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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郵報》9日刊登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撰寫的文章《變化不定的全球秩序》。文章指出，在美歐日漸疏遠的同時，國際政治的重心正向亞洲轉移，幾乎所有重要國家都在調整自己的角色。中國逐漸成爲導致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全球局勢處於幾個世紀以來最多變的時期，美國的任務是爲引導這種躁動做出貢獻。這篇文章如下：
將來記述這段時期時，當今的熱門話題(伊拉克及其引發的爭議)與同時代的其他國際鉅變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世界事務的重心正向太平洋轉移，國際舞臺上的幾乎所有重要演員都在調整自己的角色。
美歐難以調和
這種轉變關乎根本理念而非戰術問題。例如，美歐之間的分歧十分嚴重和深刻。但最近美歐外交往來的成果令人失望是因爲大西洋兩岸的歷史演變有所不同。歐洲最重要的事件是單一民族獨立國家逐漸消逝，而單一民族獨立國家是17世紀以來國際政治的基礎和政治忠誠的焦點。歐洲領導人在歐洲統一問題上花的時間多於其他一切，這些問題涉及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外交而是晦澀的法律法規。由於歐洲歷史上的相互敵對經過開導教化變成團結一心，歐洲外交官試圖把他們內部的這種新經驗用於國際領域。
相比之下，美國依然是一個傳統的單一民族獨立國家，依然堅持認爲主權國家有采取行動的自由。歐洲儘管接受美國的流行文化，卻傾向於在政治上使自己有別於美國。歐洲的國家利益尚不明確，因此，這些對待國際關係的非國家態度逐漸深入歐洲的輿論。堅決信奉大西洋主義的人越來越擔心，歐洲統一的非國家性最終能否與美國的國家的經驗完全調和？能否與傳統意義上的聯盟概念完全調和？
重心轉向亞洲
奇怪的是，在美歐日漸疏遠的同時，國際政治的重心正向亞洲轉移，在那裏，國與國關係的對抗色彩要淡得多。俄羅斯、中國、日本和印度等國對單一民族獨立國家的看法仍然與美國相同、與歐洲各國在二戰前的看法相同。
對它們來說，地緣政治並不令人討厭，它是對內進行分析和對外採取行動的依據。國家利益概念仍然能調動輿論和領導層。力量對比影響着它們的運籌帷幄。
由於對國家利益的認識與我們非常接近，俄羅斯、中國、印度和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不像某些歐洲盟國那麼難以駕馭。雖然它們排斥美國政策中在它們看來具有霸權性質的成分，但它們是通過傳統的外交就事論事的，它們一般主張進行戰略對話而不願展開較量。在這些國家看來，伊拉克問題不能檢驗美國從道義上講是否適合擔負領導職責，它所檢驗的是美國能否堅持不懈地推行其戰略見解。伊拉克問題影響着它們對美國作爲一個夥伴是否可靠以及它是否有能力實現目標的判斷。這些國家都多少希望美國不要在伊拉克遭受失敗：印度是因爲它擁有大批穆斯林人口，俄羅斯是因爲擔心其南部出現動盪，日本是因爲維持一個強大的美國和日美聯盟在它處於轉變時期的情況下關係重大，中國是因爲它認定與美國建立夥伴關係是保持十年穩定的最佳途徑。
一切有關國家都在重新定位。俄羅斯回到它從彼得大帝以來聞所未聞的疆界，發現涉及其鄰國的非殖民化格外痛苦。放棄帝國統治而依靠合作關係有悖於俄羅斯的歷史經驗。俄羅斯人必然捫心自問：假如我們不是帝國了，那我們是什麼？俄羅斯面臨艱難的抉擇：重新定義它與所謂“近處的外國”(前加盟共和國，尤其是西部和南部的)的關係，毗鄰生機勃勃的中國，西伯利亞地區荒無人煙，中亞地區的能源(19世紀俄國、中國、印度和美國圍繞它展開的那種“大博弈”再次上演)前途未卜。美國可以發揮建設性作用，一方面開展俄羅斯十分關注的定期對話，另一方面不要默從俄羅斯的所有提議。
中國日顯重要
中國逐漸成爲一個大國(並有可能成爲超級大國)，已經是導致國際重心向亞洲轉移的一個重要因素。隨着中國重新解釋其變革的思想理論前提，民族主義也許會成爲替代品，從而賦予臺灣問題濃厚的象徵意義。中國似乎已經決定再合作一段時間。必須利用這一契機把美中關係提升到戰術高度以上，並在新一代領導人當中激發美中長遠目標密不可分的信念。
朝鮮核武器問題充分說明了採取長遠策略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它一直被當成由一個無賴國家引起的軍控難題，因此一直侷限於朝美之間。但根本性的解決辦法需要深入本質。它需要中美兩國瞭解東北亞地區的政治演變，包括朝鮮的未來、朝韓統一的步伐以及東北亞各國的核剋制。這不是要在北京的副部級六方會談中完成的任務，它需要一種超越非核化技術問題的理念以指明東北亞地區政治和軍事演變的總體方向。
日本的轉變大概是最複雜的。二戰後的半個世紀裏，在日美安全條約的庇護下，日本自覺地集中精力振興經濟和修復政治名聲，並第一次讓自己的外交政策隸屬另外一個國家。在國際環境日新月異之際，日本有條不紊地頑強、巧妙、間接地拓寬自己的行動餘地。除了反恐戰爭之外，日本正逐步調整其美國附屬國的角色，準備獨立自主地登上國際舞臺———這對美國來說是挑戰也是機遇。朝鮮問題加速了這一進程。
這些趨勢將因爲中國的經濟增長而加快。隨着時間的推移，日本至少會探討三種選擇方案：(1)繼續奉行以日美聯盟爲基礎的外交政策；(2)謀求創建一個類似於歐盟的亞洲政治團體，或許同中國建立某種夥伴關係；(3)拒絕做出選擇而實行不結盟，以最大限度地維護其國家利益。眼下，日本樂於在今後十年間靜觀其變，同時拐彎抹角地堅決捍衛國家利益。
印度取得大國地位是今後十年間的一件大事。這尤其是因爲，印度最感興趣的地理區域(穆斯林世界和中亞)恰恰也是美國最關心的地區，這兩個國家的利益有着重要的一致性。
自從大英帝國時代以來，印度一直反對在從新加坡到亞丁的這片弧形區域出現一個占主導地位的外部力量。印度擁有1.5億穆斯林人口，再過一代人的時間將超過3億，它比其他幾乎任何一個國家都更希望伊拉克戰爭(乃至整個反恐戰爭)到頭來不要助長了極端伊斯蘭教，這對它關係重大，因爲戰爭的餘波不會不向外擴散。
美國應有貢獻
全球局勢處於幾個世紀以來最多變的時期，美國的任務是爲引導這種躁動做出貢獻。美國的外交必須打造世界新秩序的要素，就像它在二戰後的十年間卓有成效的作爲。然而，如今的條件更加複雜，因爲現在需要融合的是全世界而非大西洋地區，因爲危機症狀往往掩蓋了現實。就歐洲而言，即使最縝密的磋商最終也會遭遇這樣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在當前形勢下，大西洋兩岸關係還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作爲一個機構，歐盟可能會避免動武，除非在使北約失去特殊地位的情況下———也就是安理會成員國一致同意。大西洋政策的挑戰在於北約各國能否找回生死與共的感覺。沒有了這種感覺，大西洋兩岸國家就會走向一種只關心本國、本地區利益的變幻莫測的世界秩序。
本文中提到的亞洲國家獨樹一幟。它們同美國的磋商既充分又見效，短期內是爲了協作。然而，中期內存在三個挑戰。相關國家將根據伊拉克問題的結果來判斷我們對於它們的重要性。多少有點自相矛盾的是，對美國霸權的擔憂也許會促使這些國家設法制約美國的權力，儘管其動機與歐洲國家相反———不是出於道義或司法原則而是爲了維持力量均勢。美國的實力是無可迴避的事實，但外交技巧的作用是把實力轉化爲默契。這不僅僅需要同所有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從而獲得最大限度的迴旋空間，最重要的是必須形成統一的看法，尤其是在關乎所有國家的問題上，比如核不擴散、流行病控制、發展等。
如果世界各國都認爲維護一套國際制度比它必然會帶來的困難更爲重要，而且這套國際制度能給創造力以機會，那它就是必不可少的。在中東地區的反對聲浪中，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超越眼前的挫折而展望一個等着我們去建設的世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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