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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礦老闆的消費路徑：斥資百億購京滬豪宅
今年6月13日，山西省晉城市下轄的高平市王報村村委主任明平和，在赴太原的路上被歹徒砍傷。明平和去太原，是要到省高院反映有關本村煤礦官司的情況。高平市公安局有關人士證實，對他下黑手的就是現在的煤礦經營者僱用的打手。明平和是爲了給村民爭利益而受到殘害的。
王報煤礦1997年辦齊了四證，並於當年投產。據王報村村民反映，原村委會在沒有提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情況下，曾與張某簽訂幾份合同。但煤礦投產以來，特別是近幾年煤炭市場重新緊俏後，產量越來越大、價格越來越高、環境越來越糟，村民得到的利益卻少得可憐。2003年1月，新一屆村委換屆後，決定把煤礦經營權收回，但與礦方多次交涉無果。2003年8月，王報村委向晉城市中院提起訴訟，當年12月31日中院判決認定，該煤礦原訂合同無效，煤礦應交由王報村經營。被告不服，向高院提起上訴，還沒等到判決，村委會主任就遭到了襲擊。
據王報村村民反映，早在煤礦成立之初，就有單位願意每年上交12萬元承包，但當時的村委會卻以每年4萬元的價格承包給了張某。2003年新一屆村委班子上任後，有人願以每年400萬元、甚至600萬元的價格承包。在這種情況下，村民認爲應該收回煤礦，重新招標承包。
像王報村一樣，在晉城市特別是高平，類似的情況大量存在。記者從高平公安局證實，今年以來，有多起規模較大的農民結夥鬧事的現象發生，其原因均是因爲煤礦利益格局傾斜以後，沒有得到快速有效的平衡所致，其中有15名農民因此被逮捕、另有4人批捕在逃。
對此，在晉城市人大四屆四次會議上，郭京州等23名代表曾提交過專門建議。建議說，煤礦是以國家不可再生資源爲支撐基礎的企業，在該市，除爲數不多的地方仍堅持集體經營外，其餘多數村實行由個人或個體聯戶承包經營方式，不同程度地存在掠奪性開採等問題。建議指出，尤其是近兩年來，國家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經濟持續增長帶動了煤炭的高價位運行。據調查，該市鄉村煤礦年淨收入多爲數百萬元、乃至千萬元以上，但上繳國家利稅卻保持在20萬元左右(在鄉鎮多爲包稅制)，上交集體承包利潤也大多未作調整，基本在20萬元以下。這就明顯地造成國家、集體、個人收入比例嚴重失衡，農村兩極分化趨勢日益加劇。因此煤礦承包引發的糾紛、控訴問題不斷。
晉城市鄉鎮企業服務中心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該市核發“四證”的礦井總數爲515個，佔全市核發“四證”礦井總數577個的89.3%，年生產能力4401萬噸，佔全市的72.1%。最新的鄉鎮煤礦中，普遍存在一些深層次問題和矛盾，主要表現爲“三低一多”，即產業集中度低、技術裝備水平低、經營管理水平低及引發的社會矛盾多。
該調查報告顯示，在該市鄉村煤礦按投資狀況來分析，主要有四種類型，一是集體獨資，由鄉鎮或村集體獨家投資，投資主體單一，辦礦初期以少量自有資金投入，大部分靠信貸或積累完成，資產質量較好。這一類約佔總數的20%。二是集體聯合投資，由鄉鎮與村或村與村集體聯辦，原始投入依照協約共同出資，不足資金靠信貸或積累完成。此類約佔總數的10%。三是集體、企業和個人混合投資，村集體辦回有關證件後，由於資金短缺，便吸收個人或企業法人競標，讓其攜資進入。此類約佔總數的30%。四是純民間投資，投資方負責經營管理。此類約佔總數的40%。高平、澤州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屬於此類。
煤價上漲了矛盾激化了
煤炭價格上揚後，利益格局嚴重傾斜的現象立即暴露。由此引發的矛盾也逐步公開、尖銳。
據瞭解，2002年到2003年期間，當地農民與煤礦的利益之爭以這樣一種情況出現：看着自家地裏的煤礦生意紅火自己卻得不到實惠，村民們開始想辦法。煤礦是人家經營的，咱插不上手，但可以運輸啊，於是小三輪、無牌無證的“黑戶汽車”等成了村民們與煤礦分利的基本工具。但財力幾乎是空白的農民個體運輸，很快被資金雄厚、裝備精良的專業運輸隊伍擊敗——小三輪顯然無法與大型載重汽車抗爭。於是，村民們又在路上動起了腦筋。我的三輪不是不如你的大型汽車嗎，可路是我們自己的。於是衆多的小三輪、黑汽車阻斷了煤礦與外界的道路，外界想拉煤，對不起，你到不了煤礦，只能在遠離煤礦的地方裝小三輪倒出來的煤。當然，價格肯定比煤礦那裏要貴。
然而好景不長，對煤炭運輸市場出現的這種現象，當地政府很快就進行了打擊，農民的利益再次失去了來源。
政府對煤炭市場的監管，一度也提起了農民的信心。他們開始向各級政府反映、要求，但他們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覆，有些甚至缺少足夠的溝通渠道。
到了2004年，農民們的抗爭演變成另外一種模式。
2月12日，高平市建寧鄉何家村上百名農民集體來到鄉政府，要求村裏被承包的煤礦給農民多分些利益。13日，該鄉北莊村的幾百名農民也找村幹部要求煤礦給他們多分些利益，在遭到拒絕後，這些農民趕到煤礦，砸壞了煤礦民工的宿舍，燒燬了民工的被子，並把一些民工打傷，阻止民工繼續採煤。鄉幹部和派出所得知情況後，趕去做調解工作，也被農民包圍和圍攻，鄉里和派出所的汽車也被推翻。14日，該鄉建北、建南兩村的一些農民採用敲鑼打鼓的方式召集羣衆，圍堵鄉政府，要求鄉政府答覆給他們分紅利的事。2月11日和12日，建寧鄉北社村敲鑼集結了300多名羣衆，先後到北社煤礦、魚仙山煤礦，打砸、破壞了生產區、發電機房、配電室、絞車房、辦公區、民工住房等，並把辦公區院內一輛桑塔納轎車掀翻。2月22日，陳區鎮魏莊村200多名村民來到本村煤礦，將礦長的桑塔納轎車推翻。2月25日，陳區鎮南河村100餘名羣衆，先後到南河煤礦、豬廠、磚廠，將煤礦礦井封堵、礦車推翻，剷車、卡車砸壞，並對豬廠、磚廠進行了破壞。
針對這些事件，高平市公安局4月20日逮捕了15名鬧事農民，另有4人批捕在逃。“任何人不得再提分利的事情。”農民的要求再次遭到了拒絕。
最應抓實抓好的事情不受重視
農民試圖從煤礦分利的要求合理嗎？資源是國家的，坑口就在自家的口糧地裏，產權屬於全體村民，煤礦的收益又非常可觀，但農民得到的收益卻微乎其微，農民當然有權抗爭。有資料顯示，佔高平市人口萬分之三的煤礦老闆人均年收入在500萬元左右，其存款總額佔全市總額的30%，而當地低收入人羣的人均年收入僅區區500元。稅務部門的資料顯示，國有煤礦噸煤稅收收入是農村小煤礦收入的3.9倍，僅此一項晉城市一年流失的應收稅款總額在5億元以上。當地一名政協常委認爲，“貧富兩極的巨大收入差距，必定給社會的安全與穩定造成隱患”。
那麼，農民的正當要求爲什麼得不到足夠的重視？晉城市人大常委、農工委主任郭京州認爲，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多種，如農民最底層的社會地位、煤炭業本身的衰落與興盛週期、農民民主管理村務的機制缺失、不少煤礦礦主與個別政府官員互相勾結等等。其中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主要領導層行政理念中存在嚴重的錯誤政績觀念，在行動中只想在見效快、看得見、摸得着的方面着力，如城市建設、道路建設等，對於直接影響社會穩定與發展的深層次矛盾不願意接觸、不敢接觸，再加上官員流動週期沒有硬性的規定，時間不長就換一任領導，客觀上就把最應該抓實抓好的事情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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