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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視臺《面對面》採訪了揭開中原地區艾滋病爆發實情的一名普通醫生桂希恩，並在5月29日節目中播出。以下是節目實錄：
短片
五年前,一個普通的傳染病醫生
揭開了中原地區艾滋病爆發流行的實情
(桂希恩：這個村子裏頭病人很多了，而且這些人都是賣血的)
五年時間,他克服重重阻力
尋找和救治無助的病毒感染者
(桂希恩：遇到這種情況還不過問，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合格的醫生。)
爲了扭轉人們的偏見
他也曾和自己的病人同吃同住
桂希恩用行動重新詮釋一個醫生的職責
精彩對白：
記者:你當時發現什麼呢，你的結果是什麼呢？
桂希恩：我抽的標本里頭有超過一半是陽性的。
記者:醫生也有管轄範圍嗎？
桂：艾滋病沒有國界的，哪裏來的省界的。
記者：但是換一個角度來說，你不管這件事不會有人責怪你？
桂希恩：遇到這種情況還不過問，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合格的醫生。
記者：對方病人的這種感受情緒對你當醫生來說有這麼重要嗎？
桂希恩：我願意跟他做朋友，我願意讓我和他之間沒有隔閡。
人物簡介:
桂希恩
1937年生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傳染病科主任
1999年開始在河南艾滋病高發區從事開創性的疫情調查防治工作
正片：
解說: 2004年2月28日，歐洲銀行家馬丁?哥頓來到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將2003年度艾滋病預防的國際最高獎“貝利—馬丁”獎頒給了武漢市的醫生桂希恩，獎勵他在艾滋病防治領域的開創性工作,桂希恩--這位中國艾滋病高發區的最早發現者,在頒獎現場宣佈將五千美元獎金全部用作艾滋病防治工作,近日,《面對面》記者對這位多年來行事非常低調的醫生進行了專訪.
記者：你爲什麼還一直躲媒體呢？而且有時候是刻意的迴避？
桂希恩：因爲我覺得像你們這個節目，我覺得我這個人不值得報道。另外，老鄉的話，人怕出名豬怕壯嘛，沒有好處。
記者：但是你又得獎了，得獎這個會使你的名聲更大了，這件事對你重要嗎？
桂希恩：如果這個獎是讓我申請纔可以得的話，我絕對不會申請的。但是一個外國人他給這個獎了，他體現人家外國人關心中國人的艾滋病的防治事業，那這種情況，那我也只好接受了。
記者：但是我聽說有獎金，但是桂教授還沒有領到這個獎金的時候就已經決定要把這個獎金捐出去。
桂希恩：我不缺錢用，他要給我錢,我都用在這個上面了，人要那麼多錢做什麼呢。
我記得好像是巴爾扎克他寫的是《人間喜劇》。
他說了一句話，“沒有一個作家能夠寫盡金錢的罪惡”，我相信他這個話是對的，現在就是有些人把錢看的太重，纔出現這些腐敗什麼事情都出來了。就拿艾滋病來講，那些收購人血的人，還不是就想在這些人身上榨取錢財嗎？
解說：桂希恩是武漢大學中南醫院一位有着40多年從醫經驗的傳染病醫生，1960年他從武漢醫學院畢業後，志願赴青海省從事地方病防治工作，一干就是16年。1976年桂希恩返回武漢後,一直從事血吸蟲病等傳染病防治和科研工作。1999年,一位來自河南的進修醫生告訴他,老家上蔡縣文樓村有許多人染了怪病相繼死亡,多年養成的職業敏感驅使桂希恩要去實地考察一番.
記者：是你的學生帶你一塊兒去的？
桂希恩：這個稍微有一點小差別，因爲這個學生他實際上，他在我們這兒進修他沒有回去，我記得很清楚，1999年的6月底，我在天津開一個全國傳染病會議，這個會議結束我回去的時候，我就在駐馬店下車，就到這個縣去了，去了就找那個進修醫生的同事，這個醫生叫陳寶印，是一個外科醫生，那個外科醫生的家就在這個村，所以他帶我到這個村子裏去的。
桂：我去看的第一個病人叫孔留柱，這個病人一看有發燒、有消瘦、有腹瀉，口腔有真菌感染症狀，非常像艾滋病，我就給他抽了血。那一次，我只帶了11個管子，我出門都帶一點抽血的管子，因爲很多傳染病可以通過化驗，在診斷上得到幫助的，結果我抽出11個血樣，回來做有10個HIV(艾滋病)是陽性的，我做的是過篩實驗，我當時不能肯定，因爲過篩實驗不能確定診斷的，按照法律的要求要做確診實驗，我就找到做確診實驗的單位，他們開始不贊成我做，因爲覺得這種事不是一個普通醫生能管的。
記者：爲什麼呢，如果說你做出來你又管不了。
桂希恩：他說你作爲一個普通醫生，你就算查他是又怎麼，你一個醫生你能做什麼事呢，他這個話說得也有道理。我的回答是，我確實做不了什麼事，但是也許我可以解剖一個麻雀，把這個事情搞清楚了。我可以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應，引起政府或者社會的重視。
王：那你當時的心理感受呢？你意外嗎？
桂：我非常意外，因爲這個村子裏頭病人很多了，而且這些人都是賣血的，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因爲他的血還可能給別人了，而且這個賣血的人口很多，可能這個病還不侷限於我發現的這幾個。所以我去以後，我堅持覺得我還是應該做，他們要收我的錢我也交了，我把口袋裏1600塊錢給他們，他們要求是400塊錢做一個人，但是他們給我了優惠，1600塊錢他讓我做了6個，結果這6個全是陽性。
通過這個結果，我對我那10個我有信心，我相信那10個大概都沒有做錯。這樣我就把這個事情完成以後，我第二次到這個縣去了。
記者：你第二次去的目的是什麼呢？
桂希恩：我第二次去的目的，第一，我就跟當地政府報告了，衛生局。我說我發現這個地方有艾滋病，我抽11個血就有10個有問題，而且這個跟賣血有關係，涉及的人很多。我願意，7月份放暑假的時候，我願意帶一個醫療隊到這兒來，送衛生下鄉，同時把這個病作爲一個調查。可是，當時他們那個醫院的院長跟我講，他說這個沒有問題，我作爲一個醫院院長我就可以(同意)派醫療隊，我還是很慎重，我說還是跟衛生局的領導彙報一下再做，結果衛生局長不同意。
記者：他的理由是什麼？
桂希恩：他說的是，這麼一句話或者兩句話，你們不可以來，如果你們來我要干預。
我也不願意推測他們，這個就不是我能說的話，我只能說我這方面的話，總而言之當地禁止我去，所以我後來沒去了。但是我已經給他們看過這個事，跟他們建立了聯繫，認識了村民，認識了醫生，還有進修醫生在那兒，我還跟那兒保持聯繫。
解說：回到武漢以後，桂希恩在焦慮中等待了兩個月時間，但河南方面沒有傳來任何消息。
記者：在你們來說你們就很聽話了，他說你們要來我就要干預，你就沒去了嗎？
桂希恩：但是我考慮了兩個多月了以後，說實話，我也每天想，晚上想，最後我覺得是他們不對，爲了對這個事情負責，我應當再去。所以我就利用了那年的中秋節，我記得是禮拜五，加上週末禮拜六、禮拜天，我想這個時候幹部們都休息去了，就這樣，我又去了這個村。那個醫生帶着我們，我帶了三個學生，我們四個人，利用兩天的時間就抽了140多個血樣，而結果確實叫我很震驚的。
記者：什麼結果呢？
桂：那我簡單這麼講吧，超過一半的標本，我抽的標本里頭有超過一半是陽性的。
記者：那你標本的選擇是怎麼選擇呢，是隨機還是有針對性的？
桂希恩：我到那個村子裏去，願意接受的我才抽，我不能強迫任何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好像是隨機，但是願意接受的一種人是有病的。
記者：有症狀的。
桂希恩：有症狀的他願意接受檢查嘛。第二個就是，或者對自己有懷疑，賣血比較多的，那麼這種人，所以我這個數字肯定不代表整個人口，不是整個人口。
記者：屬於一個高危人羣。
桂希恩：高危人羣，超過一半是陽性，但是也已經非常可怕了。
桂希恩：我現在看到一個更加可怕的瘟神來到這個地區了，我還擔心我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解說：上個世紀90年初開始，受經濟利益驅使，河南省某些地區非法和不規範的採血現象盛行，就在這段時間，艾滋病毒通過交叉感染在賣血者當中開始傳播，而且危及到了他們的親人。但是在桂希恩的個人調查之前，疫情發展到底如何，無人知曉。
記者：但是換一個角度來說，你不管這件事不會有人責怪你？
桂希恩：那我良心會責備我的。看到這種情況你視而不見，不做一些也許你能夠做到的事，那我對不起這些人啊。我是搞這個專業工作的，做傳染病工作的，遇到這種情況還不過問，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合格的醫生。
假如他採取措施了我不需要去。
記者:這個事可能不歸你管了。
桂希恩：那已經引起他們重視那就好了，我就不再管了，但是他們沒有任何行動，那我就認爲是他們不對了，那我哪怕冒一點風險，我也應該去把它搞清楚些。
記者：那這個風險到底在什麼地方呢？如果說有風險的話？
桂希恩：這後來我們真的遇到一點小事情。這個事情我不怪政府要怪我自己，因爲我們在那兒工作了三天。
我們的工作基本上可以結束了，抽了140多個血。他們就告訴我旁邊的村子又死了一個人，我說我去看一看。因爲上午已經看到一個，但是我沒有看到他們安葬，我看他們是怎麼安葬的，結果他們在那個巷道里頭，河南的習慣是叫花轎是叫什麼，擡棺材的，很粗的棒子。我就跟那些擡花轎的人談，怎麼回事，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花轎照一張相，(花轎)是空的，他同意了，我就給花轎照了一張相。結果那個死人的家屬看見了，看見了以後，他就來質問我是什麼人。
記者：你爲什麼照這個相呢？
桂希恩：我做事都留資料的，從教學，從反映這個社會情況，艾滋病病人死了擡花轎了，現在這種習俗也用在艾滋病人身上了，我有很多照片。
記者：對方爲什麼很介意呢？
桂希恩：他們不願意有新聞界做這個事，可能以爲我是記者之類的。
記者：但是是死者的家屬。
桂希恩：是，死者家屬也不願意這個。結果我照的空花轎，而且經過他們批准的同意的，結果後來我在村邊上等着的時候，這個死者有一個親戚是鄉長，他就來了，就來質問我們了，幹什麼的，我就說明我的身份，我的身份證、工作證都給他了，他就訓我，說你還是個教授，你懂不懂法律，你到這個地方來，爲什麼不經過政府允許？這句話說老實話我很害怕，因爲我就是偷偷摸摸去的。我說那我錯了，我說剛纔照相也是經過允許的，說誰同意的，沒人敢說同意了。結果我和一個學生在那兒，他們就拳打腳踢，不過大概我頭髮白了沒打我，打我的學生，我就說那不要打人，我把膠捲，把這些東西都給你吧，這樣以後他們就沒有打了，
最後他們還是把他放了。放了以後我就一直不願意走，我跟鄉長講我說我錯了，但是膠捲裏我還有在別的地方照的相，從學術的角度，說了好多好話，最後那個鄉長最後居然把膠捲還給我了，所以後來我說確實謝謝你，我跟他還真的鞠了一個躬。
記者:離開的時候後來有什麼麻煩嗎？
桂希恩：沒有，但是我那時候確實吃了一驚，主要的害怕，這個要弄到政府裏頭去了我全砸了，我這些工作全白搞了，我至今還是很感謝這位鄉長，因爲他當天沒有去告我們，而且他也把膠捲還給我們了。
解說：在祕密狀態下，桂希恩完成了對村莊疫情的初步調查，1999年10月中旬，他將自己的發現報告給了當地政府。10月底，他又向中央主管領導寄交了自己的調查報告。
北京方面很快有了迴音，桂希恩被請到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詳細彙報疫情調查結果，不久之後，上級部門派遣工作組進駐疫情高發區進行慰問和救治工作。當地政府對桂希恩的態度也和緩了很多。
桂：有一次他們就請我吃飯，我去了，他們發現我了，他們言下之意就批評我，就是委婉地，覺得我不應該沒有得到他們同意，就是不應該私下到他們縣上去。我就回答講，我是國家幹部，我懂，我說我來了，我跟衛生局領導彙報的，是當時衛生局長不同意我來。你們又沒有采取措施，我才私下來的，我爲自己辯護。當時有一個副局長，他就說，當時不讓你來是有道理的，因爲你是湖北的，怎麼管到河南來了，這個話我就不願意回答了。因爲現在艾滋病沒有國界的，哪裏來的省界的。
解說：發現了河南的疫情後，桂希恩便經常和學生帶着藥品遠赴疫區給村民進行檢查和救治，爲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他一直刻意低調行事。但是2001年5月一個意外舉動卻讓他一下子成爲媒體的焦點。桂希恩把五名河南艾滋病感染者接到武漢進行檢查治療。並且和這些患者在自己的家裏同吃同住。
記者：首先你告訴我這5個人怎麼會從河南到武漢呢？是你的邀請嗎？
桂希恩：因爲那個時候河南對這些病人幫助得還不夠。有一個病人他跟我寫了一封信，他說，他非常地傷心，現在他也有病了，他將來怎麼對得起他的家庭。他想出去，到哈爾濱去打個工。如果賺了一點錢，給家裏留個兩千多塊錢，那他死也瞑目了。我看了這個信我就覺得他的要求是如此之低啊，我們一個月的工資各方面全加起來還不止這個數字，而他能夠有個兩千多塊錢，給家庭留下他就覺得滿足了，這我就看了心裏很難受。當時我就想我應該幫他這個忙。在這個時候，我就問了有沒有人願意到武漢來檢查，他們有些人願意來檢查，我就說假如有人來問你，你願不願意跟這些學生，比如新聞界的要見你，談談你們自己的經歷，他們說他們願意。我說如果你們有這條，我相信我一定能夠給你們募捐到錢，多少我不知道，但是總是能夠給你捐上一點錢的，他們非常困難，那些人。所以我就說到我那兒去，我給你做全面的檢查，檢查完了以後你們就回來。
記者：那個時候你把他接到家裏去住的時候，你就沒有考慮嗎？
桂希恩：第一，我沒有想接他到我們家裏去，我在那兒都給他安排了住處的，但是周圍的鄰居不答應，要把他趕走，
那我只好，我說等幾分鐘了，我回去跟家裏商量。把東西收拾好，因爲有五個人，怎麼怎麼住，都要安排好。一來個鐘頭以後我就帶到我家去，
記者：你的思想如此，你的家人呢？
桂希恩：我當時跟我夫人講，我說帶這個病人來，她不贊成，你把病人弄到家裏來做什麼？因爲就是平常的情況下，一般地講，也不願意病人，特別是傳染病人到家裏去。她說那你何必把他弄來？我說不是我要把他請來，但是現在我的病人我的朋友來，別的地方不允許，沒有地方，那我不安排，我怎麼對得起這些人呢，最後她理解了，她不一定很高興，但是她理解了，我覺得這就很不錯了。
解說：這次風波之後，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成了桂希恩的朋友，許多人定期來醫院見他，除了治療藥物，他們還從桂希恩這裏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但是周圍一些人對艾滋感染者的歧視，還是讓桂希恩深感擔憂。
桂希恩：武漢市有一個小偷，他現在基本上兩個月來找我一次，所以也是我的朋友了。他是被公安局抓了，他說他有艾滋病，查出來真的有，就把他釋放了。釋放了以後他還是在做這些事，
大家對他的看法，我的同事對他的看法很不好。第一，他是小偷，第二，他還有艾滋病，這種人還值得同情嘛。但是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的，他曾經是一個孤兒，他是孤兒的時候我們沒有給他足夠的幫助，沒有給他培養一個謀生的手段，他才走上這個路了，但是我覺得這個教訓啊，大家應該去思考的。現在艾滋病的孤兒很多，有一些已經學壞了，十一二歲抽菸，不好好上學的都有啊，我們如果不去幫助他，沒有盡到我們的人道主義。第二，如果我們不幫助他，他可能走，我剛纔講，這個小偷同樣的道路，最後危害我們社會，也危害到我們自己。
記者：那在你的來說什麼樣的態度纔是一個合適的態度，就是對待艾滋病的患者或者是病毒的攜帶者？
桂希恩：我們不應該歧視他們，現在歧視病人的現象還是很嚴重的。爲什麼不要歧視呢？那些賣血的、輸血的是無辜的，那些兒童感染的也是無辜的，我們爲什麼還要歧視他呢？我們應該做的是幫助他們啊。再另外，說是有一些行爲我們不贊成的，而感染的，那古人講的，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他已經感染了這個病，受到了疾病的懲罰，我們還要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這可能不好吧，應該也給他一個生存的機會，給他一定的同情吧。
我還願意講一個例子，有一個孕婦，我們查出她感染這個病了，她最後在醫院生了小孩，我問她，你告訴這個醫生了沒有，你有這個病，她說她沒有講，我說你爲什麼不講？她說如果我跟醫生講了，他不允許我在那兒分娩，所以這又是一個例子。你不正確對待她，她也有對付你的手段。最後不利於疾病的控制，對醫生也沒有好處，醫生知道她的病，你可以採取相應的防護，你不知道那你感染的機會可能更大。
記者：但是對於正常人來說害怕也是一種正常的心理呀，你不能要求大家不害怕啊？
桂希恩：害怕是因爲你們對這種疾病不理解，如果你瞭解這個疾病，你就會正確對待它。病人不可怕，這個疾病可怕。病人並不可怕。
記者：那您在做自己的工作的時候有沒有特殊的防護措施呢？
桂希恩：按照規矩的措施我們還是有，我還願意講這個例子，去年11月專家到我們醫院來看這個病人，我給他準備了工作服，他都不大準備穿的，後來他穿了。我給他準備了手套他不戴的，我說你怎麼不戴呢？他是個外國專家，他說戴了手套是歧視人家，這種接觸不會傳播的，除非你皮膚沒有破損，這個血掉到你手上也不會傳播的，他給病人做檢查不會傳播的。這是外國專家就是這樣的，他說你戴手套對病人是一個無形刺激。
記者：您第一次接觸艾滋病的時候，第一次去做這個調查的時候，你就對這些結論那麼肯定嗎？
桂希恩：我沒有戴手套，但是我跟病人抽了血做了以後用酒精擦擦手。後來做了檢查我沒病。
記者：但是畢竟這樣感染的機率還是會增加，你只是爲了照顧病人情緒，其實你戴手套，病人不一定會--
桂希恩：國外做的調查，就是醫源性感染，如果我給別人打針，又把自己錐了，他6000多例裏頭有20個人感染的，也就是說300多個裏有一個感染。機率不很高，他們也做了調查，如果把這個血掉在完整的皮膚上，他統計了2700多例，沒有一個人感染的。所以你這個手沒有破損，你給病人看病，你不會受傳染的。
記者：但是你這個時候不戴手套的原因是你想着對方的情緒，對方病人的這種感受情緒對你當醫生來說有這麼重要嗎？
桂希恩：我願意跟他做朋友，我願意讓我和他之間沒有隔閡。他應該不必因爲這個感覺到和我疏遠。沒有這個必要的，而且說老實話，我們覺得這個病人很好，你可能也去過這種高發區，他給你喝水他不會用這個杯子，他現在都有一次性的杯子給你喝水，他也照顧你的心理，這些病人，病人現在也在關心醫生。這是很小的事情，但你可以看出這種變化。
記者：你剛纔講的，按你的說法，艾滋病沒有什麼危險。但是我知道，每一次做實驗的時候，每一次需要抽血的時候，你都抽，而不讓你的下屬抽。
桂希恩：是。
記者：這不是跟你的做法相矛盾嗎？
桂希恩：不矛盾，因爲我剛纔講，剛纔你說錯了一點，不是每一次，在那兒抽血開始是我抽，以後一直到今天都是我抽，幾百個人都是我抽。但是有一次例外，有一次就是我們140份血，兩三天那次，我就分兩個組，因爲時間很緊，要趕快抽了好走，不能在那兒多待，政府禁止的，結果另外一個組，我這個組，兩個人一個組，我抽，另外一個組就找了一個護士抽的，抽血比較好的，結果她把自己紮了，就非常緊張，結果我也緊張，我就說了一下安慰的話，但是我心裏也很害怕，要是她感染了，我怎麼跟她，跟她的家屬，跟醫院交代？我們回到武漢第一件事，就把那個病人的血拿來查了，是陰性的，所以她不可能感染。這是她抽血那個對象，我們回來做，他沒有HIV(艾滋病)，所以她不會感染的。不過我可想到一個教訓了，這個事以後不能再來了，萬一發生在他們身上，我們怎麼跟醫院、家庭還有她――這個護士我怎麼交代呢？所以以後我出去，抽血都是我一個人抽，萬一要有了，我是個老頭子。
記者：你是個老頭子，老頭子怎麼了，老頭子的生命就不珍貴？
桂希恩：那當然了，不是不珍貴，就是假如一個年輕人死了，大家都很惋惜的，一個我屬牛的，你知道，我67了，這個也差不夠本了。
記者：但是讓艾滋病感染者來投票，你們這個結論可能不成立，大家不會贊同。
桂希恩：那我們不要說誰，我們不說具體的人，一個67歲的，一個30歲的，哪一個應該先死，老頭子，這個我相信他會投這個票。
解說：多年的救治工作，讓桂希恩在艾滋病感染者羣體中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河南、湖北乃至全國各地的病人紛紛慕名而來，除了診病，桂希恩個人也經常給患者一些經濟上的幫助。
記者：我也知道您經常掏錢，自己掏錢給患者。我想知道兩個，一個它影響到您的生活沒有？
桂希恩：沒有。
我說了我不需要(錢)，假如我現在沒有飯吃，你給我，我一定要的，我一定要的，我要生活下去。我現在錢已經夠了。
記者：第二個，你選擇的標準是什麼，給誰不給誰？
桂希恩：這個有困難的，在我能力範圍都願意給幫助。
醫務人員都應該有一點同情心，就像我前面講，如果沒有同情心，這個醫生不容易做好的.
記者：一個艾滋病人跑到醫院告訴地，我是艾滋病人，我現在需要治療，但是我沒有錢，你會給他治嗎？
桂希恩：假如沒有錢的話，我可以給他檢查清楚，國家發的藥我可以給他，他提的要求，我也不是幫了所有的人，你比方說一個星期以前，死了那個人，他是一個幹部的子女，那個小孩子死了，他交了錢，交了錢不夠的部分我給他交了，另外走的時候也給了他一點錢，我也有內疚，我覺得這個小孩子我沒能夠把他救過來，沒有他把救過來，我沒有全部替他出，
我還是根據病人情況，有一點區別的，一個你是不是有困難，你能夠解決一部分，我們再幫你一部分，還有就是我也注意到有人手伸得太長。有一個記者就告訴我，他到這個村子，我去過的那個村子，他又給某某人錢，他問那個人有沒有別人給他捐錢，那個人說沒有，我知道那是不真實的，因爲我和別人都給他捐了錢，而且數量挺大，那個人還是到我家裏來的五個人之一，那一次到我們這兒來，他就得到幾千塊錢。
記者：你聽到這種消息你難道不失望嗎？
桂希恩：這個沒有什麼失望，這是他確實還是有困難，這個家7個人，6個人感染了，他有困難，他要錢，我覺得這個很正常。不過我覺得他不應該說謊話，用說謊話的方式去要錢，這個我不太贊成。那我以前就注意到他有這個缺點吧，所以我以後不主動到這個家，我到別的家去，但是我還是給過他錢。
解說:在桂希恩的促進下，那個曾經病毒肆虐的文樓村受到國內外的高度關注，去年開始村裏的艾滋病患者得到了政府的免費藥物治療和經濟救濟。但是近來，桂希恩在艾滋病高發區發現的另一種現象又讓他憂心忡忡。
桂:最多的新的感染者，恐怕不再是血液傳播，而是吸毒、性傳播和母嬰傳播。大家知道，現在到哪兒一個地方去，晚上住宿都有(性工作者)打電話的，
我在一個高發區，實際上就是我關心的地方，我晚上住人家開門進來了，到這種地步，這個我也感到驚訝了，這是最近的事情。因爲這個地方血站關閉了，將來是這個(性傳播)途徑啊，就在這麼一個高發區，我住在一個還是什麼什麼局的招待所裏頭，晚上人家開門進來的，都到這種地步。
記者：這樣一種現狀會不會讓你影響到，你懷疑自己現在做這個工作的意義啊？
桂希恩：那我們就更應該做好這個工作，不過我們在預防的時候，這方面的預防工作還要加強，否則將來就跟非洲一樣，非洲有些國家一樣了，你像南非很高了，還有其他的有些小的國家。那我們要避免走人家的老路啊，要是存在大的這種人羣都感染了，那我們工作就難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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