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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下午2時30分，福岡索賠案中15名中國原告被判二審敗訴後的第11天，他們正式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訴。
這是中國女律師康健參與的11件對日索賠訴訟中的一件。她整整努力了9年，但至今仍未使任何一名中國受害者獲得應得的賠償。不過，日本法官從最初的一概否認到現在對事實的全部認定，卻也讓康健覺得9年歲月並未白費。
6月6日，剛從日本歸國後不久的康健在接受《東方早報》採訪時表示，在對日索賠的過程中，除繼續譴責日本政府不作爲外，這項事業仍需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需要中國民間發出更強大的聲音。談及具體措施，她認爲，確立中國法院對此事的管轄權、對犯有戰爭罪行的日本公司進行制裁，可以成爲我們的選擇。
早報記者與康健的對話是從這次福岡的案件開始的。
敗訴與日本政府推卸責任有關
東方早報：您這次去日本，對判決結果怎麼預期？
康健：去之前對幾種結果都做好了相應的準備，但當時我們的預期還是比較樂觀的，認爲至少可以維持一審的判決，即日本公司應該向中國受害者提供賠償。
在宣讀判決書的時候，日本法官先是認定了日本政府強擄勞工的非法行爲和基本事實，我們當時心裏都覺得挺高興，但沒想到最後卻以訴訟時效已過爲由，判我們敗訴。
東方早報：這次敗訴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康健：從這次日本法官的判決書來看，他們也處於一種猶豫和彷徨之中。他們一方面要面對自己的良心，另一方面則要考慮日本政府的壓力。這次判決雖然輸了，但還是有所收穫。和第一次相比，進步在於否認了“國家無答責”，第一次認定日本政府有非法行爲，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突破。只是到最後法官又搬出時效的說法，令人失望。
有日本律師認爲，這樣的判決意味着法官把球踢給了政府，法律上已經把事實都認定了，很多東西可能還是需要政治解決。日本媒體事後也認爲，這一問題不能再拖了，法律解決看來很難，那就應該藉助於政治手段。
我認爲，敗訴還是和日本整個社會的大環境有關，日本政府一直以來都抱着推卸責任的態度。這次判決之後，日本外務省的官員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的採訪時還說，判決結果代表了日本政府的看法。
雖然有許多一直在幫助我們的日本人，包括那些日本律師，但是，日本國內的正義聲音很小。一些友好的日本議員也和我說，要想在日本國內做這類的事情，很難。我們在判決結束後，就到東京去和日本政府交涉，但是日本外務省的官員告訴我們，本案尚處於法律程序之中，他們不宜發表評論。我當時就把日本《經濟新聞》的報道跟他說了，他的臉一下子就紅了。
從5月25日到28日，我們連續在包括日本外務省、參議院會館等幾個地方分發抗議傳單，但是，很少有日本人願意伸手來接。
判決出來後，日本的全國性媒體只有《朝日新聞》對此事持積極的態度，認爲日本應該儘快解決這一問題。
對日索賠需要中國政府支持
東方早報：您參加對日索賠已經9年了，這9年您一共參加了多少件對日索賠的案件？有多少的勝訴率？
康健：目前，中國對日索賠的案件一共有24件，我個人參與了8件勞工索賠和3件慰安婦索賠。這24起案件中，福岡的這個案子是第一次進入二審的。其他案件中目前在一審勝訴的有4件，但是都沒有進入賠償程序。我們曾經要求日本的公司進入假執行程序，但是他們不同意。
一直以來，日本法院就在翻來覆去地玩文字遊戲，一會國家無答責，一會時效已過，一會個人無權起訴國家。但是，這幾年隨着中國人的抗議聲越來越強，掌握的證據越來越多，日本法官對於案件的判決已經有了一些進步，2000年之前，日本的法官根本連事實都不承認。而現在，日本法官已經不敢在事實問題上玩遊戲了。
東方早報：但在這9年內，中國人還是沒有獲得一分錢的賠償。您認爲有什麼辦法可以取得突破？
康健：中國自己是需要發出更強硬聲音的，不要指望日本方面來主動承擔這些責任。我們在東京和一些日本議員商談時，他們都會問，中國政府的態度怎麼樣。政客是需要壓力的。正是在美國政府的強大壓力下，德國才成立了著名的“賠償基金”。
中國政府這幾年在索賠事件中的表現比前幾年要好。但是，我認爲，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索賠，但是，應該還是有義務幫助自己的國民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中國民間的聲音也太弱了，福岡判決出來後，7家日本媒體，其中6家是九州當地的媒體，都以社論的形式對此事進行評論，但中國的媒體我看還沒有這麼處理的。事實上，我們這幾年也感覺到，要做點事情很難。所以，如果中國人自己對此事都是這樣一種態度的話，那我認爲，對日索賠的前景不是太光明。
東方早報：其實現在中國人對於和日本有關的問題還是非常關注的，媒體的關注也不少。
康健：報道和關注是不少，但是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更爲理性的聲音，一些更爲實幹的人。比如媒體作爲民間聲音的一個代表，對整個事件的過程應該始終關注，而不是等出了一件事情以後，就炒作一陣子。只有形成報道的持續性、準確性，纔能有厚度，才能使得日本人感受到我們的決心。
可考慮制裁犯有戰爭罪行的日企
東方早報：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可以採取的辦法？
康健：我們還有一些很好的辦法，比如確立中國法院對此事的管轄權，還有就是對那些犯有戰爭責任的日本企業進行經濟制裁。
目前，日本在華投資的企業中，三菱、三井、住友等企業都曾經欠下累累血債，其中也包括在上海寶鋼擁有股份的日本新日鐵公司。這些公司現在一方面在中國賺錢，另一方面卻對自己所要承擔的責任缺乏認識。比如這次我們去東京的三井公司總部，就遭到了該公司人員的粗暴對待。日本自己的市場已經飽和，許多公司削尖腦袋都要往中國鑽。我們爲什麼就不能利用經濟制裁的手段，對那些犯有戰爭罪行的公司進行制裁？
東方早報：剛纔談到了經濟手段，我們感興趣的是，目前對日索賠的資金都從哪裏來？
康健：我們代理對日索賠的官司都是免費的。這其中需要的資金大部分由日本律師支付，剩下的則由中國律師自己掏腰包。這些日本律師團的律師都非常好，弄得我們很多時候都過意不去，畢竟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
東方早報：爲什麼你們不嘗試在國內募集資金呢？
康健：自己註冊基金會的話太麻煩了，啓動資金就需要200萬。後來，我們就打算成立一個基金，掛靠在中國律師協會下面，連規章制度都擬好了，但後來我們就問自己，有誰願意來捐款？去年“齊齊哈爾毒氣事件”那麼大規模的報道，都沒有幾個人願意向我們捐款。
我們也去找過許多國內的基金會，但都沒有什麼結果。其實很多時候，大家出去少吃一兩頓飯，少點幾個菜，這索賠的錢也就出來了。後來我自己也特別忙，律師事務所要處理的事情很多，也就不去求別人了。
現在很多人來找我們打對日索賠官司，我們都不敢接，一下子不可能處理那麼多案子。
東方早報：聽說剛開始找受害者時非常困難。
康健：是啊。剛開始我們連份受害者的名單都沒有。後來，東京的一個華僑協會向我們提供了一份受害者名單，這份名單是日本企業在二戰時製作的，本來打算銷燬的，後來有人覺得這麼一份重要的資料不能就這樣消失了，就把他偷偷藏到了東京的一個華僑協會。一直到了1993年，華僑協會才向日本的NHK電視臺公佈了這一份名單，此後日本政府纔開始承認強擄中國勞工的事實。
後來，我們就根據五十年前的名單和地址到處大海撈針似地尋找受害者。不過現在這已經不是困難了，好多人都主動找到我們，要求討回自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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