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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在湖北省監利縣，一場直指農村基礎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試驗不僅在當地掀起軒然大波，而且受到了媒體和專家的廣泛關注。是農村教育改革的“小崗村”，還是稅費改革後地方財政“甩包袱”，監利的教育困境和改革探索直接牽動着中央領導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心。
“農村教育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困難”
談起何以要觸碰農村教育的“雷區”，監利縣教育局一位負責人說：“我在教育系統工作了20多年，從來沒有感覺到農村義務教育像現在這樣困難。”一位校長反映：“學校到了面臨崩潰的邊緣”。一位鄉鎮黨委書記說：“目前農村的教育質量嚴重滑坡，農民下一代的素質和前途十分令人擔憂。”
監利縣柘木鄉石橋中學有一幢新教學樓，三扇鐵門至今只開了一扇。“三扇鐵門要3000元，學校只付給做門的師傅1000塊錢，兩扇門的鑰匙他一直沒有交給學校。”校長劉和平告訴記者。石橋中學債務上百萬元，主要是“普九”達標中徵地、建房欠下的。稅費改革後，學校收費渠道變窄，運轉困難。“沒辦法，我們只好發動校委會成員自己想辦法借錢，上學期一共借了15萬元，我個人就借了3萬元。這學期的學費收上來，先還了12萬元。”
被債務纏身的不僅僅是石橋中學，記者調查的十幾所城鄉中小學，幾乎都是債臺高築。監利縣教育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也說，全縣“幾乎沒有不欠債的學校”。每逢開學之日，便是債主討債之時，債主封堵校門的事時有發生。不少學校不得不寅吃卯糧、舊債新償，才得以維持最基本的運轉。一些學校將雜費的大部分用來償還“普九”欠債，以免債主封門。有的學校甚至要求由老師先墊付粉筆的費用，有錢就還，沒錢就拖着。
已任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監利縣教育局原局長匡進平對記者說，當時作爲教育局長，我很困惑，經費問題突出，學校運轉困難，財政又拿不出錢來，以至學校亂收費屢禁不止，屢踩“紅線”。“譬如實驗小學的校長，我撤了他，可是我也很同情他，學校水停了、電停了，他被逼得沒辦法，纔去冒這個險。”
基層幹部普遍認爲，實施農村稅費改革以來，農民負擔得到了明顯減輕，但基礎教育誰來“買單”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過去是“人民教育農民辦”，農村基礎教育的“擔子”大部分落在農民肩上，稅費改革後，農民卸下的“擔子”政府又尚未挑起。
“池魚之病”呼喚改革創新
柘木鄉張廟小學既不是公辦小學，又不是村辦小學，有人說它像“私塾”，有人說它是“集體辦學”。這個現有5個年級4個班共68人的學校，是家長們自發聯合起來興辦的。
2002年秋季，按照全縣並校減員的改革方案，當時有102個學生的張廟小學也要撤了，這些孩子們將步行5里路，穿過一條汽車穿梭不息的公路，到柘木小學去讀書。而學校那些破舊的教學資產將被閒置起來。家長們希望孩子就近上學，保持原狀，就組織起家長代表，要求村裏把學校恢復起來，把那些民辦老師請回來。
學期開始，家長們按照政府規定的收費標準繳費，低年級學雜費110元、高年級130元。老師每個學期按1600元的工資標準，5個月平均下來月工資就是300多元。費用不夠了，家長們再討論補交。78歲的張作新有一個孫女和一個重孫在張廟小學讀書，被家長們推選爲“第一代表”。時常到學校監督上課情況的他說：“我們這樣做，只是不想爲孩子提心吊膽。”
面對農村教育日益艱難的生存狀況，甚至是辦不下去的危險，許多家長和學校都在進行着這樣的嘗試，改革的呼聲正日益高漲，對傳統的義務教育管理和投入體制帶來一定衝擊。
湖北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調研員戴伯勳對記者說，稅費改革以後，農村義務教育越來越艱難。教育的外部形勢發生了變化，教育體制應該主動去適應這種變化。他說：“如果一條魚死了，可能是這條魚的病，如果一池子的魚都死了，那就是池子出了問題。農村義務教育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那就是教育體制需要改革了。”
調查發現，監利縣農村教育所遇到的困難與問題，在整個江漢平原甚至中部地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教育部專家深入考察後也認爲，實際上，監利是我國中部地區特別是一些糧食主產區農村義務教育發展的一個縮影。
兩個層面的體制試驗
去年10月份，監利縣出臺一個《關於基礎教育綜合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了“投入主體多元化、教育服務市場化、學校管理民主化、教師任用聘用化、教師待遇崗位化”的改革思路，開始一場直指農村基礎教育管理體制的試驗。
改革首先是教育內部管理的創新。主要措施是成立學校民主管理委員會，學校實行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自主辦學、自主管理。改變教師管理體制，建立教師資格准入制度、全員聘用制度、解聘辭聘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建立教師交流服務中心，實行教師與學校雙向選擇，實行校長職級制和教職工崗位工資制度等。
管理體制的改革使教師面臨着前所未有的衝擊，從單位人走向職業人、社會人，公辦教師不再是講好講壞“鐵飯碗”還能一直端着。學校將有權根據教育質量的好壞解聘任何一名教師，再從縣教師交流服務中心聘請新教師。真正的好老師、骨幹老師到處搶，身價百倍，而“南郭先生”想混日子、混工資就難了。
目前，全縣已開展了教職工全員聘用工作，聘用上崗8429人，佔在職教職工的91.6%，落聘761人。校長“終身制”和行政級別被取消，全部重新聘任，學校民主管理委員會全面建立起來。
教育經費投入方式的轉變則是更引人關注的另一個層面，即實施“教育卡”制度的過渡性改革。全縣自2004年2月起開始實施教師工資撥付方式的過渡性方案，即上崗教師原有工資的70%發放到個人，30%按學生數權重分配到各校，由各校自主制定方案發放到教師。
改革者認爲，通過“教育卡”將政府對義務教育的投入體制，由過去投向學校變爲直接量化到接受義務教育的每個學生，學生憑卡就學，學校憑卡從政府領取教育補貼，改變僵化的教育體制，全面激活公辦教育資源，真正實現了“以學生爲中心”，既解決了擇校費問題，又消除了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在待遇上的不公平。
是“小崗村”還是“甩包袱”，期待用效果來檢驗
湖北省教育部門專家認爲，“監利教改”真正的意義在於，讓人們打破舊的思維束縛，摸索能夠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新形勢的教育體制。甚至認爲這場監利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農村教育的小崗村”，它不僅僅涉及經費投入問題，而是一項投資體制、辦學體制和教育內部管理體制的全方位改革，在江漢平原及中部地區農村帶有普遍性。
監利縣教育局副局長傅禮協闡釋說：“哪個學校教育搞得好，老百姓就滿意，生源就會增多，收取的教育卡增多，你這個學校的收入就相對提高，這樣就促使老師把書教好，校長把學校管理好，學校的條件也不斷改善，再不是過去教好教壞一個樣。”
但是，據監利縣反映，這項措施阻力很大，並引起了部分學校教師的上訪和停課。一些持不同意見的人認爲，監利改革並非來源於教育制度本身，而是政府急欲擺脫財政壓力，監利縣的基礎教育改革，實際上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
國家有關部門已對監利縣農村教育存在的問題和改革探索作了深入細緻的調查，並將研究稅費改革後農村義務教育的出路。基層教育工作者說，問題的存在與突破，改革試驗的是與非，都期待以探索的效果來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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