2002年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一版6000冊售罄後，又再版了3000冊。
“我不是韓寒，也不是春樹。我們之間都不一樣。每個人都不一樣。”她們不約而同地說。
那麼她們是誰？
對於仍在校的學生，她們只是個離開了的同學；對於家長來說，她們是不能理解也無法約束的孩子；對於整個社會，她們是難以接受的異類———她們抽菸，喝酒，熱愛搖滾，打扮怪異，會動輒就罵“他媽的”，有着開放的性觀念，以及許多很難被世人接受的行爲。而對她們自己———是勇敢，執著，叛逆，還是其他？她們說不清楚，也不想說清楚。
娜拉出走了，走到哪裏去？1000個人可能有1000個答案。但這兩個孩子和更多孩子的出走，正發生在我們身邊。
“你覺得這只是叛逆、只是反抗、只是不希望約束嗎？”在3個多小時的討論中，張志穎說：“我想，他們只是在尋找。但他們不知道有什麼更好的途徑。”
“尋找什麼？”我問。
她沉默了一會兒，“他們尋找的那些東西，可能是大人們也在尋找的。”
“或者是每個人在那個年紀也曾尋找過的。”我接道。
“是啊。難道你上學的時候，沒想到過要退學嗎？我就想過。你沒想過‘活着是爲什麼’這樣的問題嗎？說實話，我到現在還想不清楚。”張志穎說。“我只是在尋找幸福。”劉雯說。
她有一首小詩叫《誰說我愛上了寂寞》：誰說我愛上了寂寞？我的心不停地在尋覓。也許理想只是理想的境地。那麼我的心，願在尋覓中死去，也不願輕易地把理想降低。
可是獲得幸福的道路在哪兒？“其實我很不自信，尤其在出了書後。”楊晨說，“我並不覺得退了學出了書就有什麼了不起。”
董芳有一段時間甚至覺得楊晨患上了自閉症，她幾乎不出房間，很少和人說話，以至於說話都不太清楚。
經歷了漫長的掙扎，楊晨似乎正重新回到父母所期望她走的那條道路上。
輟學5年後，楊晨重新燃起了學習的願望。她報了一個外語學習班，從《新概念英語》第一冊學起，還正參加調酒師的培訓，並準備在年底參加導遊資格的考試。“我知道我需要一些謀生技能。我必須要依靠自己生活。”她說自己學得很好，每週三次晚上按時去上兩個小時的課，第二天自己在家背單詞。
退學後，她仍關注着國內發生的各種新聞，正在以馬家爵事件爲背景，醞釀一部寫農村孩子成長的小說；她花了些時間呆在洛陽兒童福利院，無償獻過血，還希望有機會能爲艾滋病人做些什麼。她目前最想做的是職業是女性主義研究者，並願意爲此學習各種艱深的知識。“我想去北京的大學旁聽，你覺得行嗎？”她問我。
劉雯在進行了半個月短暫的全國採風後，也打算靜下來心，多讀些書，學自己一直想學的知識，比如繪畫、攝影和詩歌，如果有可能的話，也寫本自己的書。
她自己寫了份海報，跑到鄭州一個外國人聚集居住的小區，四處向人介紹自己：我叫劉雯，我想要學英語……她就這樣找到一羣可以隨時練習口語的外國朋友。
劉雯退學的報道在《鄭州晚報》刊出後，劉雯寫了這樣一段話作爲迴應：
“我不希望你們說我放棄了上學，因爲我選擇了生命，不僅僅是上學！我選擇的是我的生存方式，而不僅停留在上學與輟學的表面上！況且，回到你們所談論的話題上，我的初衷是———學習！學習對實現自己理想有意義的可貴的東西，克服一些有必要克服的東西！沒有必要爭執的！
“我知道自己道路的艱辛，我選擇艱辛！……用一句一個朋友送給我的話來說：我將要———吃苦耐勞，忍辱負重，堅持到底！”
告別她們，是在一個週末的深夜。她們輪流緊抓我的手，幾乎是用深情的眼神望着我。無論別人如何評論她們，那一刻，我似乎理解了她們身體裏的一切願望：她們不是什麼80後，不是什麼“垮掉了的一代”，她們有着和正常年輕人、甚至正常成年人一樣的需求，不僅是生活中的，更是精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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