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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週末：“付媽媽”的慈善面具
沒有約束的人性不可信賴，對道德的完美要求往往潛伏崩潰的前景。在國家關於私立福利機構的立法還沒有完成之前，類似付廣榮與瀋陽陽光兒童村的混亂狀況，也許還會繼續見諸媒體。
另外，如果瀋陽市陽光兒童村不復存在，又會違背慈善事業的本來意願，因爲這些並非孤兒的“孤兒”確實將無處可去。
這個兩難選擇，就這麼攤在了人們面前。
孩子們用提防的眼神注視着出現在鐵門外的記者們——“危險的外人”，並試圖阻擋。“就是你們記者，把我們家整成這樣！”兒童村裏14歲的趙麗娜指責說。
來自孩子的仇恨，讓記者們非常意外。
這是位於瀋陽市東陵區榆林大街26-3號的“陽光兒童村”，如其建立者付廣榮所說的那樣，一個封閉、安全的“獨立王國”。
這些7到18歲的孩子們非常惶恐。在媒體對兒童村做出揭露報道之後，孩子們聽了付廣榮“媽媽”的多次“村情通報”，集體痛哭，毫不懷疑“媽媽”的判斷：他們正在遭遇“新聞暴力”。
瀋陽陽光兒童村，由付廣榮於2001年9月19日建立，依靠社會捐助維持生存，現收養43名孩子，他們的母親都因殺死丈夫而入獄。在媒體褒揚性報道中，付廣榮是一位慈祥的“付媽媽”，戴着眼鏡，留短髮，總在微笑。
今年5月14日深夜，中央電視臺《社會記錄》播出的一期節目，把付廣榮和她創辦的陽光兒童村推向了風口浪尖。兒童村到底接受了多少捐款？這些捐款最後用在何處？那些發生在陽光下的故事背後，究竟隱藏了什麼樣的真相？人們開始懷疑，付廣榮在把兒童當作牟利的工具。
“偉大母親”的光環被打碎。在這個深夜，一切突然改變。
本報記者經過調查相信，後續一些媒體關於兒童村內幕的報道雖有牽強之處，但並不背離真相。付廣榮在陽光兒童村的運作過程中，存在着明顯的灰色痕跡(詳見本期第2版《付媽媽的慈善面具》)，而她對孩子們的教育和庇護，亦建立在喚起封建宗法式的感恩心理的基礎之上。
但是孩子們並不關心這些，他們最強烈訴求就是保衛這個惟一能給他們提供牀鋪的地方，而不是追究善款誤差。
因此他們兩次打傷了試圖進入兒童村採訪的4名當地媒體記者，還砸爛了一架價值4萬元的相機。
付廣榮表示自己對此並不知情，孩子們使用武力只是防衛需要，“出於義憤”。但《瀋陽今報》記者拍攝的照片顯示，付廣榮當時就在衝突現場。
“他們那照片是假拍的，是假的。”付廣榮硬硬地說。
這種強悍的結論式話語，在孩子們口中也常常出現。本報記者在兒童村裏聽到的是雷同、簡單、不加解釋的“標準答案”：“是記者先打的我們。”記者還沒問，他們就主動強調“付媽媽沒有貪污”，連僅7歲大的秦家園，也堅持這麼說。
付廣榮和孩子們表示，“兒童村裏的生活很好”。孩子們說，被帶出去演講、痛哭，是爲了教育人，而不是爲了募捐。他們堅持說，兒童村蓋起了兩棟樓房，裝修“反暴力展覽館”和錄像大廳，卻沒有孩子們的淋浴間，也是爲了教育人，而不是“付媽媽”犧牲他們的福利。
有的孩子不願對記者說真話。“我叫趙麗娜。”16歲的孫曉偉故意說。
孩子們把一些媒體記者的詢問，理解爲審查的意味，讓他們回憶起曾經遭遇的歧視。
在兒童村，絕大多數孩子來自農村，作爲家庭犯罪的犧牲品，遭到來自父系親屬的敵視，有些孩子曾經四處流浪，別人對他們“說打就打”。幾乎全部的孩子都把吃飽穿暖視爲難得的幸福，兒童村被認爲是他們必須捍衛的堡壘，因爲此處能給他們歸屬感。
“可是，現在我們又開始被人歧視了。”何超說。何超在大連報關學校上學，聽說兒童村“出事了”，就與另一個兒童村的孩子李寅一起趕回來，與“家人”共渡危機。“還有3個女生，這幾天也回來，不讀書了。”
5月31日吃晚飯前，在本報和央視記者面前，付廣榮讓孩子們圍成一個圈兒，問：“你們說，恨不恨記者？”孩子們齊聲喊：“恨！”
謊言和一致對外
“是邊老師告的密吧？”趙麗娜在6月6日說，仇恨地踢着花池的邊緣，“應該把邊老師抓起來。”
儘管“邊老師”拒絕與本報記者見面，幾乎未透露任何信息，付廣榮還是堅信，各種不利的消息都來自這位兒童村的前員工。
對孩子們來說，兒童村不是天堂，卻是相對比較好的人間了。
他們喝的是漂着豬油的酸菜湯，吃鹹菜和米飯，穿社會捐助來的舊衣服，沒有淋浴間，越小的孩子越髒。
在4個人或者5個人同住的宿舍裏，幾乎沒有什麼可以使用的傢俱。
放學之後，他們在院子裏玩一會兒就睡覺，週末可以搬個板凳去看電視。沒有什麼零用錢，出了兒童村也沒有零食和電遊。年齡大些的孩子是做家務的主力，小些的孩子要聽大孩子的管理。
他們當中的一些孩子有着強烈的發奮心理，佔據了第139初級中學各年級的第一名位置。另外一些孩子則處於另一個極端，學習成績很差。這所中學的校長表示，兒童村的孩子總體來說表現不佳。
他們靠通信與母親保持聯繫，每週二可以往監獄裏打電話。
“什麼吃酸菜不吃酸菜的，”何超說，“如果我沒估計錯的話，我姥爺家現在連酸菜都吃不起。”
在仇恨和恐懼的記憶之外，他們的愛和感恩如同細小的指南針，最微弱也最堅定地指向着付廣榮。從進入兒童村那天起，他們就被告知，自己經歷了一次從黑夜到陽光的拯救，而拯救者就是“媽媽”。
《兒童村村歌》的歌詞告訴他們，他們是從一個“舊角落”來到了一個“新角落”，新舊兩重天。
“舊角落”是徹底的不幸：“曾經世界上的某一個角落，從來不曾有過歡樂，沒有人關心我，沒有人來愛我……”而“新角落”即兒童村，它的締造者則代表着無限的慈愛和神聖的母性：“好媽媽，是您給了我們一個溫暖的家，風裏雨裏您一個人，撐起這個家……”
在這個家裏，生存的需要超越一切。“我最怕的是兒童村不辦了。”9歲的吳玉瑩說。
5月31日這一天，兒童村突然殺了一頭豬，付廣榮對記者們說：“我讓你們看看，我們是不是總吃酸菜！”餐桌上有4個菜，沒有酸菜。孩子們排成一隊，在兩家媒體的7名記者面前很有聲勢地高唱《團結就是力量》，然後去吃飯。
16歲的劉爽輕蔑地表示，自己永遠也不會看報紙了，“因爲報紙上的內容全是編的”。
劉爽從10歲就就流浪在外，給人打工，看上去很成熟。她剛拿到初中畢業證，不再上學，在兒童村負責做飯，又是付廣榮管理日常事務的左膀右臂。與孩子們發生衝突的瀋陽記者們說，當時指揮孩子們打人的就是劉爽。
孩子的態度，顯然把兒童村的褒貶弄得更爲複雜。“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央視記者王芳說，“這些孩子們在撒謊。”
我們問付廣榮，在岫巖縣工作期間，是否曾經因爲受賄300元而被處罰。付廣榮回答說：“哪有的事兒呀？”
第3天，我們拿到了因此事而對她進行處罰的加蓋公章的文件的複印件。
在其自費出版的《我與三十七個女殺人犯的孩子的故事》一書中，付廣榮詳細地講述了1997年前後她擔任廠長時，岫巖縣化肥廠的工人們對她多麼擁戴，並描述了相關的熱烈場景。
但是我們得到的信息卻恰恰相反，在岫巖縣化肥廠的工人集體舉報她有貪污等行爲的材料的複印件上，密集排列着380名工人的簽名和手印。
類似的矛盾之處在付廣榮身上多有體現，僅就兒童村3年來接受的捐款總額，她就表示過30萬、40萬、50萬等多種數字。在調查組的審計結果中，這一數字爲138萬元，這意味着善款已經足夠支撐兒童村每年40萬的日常開銷，還略有贏餘。其餘欠款，僅僅是基礎建設所致，而兒童村擁有的樓房尚未明確產權關係。
孩子們也正在表現出相似的性格——至少在集體面對記者時，他們竭力迴避着真相。
前兒童村的員工趙楠(化名)說，兒童村的善款沒有被好好利用，孩子們從秋天到夏天一直只有酸菜和米飯可吃。對於這個簡單的細節，我們在兒童村內外兩方面得到的是截然相反但同樣堅決的證詞。
“哪有的事兒？我們根本就不常吃酸菜，”付廣榮說，“我們每個月都殺一頭豬。”
可央視《社會記錄》的攝像機記錄下了孩子們一次次吃酸菜的情景。
“我們沒有天天吃酸菜。”劉爽說。
“2003年12月21日到25日我在兒童村住了5天，”一位南京作家說，“5天裏除了聖誕節那天有活動之外，每頓飯都只吃酸菜。”
孩子們圍成一圈兒，付廣榮要求他們向記者證實兒童村有沒有經常吃酸菜，可是孩子們像是在課堂上回答問題時那樣拉長了聲調。
“沒有——”
複雜的付廣榮
在幾個孩子的攙扶下，付廣榮病怏怏地站在樓前。深藍色套裙，寬邊眼鏡，脖子上掛着一串白色的珍珠項鍊，手腕上套着一個玉鐲。幾天來，就是這身裝扮的照片被許多網站頻頻轉載。等到記者走近，她緩緩地伸出手，氣若游絲地說：“你們來了……”
遼寧省、瀋陽市和東陵區有關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正在對陽光兒童村進行審計審查。調查組的一位要求隱去其姓名的官員透露，調查組的初步結論是，兒童村在財務方面進行家庭式管理，付廣榮的個人行爲存在一定的問題，政府相關部門負有監察不力的責任，今後要爲兒童村尋找合法的註冊方式，並納入正規管理。
事實上，由於兒童村不是正規註冊單位，從來沒有爲捐款人開過發票，送交的賬本只是一本流水賬，真正意義上的審計也就無從談起。
不出具收據在兒童村的情況時有發生。付廣榮辯解說，那只是在接受小額捐款時纔會出現。但是，僅以本報記者瞭解到的大筆款項，與其上繳給調查組、我們只能短暫匆忙地接觸的賬本加以覈對，就會發現賬本上的記錄並不完全。
大連報關學校的王陪全除了捐款之外，還曾捐贈給兒童村大米、電腦等物品。比較醒目的是，他捐贈的4臺摩托車在賬本上並無記錄，在兒童村裏也無跡可尋。
對於孩子們來說，這些都不重要，他們只能關心自己的生活，而生活的最重要之處僅僅在於有一個安身之所。
因爲對兒童村裏的孩子們的生活感興趣，一名南京作家曾於2003年12月以個人名義對兒童村進行了採訪，對孩子們出去演講進行募捐和宣傳的事情感到不大舒服。她原準備在兒童村呆上兩週，但只住了5天就走了。
付廣榮帶領孩子們出席各種募捐和宣傳活動，是其受媒體詬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這些場合中，孩子們的一個保留節目是講述自己的身世，演講稿由兒童村的老師代爲潤色。每一次演講，孩子們都因陷入痛苦的回憶而失聲痛哭。他們去瀋陽市的一些廣場和商場，進行募捐；去學校參加座談，現身說法教育那些正常家庭中的孩子們珍惜自己的家庭；去本溪關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廣場等旅遊景點，組織上千人在“愛心長卷”上書寫祝福的話語，通過氣球釋放“愛之星”。
這些活動，以及在電視臺上的頻繁露面，使得付廣榮和兒童村聲名遠播。美國《新聞週刊》亦報道兒童村，稱之爲中國人權事業的進步。
“可是那種方式讓我不舒服，”南京那名作家說，“我覺得孩子們每次講述暴力，都等於是重新經歷暴力。”
付廣榮向本報記者解釋說，讓孩子們演講是爲了保護他們的心理健康。
“我和心理醫生商量了，讓孩子們把所有心裏的冤屈和眼淚得流出來，對他們的身體都好處。”
與此同時，她卻堅持表示，哭泣對自己的健康有重大損害。在數次採訪中，我們超過20次見到付廣榮哭泣的樣子，與前兒童村員工張烈(化名)對我們進行的描述完全一樣。“她那種哭是特別的悽美，”張烈回憶說，“嘴微微笑着，然後眼淚無聲地滑下來，她不擦，但眼淚滑到嘴角的時候，她用舌頭尖勾過來，然後繼續說話。她那個樣子我一生都忘不了。”
付廣榮顯然有着熱情和表演才華。在艱難的募捐過程中，這些素質幫助她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她試圖把這些教給孩子們。
但是，“我不愛講家裏的事兒，”15歲的高金龍對記者表示，“我們孩子之間從來不說家庭的事兒。”
羅西幾次受到邀請去兒童村參加活動，特意到廚房裏看了看，只有蘿蔔白菜之類，“很慘”。
“這個情況我能理解，我不能理解的是孩子們吃這個，卻又蓋起了一座大樓。”他說。
付廣榮同時擔任着一系列頭銜：遼寧省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救助中心主任、遼寧省陽光愛心工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和遼寧省反家庭暴力法制道德教育報告團組織人，曾擔任遼寧省法制教育中心主任。
她不斷重複自己與上級官員的關係，告訴公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爲了達成在書中講述過的夢想：建造更大的兒童村，與世界兒童村接軌。
在媒體披露付廣榮涉嫌斂財等問題之後，遼寧省民政廳和瀋陽市民政局都表示，民政部門只管理註冊登記的福利機構，因此無法對兒童村加以管理。
事實上，不僅是民政部門沒有進行管理，其他部門都沒有對瀋陽市陽光兒童村加以監察，這是一個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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