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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週末：瀋陽兒童村複雜的“醜聞”
5月29日，陽光兒童村所在地——瀋陽市東陵區人民政府向市裏提交了一份調查報告。
“這只是一個初步的，我們還要細查。”趙小安(化名)在拿出這份調查報告時，異常謹慎地重複着這句話。他是“陽光兒童村調查組”的成員。兩天前，瀋陽市人民政府、東陵區人民政府聯合成立了這個小組，公安、審計、教委、婦聯、民政等部門均抽出專人蔘與調查。
瀋陽市公安局東陵分局最早擔心的是兒童村接收這些孩子的合法性。他們連夜趕到兒童村，付廣榮出具了由這些孩子的母親在監獄裏簽署的委託撫養書。
但兒童村至今沒有正式註冊，屬於非法機構。付廣榮對此的解釋是，民政部門不認爲這些孩子是孤兒，拒絕給她辦理相關手續，捐款人自然不能拿到正式發票。
自2001年9月成立至今，3年來沒有任何部門對其進行監管。趙小安承認當地政府部門有監督不力的責任。他們已建議民政等部門，協助兒童村儘快辦理申報手續，督促其建立完善的規章制度，規範對兒童村的管理。
調查小組發現，孩子們居住條件較好，但飲食比較差。由於兒童村沒有洗浴設施，個人衛生也比較差。一些孩子由於受家庭暴力影響，心理有壓抑感，在校表現不佳。
調查的重點是兒童村的資金收支，審計的依據是付廣榮本人提供的各種原始票據。
從付廣榮自己提供的材料看，創辦於2001年9月的陽光兒童村，佔地約10畝，現建有三棟樓房，19間平房，建築面積近4000平方米。兒童村目前已支出40萬元的土地轉讓金和170萬元的基建費，而日常生活支出合計63.697714萬元。三項合計支出273.697714萬元。
近三年來，兒童村的賬面收入是138.484418萬元，其中社會各界捐款合計爲105.885718萬元，付廣榮爲四家單位做法律顧問的收入是14萬元，賣書款(即《我與三十七個女殺人犯孩子的故事》)爲18.5987萬元。另外，兒童村現結存資金8萬元。
從這個結果看，支出比收入反而超出了115.495296萬元。據付廣榮說，這115萬餘元是“自己投入的資金”。
付廣榮也一直宣稱，爲了建設兒童村，她已經傾家蕩產：賣掉了律師事務所和320平方米的門市房，得款78萬元；拿出了所有的積蓄甚至包括準備女兒結婚的30餘萬元費用，前後投入了110多萬。
調查報告附有根據付廣榮提供而整理的117家捐款單位和個人的捐贈統計表，社會各界捐款總額便據此而來。這些捐贈數額只是現金，不包括任何形式的物品，“尤其是一些舊的物品無法去折算”。
“兒童村財務管理很混亂，家庭式管理現象突出，我們要求他們儘快拿出整改意見。”趙小安說。
對於調查報告中“沒有發現有嚴重違法犯罪事實，准予保留”的初步結論，趙小安的解釋是，不能以“雷鋒”或“偉人”的標準去要求付，“即使在錢數上有點出入，即使那裏是一個窟窿，也不是個很大的窟窿，她能腐敗到哪裏去？”
“捐款人要是知道會傷心的”
付廣榮稱，“我現在把所有的賬，連屎帶尿全都交了上去了”。但是這樣的賬，可信嗎？記者用抽樣調查的方式，回訪捐款人。
記者找到了刊登安利公司捐贈儀式的報道。在醒目的照片中有一張特製的支票，上面填寫的金額是35.6萬元。而在付廣榮的流水賬中，金額卻是20.16萬元。付的解釋是，支票上寫的35.6萬元不全是現金，也有物品。
“這35.6萬元全是現金。”安利公司的一位負責人斷然否定了付的說法。
2003年12月25日，安利遼寧分公司舉行成立5週年文藝匯演，邀請了付和一些孩子到現場演講。之前，他們接到了兒童村一位工作人員打來的求助電話，希望能夠對兒童村給予幫助，“孩子們吃的大米和白菜還有一些，最好捐點錢，可以給孩子買點用的東西。”
“我們一開始也擔心被騙，還專門諮詢了省婦聯，得知兒童村反映的情況屬實，遼寧省有關部門曾專門爲此向社會號召，募集善款。”這位負責人說，“公司決定把這次文藝匯演的兩萬元門票收入捐獻給他們。”
晚會上，孩子們的眼淚感動了在場的觀衆，來自各地的安利產品經銷商們紛紛自發地捐錢，“有的包了小紅包，有的裝在信封裏，還有近百人專門到兒童村認養了孤兒，每個月給那些孩子提供400元生活費。”
除此之外，安利公司還向兒童村捐獻了一批書籍、兒童西服套裝和學習用品，並未折算成現金。
“到今年元月19日，安利公司的這些經銷商已累計捐款35.6萬元。這些錢都是親自交到付的手中。”安利的負責人說，“她現在說這筆錢不全是現金？我想這些捐款人聽到後會很傷心的。”
一塊價值10萬元的“付媽媽”牌月餅，在2003年7月被瀋陽鞋業園買走。付想通過經營品牌，讓兒童村丟掉要飯碗，捧上鐵飯碗，走上經濟獨立的道路。“我們當時想把兒童村的無形資產給開發出來，註冊了40多個‘付媽媽’牌商標，不過後來只賣出去了這一塊月餅。”談起這段經歷，付立刻顯得神采飛揚。
鞋業園的這10萬元賬，確實記上了捐贈統計表。但付的月餅，卻不止賣出一塊。一位知情人說，在去年中秋節，兒童村的工作人員曾拉着一車月餅從一家保險公司換回了17000元的支票；遼寧一家菸草公司，也用5萬元買了1000塊“付媽媽”牌月餅。
這位知情人還說，一些到兒童村參觀的人，會留下數十元到數百元的鈔票。在演講和募捐活動現場，許多觀衆也會獻出愛心。而在捐贈統計表中，卻沒有這些記錄。
鞍山球迷協會會長羅西是陽光兒童村的愛心形象大使，前年在瀋陽一家大商場，他和兒童村聯合組織了一次書法義賣活動。
“有一幅字拍了兩萬元，我打開廠家遞上來的紅布包，把這兩沓錢用手這麼一捻，全部扔在善款箱裏。還有一幅字廠家給了1萬元的物品。義賣完了孩子們開始演講和唱歌，孩子一哭，我也直掉眼淚。商場的顧客紛紛捐款，幾塊，幾十塊都有，大約有幾千元。那場面，真是感人。”羅西說。
到兒童村去過幾次之後，他開始有了點“看法”。“一些十幾歲的女孩連自己的箱子都沒有，我想給她們弄點，好藏點隱私的東西，一位工作人員說箱子無所謂，弄點錢最好。”羅西感覺，他們並沒有把這些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
羅西第一次到兒童村的時候，那裏還只有一棟樓。等到他再去，第二棟樓已經蓋起來了。“我尋思兒童村如果少建一棟樓，孩子們的生活和教育會更好。”他說。
兒童村實際上到底接受了多少捐款，或許已無從查清。
“她是個慈善的人？”
“我本來是蠻富裕的，只是想通過兒童村的建設，來推動國家立法。”付廣榮說。
那麼，她是如何積蓄起這些財富的呢？當地媒體披露，在建立瀋陽陽光兒童村之前，付曾經辦“黃”過一家同樣有慈善救助性質的烈屬護理院。
“如果這件事立案，我隨時出庭作證。”王小剛(化名)向記者出示了大量有關烈屬護理院的材料。
付廣榮時任“遼寧法制教育中心”主任。在獲悉省委有關領導有成立烈屬護理院的意向後，她迅速開始了籌辦工作。“20多位剛畢業的學生，三個人一部電話，抱着電話簿挨個找廠家拉贊助，許諾可以和某某領導合影，可以在成立大會會場掛多少條幅……”
法制教育中心規定，一旦拉來贊助，可以從中按10%提成。與此同時，烈屬護理院開始陸續請到了23位烈士的遺孤遺屬，安排住下，其中最有名的一位烈士遺屬——東北抗日民族英雄苗可秀的妻子、人稱“雙槍老太婆”的王儒賢老人。
當烈屬來得差不多了，護理院成立大會在2000年12月18日隆重舉行，當時開了一個很光鮮的新聞發佈會。王小剛記得，當天護理院便得到了11.6萬元的救助款。一位知情人說，護理院前後共獲得社會各界捐獻的救助款達300餘萬元。
王小剛保留的當時一些票據，非常耐人尋味。
在一張法制教育中心給“瀋陽萬林集團”出具的1萬元的三聯收據複印件上可看出，註明的款項名目是“新聞發佈會贊助款”。
而在收據下方，卻有萬林公司反饋的修正證明：“此筆款爲我公司爲烈屬護理院的救助款，特此證明，(不是贊助款)。”“瀋陽萬林集團財務專用章”加蓋在後。
一般人都能清楚，商業贊助款和慈善救助款的區別。
完全相同的情況，出現在爲本溪長江實業、人壽保險朝陽分公司、中央儲備糧瀋陽管理公司等單位出具的三聯收據的複印件上。
在舉行發佈會前幾天，23位老人高興地穿上了和光集團捐獻的羽絨服。他們肯定不會想到，就在發佈會結束的當天晚上，付廣榮就安排把他們全部送離護理院，“護理院不辦了，都回去吧”。
萬分驚訝的王小剛問解散的原因，付的回答是：“這個你就別管了，你是領導還是我是領導？”
老人們被一個個送走。臨走前，他們身上穿的羽絨服無一例外都被扒了下來。護理院的一位工作人員說，付主任的意思是不讓他們帶走一個線頭。一位老人想帶走一個小收音機在路上聽，被付一把奪下。
“王儒賢老人走的時候，頭上帶了一頂線帽，也就值個兩三元錢，她說挺暖和的，問我能不能帶走，我還沒回答，付廣榮就在我身後吩咐另一位員工說，‘去，把它摘下來’。”王小剛說。
一位與付廣榮共過事的女士說，付買下的後來用於兒童村建設的地皮，原本是要蓋別墅，後因被人舉報才改走慈善這個“既可以洗錢又可以賺錢”的“妙招”。
“兒童村遲早要出事。她怎麼能做好慈善的事？”這位女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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