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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阿丘：中國女孩遭日本老板偷窺事件，上個月這個事情被傳得沸沸揚揚，報紙和互聯網報道了事件的每一步進展情況，今天我在這裡之所以往事再提，是因為事件的主人公——被偷窺的中國女孩，上周末剛剛從日本回國。我們的記者在第一時間趕到女孩在沈陽的家。對女孩進行了采訪。這是女孩第一次與記者的面對面，我們來聽聽。
(照片)小婕(化名)，26歲。在日本學習花卉技術，並且在日本打工半年。她為我們講述了一個月前，她發現了日本老板安裝的偷窺器的情形。
小婕：抬頭咽藥的時候我發現一個閃光的亮點，仔細上前看纔發現那是攝像頭。因為我們經常洗澡出來，不穿衣服。第一反應就是社長肯定偷看我們了。她們(其他人)都不相信，每個人都上前去看了。我很生氣，我說你們看吧看吧，都看吧。社長就會看到你們在那兒，很大的腦袋，我們在一起商量時，我們也非常擔心那攝像頭能看到我們，發現我們。我們就離開了攝像頭的屋子，到另一個房間去，去給每一個家庭打電話，跟父母商量。
小婕父親：當時我挺氣憤，不過腦袋挺清醒。違法行為，百分之百，我就說讓我孩子拿照相機把它(攝像頭)照下來。
(照片：攝像頭)
主持人阿丘：於是小婕躡手躡腳地，把更衣處上方的攝像頭拍了照片，然後帶著她的8個中國同伴，一起找社長說理。
小婕：他說那是管理器，問他怎麼管理，他說只有聲音，對於我們來說很難理解他這個事情。因為他不會漢語也聽不懂，我們就覺得那你能聽懂中文嗎？他說聽不懂，聽不懂那你怎麼管理啊？他後來沒有辦法，後來一再強制性地問他，他纔說能看見，但是看不清是誰。這樣的話我們就決定要到他那裡去看看，到底能看清什麼狀態。後來我們去了，而且還把照片照下來，然後他就非常肯定地說沒有錄像帶，後來他就強制性地把攝像頭拿掉了。我們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辦法，在他拿攝像頭的同時我們就報了警，他也覺得，哎呀，你們報警了。覺得你們還知道報警，這種感覺一樣。
主持人阿丘：小婕提到的社長就是這個人，(照片)叫上野安司64歲。那麼他為什麼要安裝攝像頭？他所在的公司是個什麼樣的公司？我們打通過了他在日本的公司的電話。
記者：是上野綠風園株式會社嗎？
日本：是的。
記者：上野社長在嗎？
日本：您是哪一位？
記者：我是中國中央電視臺，想找上野先生。
日本：社長不在。
主持人阿丘：沒有采訪到上野先生，於是我們又通過一個曾經留學日本的朋友，找到了他的公司的網頁，借此我們了解到了小婕曾經打過工的地方，上野綠風園的概況。上野有限會社上野綠風園，是在日本德島縣，而且從它具體詳細的地址來看是一個很偏僻的山區，從它的資本金以及從業人員來看，資本金為500萬日元，30幾萬人民幣。朋友介紹說，上野所經營的公司是種植和經營花卉的。主要經營蘭花，規模是1800平方米的塑料大棚。值得注意的是公司表明，由於幾年來，蘭花銷售不景氣。他們必須提高品質、徹底降低成本、節約人工費用。所以公司只有3個正式員工，其餘的都是來自海外的研修生，小婕她們就是研修生。那麼到底什麼是研修生呢？研修生也可以稱作是勞務形式出國，由於日本法律禁止引進外籍勞動力，但又嚴重缺乏勞動力，所以以幫助發展中國家培養人纔為名，創立了研修制度。也就是從亞洲10幾個國家，接收在日本學習日本企業的技術技能和管理經驗的研修生，所以去日本研修的人，通常有兩種情況，有的是為了打工掙錢，有的是為了學技能，小婕去日本是為了學習技能，掌握花卉種植等技術。她家做的就是花卉生意，不過令她萬萬沒想到，剛去日本半年就遭遇了偷窺事件。偷窺事件發生後，小婕的父親向家鄉的媒體沈陽華商晨報揭發了此事。中國女孩被日本老板偷窺之事，很快就成為了國內一個熱門話題。人們討論的焦點之一：上野先生是否有意偷窺中國女研修生的隱私。對此晨報的記者曾經電話采訪過上野先生。這位日本老板對自己，為什麼偷偷安裝攝像頭，作了以下幾點解釋。第一他是為了防火，以及防研修生們打架斗毆等等。說來純粹是為了關心女研修生的安全問題，第二是為了防止女研修生們在合約期限未滿時逃跑。因為那裡出現過逃跑現象，不料這種解釋馬上遭到了反擊。反擊他的有中國人，還有日本人，我們來聽聽，其中一個曾經在中國生活了30年的日本人，蘆川先生對上野先生辯解的評價。
蘆川先生：你要是真正關心員工，那是應該在工作上，生活上對他們進行關心，你要是用監視錄像鏡頭，這能算是關心嗎？第二說這是防范錄像，請問防范錄像你一個食堂一個浴室
既不是財物重地，也不是倉庫重地，也沒有易燃易爆物品。你有什麼需要防范的呢？後來又講了說，這為了防止留學生失蹤逃跑，從常識來看，即使要失蹤要逃跑，那也得是穿好衣服，帶好盤纏纔能逃跑，不可能在浴室脫光了衣服逃跑，這簡直就是強詞奪理。
蘆川先生是屬於對日本老板行為不齒的日本人。在日本也有持不同觀點的，有日本媒體就站出來報道，他們認為攝像頭其實只是安裝在食堂裡，而不是晨報指的在浴室當中，日本老板沒有偷窺隱私的企圖。那麼，事實究竟如何？我們采訪了後來赴日調查的中方調查團的一個成員，他在和我們的記者聊天時是這麼說的：
協商團成員：孩子們每天衝洗，因為它淋浴間很小，都是淋水的，所以也沒有換衣服的地方，沒有換衣服的地方，他只能在這把衣服脫光了上裡面去衝，回來以後到這換衣服。所以我跟他們首先講，你這說的這兩種報道都是不客觀的，不實事求是。這個是食堂，但同時還有一個功能，那就是它同時兼著孩子們洗浴的更衣室。
主持人阿丘：(照片)這就是從監視器拍到的食堂。在食堂的角落處有一排女孩們的衣櫃。由於浴室狹窄，女孩們通常在衣櫃旁更衣。由此，日本老板偷窺中國女研修生隱私的事情得到了證實。這一點日本德島警方也公布了事實。
(隱黑)
主持人阿丘：偷窺之事就是這麼開始的。之後，一系列的事情發生了。按照日本的法律，隱蔽安裝攝像頭是違法的，但並不嚴重。這種行為觸犯的是《輕犯罪法》，處以10萬日元，也就是7千多人民幣的罰款，或者30天以下的拘留。因此，對於老板來說，這件事情是容易解決的，但對中國女孩來說，她們難以平靜。
小婕：當天晚上社長，咱們報完警以後社長就開車回家了，好像沒在這住。我們覺得社長是不是會對我們不利，或者是下手什麼的。就是很恐怖那種想象，每個人都准備了一些木棍笤帚，而且還把門用繩子拴上，把寢室的門鎖上，很多很多。都很晚了還沒有睡，都在那研究這些事情的發生，還有會不會給咱們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很復雜那天晚上。
小婕父親：領事返回之後，就告訴我等著日本警方印證的問題。以日本的法律來處理這個問題，咱們現在也不要太過分著急。孩子們願意乾活就乾，不願意乾就罷工，就根據孩子們的意願，當時我就表態不乾！誰也不乾活！對不對，就讓日本人乾，不給咱們滿意的答復，不公開賠禮道歉就不乾，決不能答應他們。
主持人阿丘：之後，小婕和她的8個同伴開始罷工。在20多天的等待過程中，她們的電話曾經停機過，無法與外界聯系。她們的食物和生活用品也耗光了，卻被禁止下山購買。上野綠風園處在偏僻的山林裡，下山需要走一個多小時的路。(圖片)
小婕：中國方面沒有消息，日本方面給警察打電話，他也說需要很長時間纔能處理結果出來。讓我們等待，而我們在那等待，每一天每一天都是沒有，不允許你活動，只允許你到廁所和自己居住的房間自己食堂活動，別的地方不允許你去。我們每天都在那樓上樓下來回的走，非常的寂寞，還有那種擔心很多。
小陳：當時我們社長常攆我們出去,對我們說,如果不乾活就得回國.有些人被嚇住了.
小婕：也有害怕的，因為有兩個，三個人是纔來兩個月，兩個半月，他們對這件事情的發生，覺得很奇怪，也很恐懼。如果真的回國，而且你要研究費用也不給你返還，你可能會扔很多錢在裡面。
主持人阿丘：說到研修生，遇到這種情況的確是左右為難。因為，如果她們被遣送回國的話，就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了，不僅沒掙著錢，而且連原來付出的押金和手續費都要泡湯了。況且，這些研修生的家庭經濟條件一般都不好，家長傾其家產送孩子出國，目的大都是為了掙錢。像小婕這樣專門學技術的是少數。因此在這種情況下，9個罷工的中國研修生中有4個最終妥協復工了。這位叢中笑先生，留日華人，日本關西華文報的記者，較早介入偷窺事件的人。他從互聯網上看到了對偷窺事件的報道後。就連忙趕往上野綠風園，探望小婕她們。
叢中笑：當時我們去的時候，看到這些孩子都流著眼淚。當天下著非常大的雨，而且我們坐車從德島車站到她們那個深山裡，經過很長的時間纔到。很特別的天氣，同時我們還帶去了法律專家，替她們介紹了很多日本的法律，遇到這種情況怎麼處理。
主持人阿丘：這位叢中笑先生離開女孩門後，義務幫助小婕續上了電話費，與小婕她們保持聯系。另外又在他從事的報紙上發表了聲援中國女研修生的連續報道，引起公眾的關注。聽叢中笑先生說，這次發生在日本德島的偷窺事件得到了很多華人以及一些日本人的支持。他們為9個中國女研修生無償提供法律援助以及捐款。與此同時，我國政府也表達了對此事的關注。6月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女研修生被日本老板偷窺事件是一起嚴重侵犯我研修生人身權益的事件，要求日本警方依法公正處理。同時，遼寧省政府派協商團赴日。在社會輿論和中國政府的壓力下，日本上野綠風園的老板迫於壓力最終向9個女工道歉，但是女孩們沒有輕易接受日本老板的道歉。
小婕：那你道歉只是低一下頭，我覺得太輕了，所以我們沒有任何人表示同意。我是無法接受，領事館的人特意問我們，你們認為怎麼樣？可以嗎？我說不可以，我說這樣道歉太簡單了。對於他來說我們只是工作的機器，或者是沒有感情的動物，但是我想他這麼想是錯誤的。記者：為什麼你們第三次就接受了呢？
小婕：他重新走到我們九個人，坐的位置的中間，向我們說對不起，然後向我們鞠躬，而且還很長時間，社長道完歉的那一刻，我們就覺得我們取得了非常的勝利，那個時候我們的勝利喜悅，就是我們幾個人都抱在一起，都哭成連片那種。
主持人阿丘：之後，6月4日到7日，中國赴日協商團和日方就賠償問題進行了談判，以滿足女孩們提出的有關道歉，賠償和安全回國的要求。說到這次賠償，本來在日本，像上野老板這樣涉嫌偷窺的人按法律規定只處以幾百元的罰款。但這次賠償可就沒那麼簡單。日方最終賠給9個中國研修生們的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曾經有媒體報道說，小婕父親委托協商團的賠償金額是80萬人民幣。其中包括孩子們回國後造成的損失費，孩子們的精神損失費以及家長的精神損失費。不過，這個要求並沒有得到滿足。
小婕：有很多給咱們打電話的人，他們是這麼說的你們社長犯法了。你們應該跟他要賠償，這件事情很嚴重，你們不能輕易放過他。
中國赴日協商團成員：家長要三十萬。
記者：家長要三十萬是什麼意思？
協商團成員：那我(家長)聽孩子在那受傷害，我精神受到打擊。我擔心，我上火。
小婕父親：我們要的賠償都是合理的，日本應該給我。我們沒有訛詐人家的企圖，與家長電話裡也說了。說你要太離譜的話，讓媒體拿出去以後，容易引起日本民眾的反感。漫天要價，就因為孩子這麼點事，你想借機發財，這話難聽。
記者：那我能冒昧地問一下大概賠償多少錢？
小婕父親：100萬日元
記者：7萬多人民幣？
小婕父親：差不多吧。
主持人阿丘：賠償金額究竟是多少，在這次采訪中，沒有人透露。但小婕的爸爸說，大概在10萬到20萬人民幣之間。對於這樣的結果，他感到非常滿意，也比較合理。由此，這次的中國女研修生遭偷窺的糾紛得到了圓滿地解決。但因為這件事情而引起的議論沒有結束。
留日華人阮先生：感覺中國人對日本人有很多誤解;而日本人對中國人也有很多誤解.這需要經歷媒體一個長期引導的過程.安裝攝像頭在日本社會是常見的事情,有助於制止犯罪,維護治安.但必須公開安裝並對員工說明.否則是種犯罪行為.幾個女孩子可能對此事有誇大之嫌.認為賠償是合適的,但金額數目不能認可.
叢中笑先生：日本人認為這個老板的行為只是個別現象.
電話日本人蘆川：這不是政治事件,只是個人行為,不要上昇到國家行為.當然他的行為影響了日本國家和人民的形象,但不應該影響兩國人民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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