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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牛”上任真相
2000年12月29日，牛羣在一片爭議聲中“下嫁”蒙城“走牛上任”，做起了“掛職副縣長”，2004年的今天，牛羣又在債主們的一片追討聲中一度從蒙城消失。
之後，在債主們告到法院受到媒體聚焦之後，在地方政府態度鮮明並積極行動之後，牛羣又潛回蒙城表示“決不當孬種”。歷經三年的感受和審視，蒙城人開始懷疑“牛副縣長”“奉獻”蒙城的本意。
有資料表明，時任蒙城縣委書記的孫克傑前往北京聘請牛羣擔任蒙城“名譽縣長”，牛羣表示“自己是個實在人，不喜歡虛的，要幹就幹個實在的，乾脆到蒙城當個‘下派副縣長’”。這樣模糊了細節的籠統說法一度成了牛羣“下蒙城”的“樣板戲”，但箇中原由卻鮮爲人知。
2004年7月11日，在時隔三年之後，當初牽“牛”進蒙城的主角之一、蒙城五洲牛肉集團公司總經理於世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披露出“牛羣下蒙城”是“三方共贏之舉”的策劃。
牛羣之所以能“掛職”蒙城得益於於世民的推薦。2000年，於世民爲打開“五洲牌”牛肉更大的市場而四處奔走，經娛樂圈中人的介紹，他屬意相聲演員牛羣代言“五洲牌牛肉”。
於世民事後坦陳他屬意牛羣是出於兩個方面考慮，一是牛羣代言牛肉，音意切合，廣告效果好。再就是，得知牛羣人品過硬，淡泊錢財，沒有架子好相處。從“形象代言”的商業運作最終演變成“掛職蒙城”的“政治秀”，這其中驅使事態發展的原始動因其實是爲了“形象代言”的廣告效果更好。
“當時與牛羣合作後，考慮到單純從商業宣傳角度來做，媒體效應不會太好，如果能與政府結合，效果會更好。”後來，於世民就找到了縣領導，“彙報”了構想。
碰巧的是，蒙城在1998年被命名爲“全國養牛大縣”，正在爲玩轉“牛經濟”尋找噱頭的蒙城縣領導“一點就通”，聘請牛羣做蒙城名譽縣長的意向最終從時任蒙城縣委書記孫克傑的口中表達出來，最後遵從牛羣的意願以“下派副縣長”的規格操作，在經過三四個月的“醞釀”後，繁瑣的“組織程序”最終在“24小時”內辦妥。
“大名人與小縣城、相聲演員‘從政’，這樣的整合才能達到轟動效應。”於世民披露，牛羣、孫克傑、牛羣的“軍師”韓熙合連同自己四人是整個“牛副縣長”出籠的策劃者。事實不出所料：“牛副縣長”讓牛羣、蒙城、五洲牛肉三方都受益了。牛羣的媒體關注率回升了，蒙城的知名度提高了，“五洲牛肉”跟着“火”了。
於世民說，當時作爲策劃者大家僅停留在“製造轟動效應”的廣告策劃上，並沒有往更深的領域延伸，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當時國內的相聲表演處於低谷時期，“副縣長”的出籠無疑讓牛羣找到了一個“新的舞臺”。
就這樣，“牛副縣長”在精心策劃下“粉墨登場”。
牛縣長的蒙城抱負
“我是自帶草料來擠奶的，不爲名，不爲利，爲的是回報蒙城人民的厚愛，腳踏實地地爲老百姓做點實事。”這句話的出處無從考證，但後來多家媒體都採用這句話來作爲牛羣的“真情告白”。
類似的“告白”還有：“我和焦裕祿書記不一樣，他和百姓一起受苦，我要帶着蒙城百姓致富，讓百姓腰包裏的錢多漲些，就是我最大的心願！”後來的事實表明，牛羣在努力證實自己並非是“只說不做”。
2000年12月29日，是“牛副縣長”就職的日子，當地媒體做了這樣的“鋪墊”：牛羣27日從臺灣回到大陸，“牛不停蹄”，立即與夫人一起趕赴蒙城，之後，就帶着他的高級智囊團於28日對縣裏的工農業進行了調研。29日上午舉行了就職儀式，小學生代表向牛副縣長贈畫表示感謝。
上任之後的“牛副縣長”鄭重承諾：兩年之內要把蒙城變成一個國家級的旅遊基地，兩年之內要把蒙城黃牛市場的那塊牌子變成國家級的，之所以以兩年爲限是因爲“牛副縣長”的任期是兩年。
被稱爲“中國原始第一村”的蒙城縣“尉遲寺遺址”，在牛羣上任後，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發掘工作。在他的運作下，遺址的發掘過程轟動海內外，據說當時位於蒙城柳林鎮的黃牛大市場也“一片沸騰”，“一斤牛肉漲到3元”，“黃牛日上市高達千頭，能成交百頭。”
蒙城爲“牛副縣長”兩年任期開出的“成績單”顯示：牛羣參與大小談判數百次，談成項目十多個，引進資金近5億元，蒙城因此獲得知名度的潛在價值可達數十億。蒙城有官員現在還記得牛羣在界首招商累趴下時的情景：面色蠟黃，慢慢合上眼：“牛要休息了”。
2001年10月11日，蒙城縣委縣政府下發[2001]71號文件：《中共蒙城縣委蒙城縣人民政府關於向牛羣同志學習的決定》，號召全縣黨政幹部向“牛副縣長”學習。
時任蒙城縣長的駱方平這樣評價牛羣：“牛羣開創了一個優秀的人民藝術家服務人民的一條突出的道路，兩年中，牛羣得到了蒙城縣上上下下衷心的尊敬和愛戴，如果中國的縣長們都能像牛羣這樣，心裏裝着老百姓，一心一意爲老百姓辦實事，拼命爲老百姓謀利益，咱們中國什麼樣的難事都能辦好。”
這些讓主抓“牛文化”和“牛經濟”的“牛副縣長”大受鼓舞，一時間“躊躇滿志”。
兩年下來，牛羣的“承諾”甚至被遺忘，但牛羣的“蒙城情結”卻日益深厚，牛羣用這樣深情的話語表達了對蒙城的期許：“安徽蒙城就是我的故鄉，我祖居山東，生在河北，但影響我生命質量的卻是故鄉安徽，我的心已紮根這片熱土，我的後半生離不開這兒的事業，這片給我厚愛的土地讓我難以割捨。”
當前，蒙城的官員似乎都有這樣一個認識：“牛羣在兩年掛職期滿時離開蒙城對多方來說效果是最好的。”
膨脹後的癲狂共舞
或許是“副縣長”這樣一個嶄新的“人生舞臺”讓牛羣找到了盡情演繹的快感，牛羣要實現向“實業家”的轉變。牛羣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他可望完成從文藝家到實業家的轉換，在別的企業家1年2年，甚至3年5年辦不成的事，他牛羣出馬短短几十天、幾個月即可完成。
“牛羣商貿城”的“成功運作”無疑成了牛羣“神氣力量”的佐證，“牛羣商貿城”於2001年7月28日動工，2002年5月8日開業，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一座號稱投資2個億，佔地300多畝，總建築面積20萬平方米的大型商貿城在蒙城“拔地而起”。
商貿城的原總經理徐德華先生“總結過去”時不得不承認：“沒有牛羣就不可能有牛羣商貿城。”
“牛羣奇蹟”當時在蒙城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有資料表明，當時有100多名浙江客商準備在蒙城建立“永康五金一條街”，使蒙城成爲皖北輻射魯蘇豫周邊4000萬人的五金商品集散地。
“魔術般地把無形資產轉化成有形資產，資本運作迅速到位”，這樣的“神奇力量”給了牛羣底氣，也讓縣政府堅信“牛羣‘無所不能’”，蒙城縣一位官員說：“此後的牛羣有些膨脹。”
“膨脹”後的牛羣開始偏離“牛經濟”和“牛文化”，他要“爲蒙城做更大的實事兒”，這讓蒙城聾啞學校最後被牛羣收入囊中成了“偶然中的必然”，與之相伴的是牛羣萌生“向實業家”轉型的念頭。
此後，隨着牛羣於2002年再次當選爲副縣長，蒙城在圍繞牛羣展開的一系列的“舉措”近乎於“癲狂”，序幕首先從蒙城聾啞學校拉開。
蒙城縣教委2002年6月21日下發文件：“鑑於‘牛羣特殊教育學校’爲著名藝術家牛羣同志零起點帶頭人創辦，該校成立時未佔用‘蒙城縣特殊教育學校’(蒙城縣聾啞學校)的校舍場地及其他財產，該校在財產和相關權利關係方面與蒙城特殊教育學校無任何繼承關係。”
此前，牛羣接管蒙城聾啞學校後將其更名爲“牛羣特殊教育學校”，之後又更名爲“五子牛特殊教育學校”，蒙城教委的“文件”實際上是“聲明”牛羣特殊教育學校的財產所有權屬於牛羣。隨後，牛羣以特校資產作爲出資，拉上另外兩家公司於蒙城縣工商局登記註冊了“牛羣教育有限公司”，註冊資金3000萬，法人代表爲牛羣。
同年5月17日，實際股東只有牛羣一人的“蒙城牛羣教育有限公司”又出資48萬，佔80%股份與郭翠蘭合資成立了“五子牛飲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也是牛羣，其後又使郭翠蘭“捐出”了自己的股份而擁有了該公司的全部股份。
自此，牛羣的一張名片上出現五個董事長頭銜，牛羣的目標是成立教育集團，牛羣要在蒙城創辦“國際一流的特教學校”。其間，牛羣分別從蒙城板橋鎮、三義鎮“圈地”800多畝和100多畝，這些土地被“圈”時均沒有履行報批手續。
蒙城一位官員私下說：“一時間，蒙城簡直成了牛羣的‘後花園’，政策隨便給，土地隨便圈。”
癲狂後的三大敗績
在蒙城，“牛羣商貿城”的“崛起”、五子牛特校的“改制”、五子牛飲品公司的“擴張”一度成爲牛羣“玩轉資本”的“三大傑作”，但牛羣的“三大傑作”最終沒能經受得了三年時間的考驗。
據瞭解，牛羣商貿城一期工程有店鋪1240間，外圍店面300套，現在能開門營業的只佔50%，以前“紅火”一時的“永康五金一條街”已“人走街空”，還在堅持的商戶表示對牛羣商貿城的未來沒有信心。
商貿城原總經理徐德華快人快語：“剛來時看見弄這麼大一座商貿城，嚇得渾身發抖。”他介紹說，蒙城縣鄉人口120萬，城區人口10萬，本地原有的商品市場已處於飽和狀態，牛羣商貿城的出路有二條，一是就地改造蒙城現有的商業格局，再就是開發蒙城以外的消費市場。
但事實上牛羣商貿城這樣的兩條出路很難走通，對於帶有“政府幹預市場”性質的“商業改造”，蒙城的官員直言“不好辦”，再就是蒙城2003年商業零售總額僅是16個億，這與牛羣商貿城號稱“年銷售額50個億”的目標相差甚遠，地處阜陽、蚌埠、宿州三區域中心邊緣的蒙城唯一能夠“施展影響力”的對象只有一個渦陽縣，出路渺茫。
徐德華坦陳，“二期工程的開工”是迫於“兩年內不開發，土地將被收回”的規定，他們寄希望於通過調整商貿城的市場配置來“激活市場”。蒙城一位商業人士直言：“荒廢后的牛羣商貿城只能用來做車庫。”
與“光輝的牛羣商貿城”同時存在的是，被徵用土地的原農場工人至今未能得到妥善安置，農場工人積壓的憤慨情緒隨時都有可能爆發。
後來被牛羣視爲他在蒙城主要“事業”的五子牛特校在幾經“顛簸”之後，至今產權不明，包括官員在內的蒙城各界人士都承認，特教學校“改制”後，學生沒能接受到很好的教育。特校的師生們一度被他們的校長牛羣帶到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
先被牛羣“改制”後又被“捐贈”的五子牛特校因“無力維持”，如今又被縣政府“收回”，被重新任命爲校長的高偉現在“小心謹慎”，關於學校的未來，他表示“說不清楚”，他僅是“奉命”對特校遺留下來的諸多問題進行“善後處理”。
同時，由安徽省某會計師事務所給五子牛飲品公司作出的《審計報告》反映，截止到2003年6月24日，五子牛飲品有限公司負債總額爲四百六十多萬，淨資產只有四十四萬多，資產負債率達91.4%。
事實上，在原有廠房設施的基礎上，五子牛公司前後只有二百多萬元的投入，而投產後的銷售總額也只有六十多萬，這相對於五百多萬元的總資產來說，就意味着五子牛飲品有限公司近三百萬資產的投入是“空手套來的”。業內人士表示這其中的“隱患”短期內很難消除。
違規用地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追究，如何還清五子牛公司的欠款？五子牛公司何去何從？面對這樣一堆“爛攤子”，在牛羣“不負責”地消失後，由蒙城縣委縣政府成立的“工作組”開始了“緊張全面的善後處理工作”，然而，牛羣在蒙城的“三大敗績”所暴露出來的諸多問題並沒有因縣政府派出了“工作組”而“立即消失”。
光環下的財富遊戲
“我是去蒙城盡義務的，去獻身的”。面對媒體，牛羣還說：“人解決溫飽之後，活的就是一種精神。我拿工資是在北京現代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在蒙城一分錢不拿，在這兒是幹義務。”隨着2002年8月的“裸捐”，牛羣“無私奉獻”的形象被演繹得的淋漓盡致。
但在牛羣通過一系列“壯舉”吸引外界眼球的同時，牛羣在蒙城的“財富遊戲”始終沒有停止。在通過給特教學校改制並擁有100%的股份後，“收羅”了一堆捐來的資產拼湊成3000萬註冊了“牛羣特殊教育有限公司”，該公司註冊資金中屬於牛羣的只有他“捐贈”出來的“牛羣特教”及圖案徽標知識產權被評估作價600萬元，但該公司的“驗資報告”表明，自始至終，牛羣並沒有向商標局提出辦理轉移申請，所謂的捐贈“證明書”形同空文。
牛羣在“空手”套得“牛羣特殊教育有限公司”後，一度遭到外界的質疑，牛羣就將他名下的資產一鼓腦捐給了中華慈善總會，在這個“漂亮的大手筆”背後，牛羣的“財富往來”開始變得撲朔迷離。
在蒙城，牛羣所掌控的財富主要來自各界人士針對特校的捐贈，對於外界關於受贈財富去向不明的質疑，牛羣通稱的說法就是“用在發展五子牛特殊教育事業上了”，他“一切都是爲了孩子”。
有知情人士披露了這樣一些細節：“改制”後的特校主要開支分爲“師生吃住”、“教師工資”和“日常辦公開支”三個部分，一年的總支出在60萬左右，學校有學生180名左右，每人每學年的學費爲1400元左右，加上縣財政對每位學生補助的50元，特校每年的資金缺口在30萬左右，從2002年算起，兩年貼補到特校的錢也就在60多萬。
消息人士透露：“特校這樣的資金缺口靠平時的零星捐贈基本填平，之後由牛羣打來的錢實際很少。”
可以證實的是，牛羣在蒙城“支出”的大筆資金只有兩筆，一筆是投到“五子牛礦泉水公司”的200萬左右，一筆是購置板橋鎮土地的110萬，但對於這筆錢，板橋鎮的韓鎮長證實，後來因牛羣在板橋“建設世界一流的特教學校”的計劃受挫中止，這筆錢已經他手返還牛羣，也就是說，牛羣在蒙城實際“支出”的只有200萬。
但牛羣在蒙城“就地圈錢”達400萬，2002年牛羣在蒙城農行“授信”貸款200萬，2003年，牛羣又從蒙城縣財政“划走”200萬，且至今未還。由此看來，牛羣自己在蒙城的一系列的“辦實事”中實際沒投入一分錢。
自此，社會各界捐向特校的大筆資金的去向成了解不開的迷。根據特校有關財務人員保留的記錄，截止特校“改制”時，募捐到的善款已達300萬元，牛羣在2002年11月接受媒體採訪時親口承認“我再利用我的知名度到處去募捐，到9月1號正式開學的時候，賬上就有500多萬了。”有知情人透露，募捐的善款遠不止這個數。
這些善款哪裏去了？對於這樣的質疑，牛羣會說：“所有的錢都打到中華慈善總會的帳號上了，我自己沒有落一分錢。”打開迷底的通道在此處被堵上，中華慈善總會面對媒體的追詢始終沒有給予明確的答覆。
但值得說明的是，在牛羣募捐來的善款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他通過爲企業“做宣傳”換來的。但牛羣這般“無私”的舉動依然被有關人士解讀成“通過‘善款’的漂鍍從而逃掉應交納的稅金”。”因爲一些跡象表明這筆錢的最終掌控者依然是牛羣。
另外，來自蒙城稅務局的消息說，牛羣的“五子牛礦泉水公司”很少主動申報稅金，也沒有牛羣交納個人所得稅的記錄。而五洲牛肉集團公司的相關人士表示，牛羣的“代言費用”100多萬均已如期支付。
牛羣和他的“擁護者”一直這樣回答來自各個方面的詢問：“在合適的時候會公佈一切。”對於筆筆都應及時公佈的善款，爲什麼非要等到“合適的時候”公佈？答案或許只有牛羣自己知道。
如今在媒體和蒙城縣委縣政府的“積極行動”下，牛羣正在償還200多萬元的債務，但對於已“裸捐”的牛羣來說，還債的錢來自何處？爲何不早早還錢？這些牛羣並沒有向外界作出必要的說明，外界也在“牛縣長還錢了”的歡呼聲中忽略了這些細節。
牛縣長的神佛色彩
知情人透露，牛羣在蒙城有兩樣“法寶”，一樣是不但能測人體百病且能測人心眼好壞的“萬能儀器”，一樣是能讓人百病消除的“神船”，這樣的說法在記者後來採訪包括蒙城政府官員在內的各界人士時得到證實。
牛羣的“神船”就安置在牛羣商貿城北門西側，被牛羣稱爲“愛心閣”的三樓一個大房間裏，記者幾次探訪均因其門戶緊閉而無果，據瞭解，“神船”是牛羣請了一個劉氏木工做了五隻形似棺材又像船的東西，說只要是人往該船上睡一會兒，就會百病消除，消息傳出後，前往治病者不下百人，一時間成爲奇聞。
睡過“神船”的人事後說：“說的天花亂墜，簡直是迷信到家了。”
能與牛羣接近的人都記得牛羣曾“請來”一位“醫術高明”的女士，並花25萬買來一臺“萬能儀器”，該女士吹噓“‘“萬能儀器’”不但能測人體百病，還能測出人心眼好壞，是否厚道等，全國只有兩臺，另一臺專給國家領導人測量。”知情人士說：“如此說法一度讓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蒙城人爲能得到一次測量而感到自豪。”
一位被“測量”過的蒙城商界人士直言：“誇大了，儀器的功能被誇大了，是騙人的。”蒙城一位政府領導也沒有迴避：“測量過，能測出體能什麼的，儀器可能有它的科學性，但讓操作者神奇化了，我不信，要不就是迷信了。”
這臺“萬能儀器”後來被“背到”特教學校爲聾啞孩子“治病”，並在學校裏成立了“康復中心”，“神醫女士”說要讓聾啞孩子“能說話”，在“非典”期間，該女士士散佈說“‘非典’其實是人前身的罪孽”。
曾經也是特校“康復中心”的主要人士披露了當時的一些荒唐情節：“有一次，‘神醫女士’突然昏倒了，怎麼都喊不醒，只有老牛來了，啪啪兩掌，那女士就一聲嘆氣，醒過來了。”該人士說，那“神醫女士”其實是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向牛羣暗示：牛羣成佛了，牛羣有偉大的力量。
“後來，那臺‘萬能儀器’甚至能測出人的‘成佛率’，我的‘成佛率’要比一般的老師高，一度達到90%，但在我揭穿‘萬能儀器’騙人的假象後，我的‘成佛率’立即低了許多。”特校“康復中心”的有關人士說，他實在看不下去了，就說了“真話”，也因此“開罪”於“神醫女士”。
相關的人士還透露，所謂的“萬能儀器”就是一臺不大、，可以肩背的盒狀儀器，有幾個按鈕，有一個像筆一樣的東西在人手上點來劃去就能測出百病了。他說：“當時學校的老師都信了，學生畫的畫也都成了‘鬼佛’學校被搞得烏煙瘴氣。”
與此類同的是，曾與牛羣共事的人事透露，牛羣每圈一塊土地都要找“先生”先看看風水，怎樣佈局，怎樣建造。
“眼球經濟”破滅
“蒙城像一個不甘被忽視的孩子，他要不時地的製造一些鬧劇來吸引外界的目光。”蒙城一位老幹部語重心長的這樣比喻。蒙城的政府官員們則願意將這樣的“鬧劇”解釋爲“眼球經濟”，“牛羣下蒙城”就是體現了蒙城政府促進“眼球經濟”的發展思路，這樣的思路一度成爲蒙城發展地方經濟的主導思路。
官方資料顯示，蒙城地處安徽北部，位於淮南、淮北之間，東臨蚌埠，西接阜陽，隸屬亳州市，國土面積2091平方公里，耕地230萬畝，人口116萬，是國務院批准的對外開放縣。
該資料其實也從另一個角度表明，蒙城處於多個區域中心城市的環圍之中，在發展地方經濟方面，可供單獨施展的戰略空間其實很小。沒有多少資源優勢可憑藉的蒙城，其發展思路卻是：“以招商引資、發展民營經濟爲突破口，努力增加城鄉人民收入，緩解縣鄉財政壓力。”
當把“招商引資”作爲發展地方經濟的“突破口”時，地處腹地的蒙城顯得資源貧乏，底氣不足。怎樣才能把外界資金吸引過來？成爲地方政府“傷腦筋”的事兒
牛羣的出現無疑讓蒙城“眼前爲之一亮”。蒙城的領導一開始就拿出了“少有的魄力”，於是，一座投資兩億元、作爲安徽重點項目的牛羣商貿城“拔地而起”，之後，各級領導造訪不斷，各界人士來往穿梭，蒙城名聲遠播，蒙城的領導就更有理由相信“眼球經濟”是發展蒙城經濟的“靈丹妙藥”。能吸引外界眼球的牛羣一時間成爲擔綱蒙城經濟發展的“主角”。
於是，蒙城的官方網站上，最大的“亮點”就是牛羣：“全縣上下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藉助文化名人牛羣來蒙城縣擔任副縣長的機遇，大力發展牛文化、牛經濟，加快發展蒙城富民強縣的步伐，爲實現“十五”計劃的奮鬥目標而努力奮鬥。”
在牛羣成爲蒙城的“主角”後，當牛羣提出要辦“世界一流的礦泉公司”，辦“世界一流的特殊教育學校”時，一系列事實演繹出，蒙城縣委縣政府始終在爲牛羣的“癲狂顛狂之舞”而“傾情伴舞”。
“牛羣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但刺激不了人的食慾，牛羣能讓人快樂，但牛羣不能填鼓人的腰包。”這是牛羣商貿城一位商戶的玩笑話。但蒙城的“眼球經濟”正是在這樣的“玩笑”中宣告破滅。蒙城縣政府一位領導在接受記者的採訪時，想了半晌兒，恁是說不上來牛羣三年來爲蒙城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哪些貢獻，因爲，由牛羣的三大“傑作”演變成的“三大敗績”正困擾着蒙城縣政府。
如今，牛羣在蒙城的三大敗績勾連出“牛羣經濟”的一大敗局，正伴隨着牛羣一同被媒體關注。當牛羣歷盡辛苦爲蒙城贏得名聲後，卻最終又將贏得的名聲塗上了污點。“有污點的名聲還不如沒有名聲，欠債後消失的牛羣還能爲蒙城招徠客商嗎？”連蒙城政府的官員們都這樣問。與“牛”共舞可能還未盡興，三年的實踐已有力的證明，蒙城的“眼球經濟”業已破滅。
“政治怪胎”雜症
隨着蒙城“眼球經濟”的破滅，卻造就了“牛副縣長”這一“政治怪胎”，名人的光環加上廣泛的交際，在有了“副縣長”這一政治頭銜做支點後，迅速匯聚成強大的政治力量，這讓“牛副縣長”在蒙城“職權”可以無限大。“職責”可以無限小，法紀幾成擺設。
在牛羣於2000年8月“赴蒙城上任”伊始伊，就有媒體提出質疑：“牛羣任‘掛職副縣長’從法律法規上找不到依據。但這樣的質疑絲毫沒有影響牛羣“順利”“走牛上任”，甚至於2002年12月28日經蒙城縣人大選舉正式當選爲副縣長。而且後來擔任了“校長”、“董事長”。
對此，牛羣自認爲：“遊戲是人琢磨出來的，規則是人定出來的，人在走的時候，就要注意在遊戲規則內行走，但是光滿足於這一點是不行的，某些地方要突破，我們國家近二十年的改革實踐證明了一句話：看發展。所以說，我當縣長也好，當校長也好，當董事長也好，發展纔是硬道理。
原蒙城縣長駱方平曾對媒體公開表示：“牛羣當副縣長，是經蒙城縣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的，又經過了省委、市委組織部門的認可，所有手續都是合法的。”
如果說起先蒙城和牛羣都極力向外界辯解是爲了達到預期的“共贏目的”而不得不做出的解釋的話，那麼之後的“牛副縣長”在蒙城已逐漸成長成一種“政治勢力”，面對外界的質疑已顯得“懶得再辯解”。
蒙城縣政府一位領導披露，原阜陽市委書記王懷忠公然在一次全市幹部大會上宣揚：“我嘴巴動一動，批兩行字，你一個局長就完蛋了。”蒙城這位政府領導坦言，像王懷忠這樣大肆宣揚“絕對權威”而帶來的“權利崇拜意識”不能說對蒙城沒有影響。”
“凡是去過牛羣在特校設置的‘愛心室’的人，敢說都會被震撼，裏面展出的照片表明牛羣能夠在政府高官及社會名流面前隨意走動，這對於具有“權利崇拜意識”的政府官員來說，‘感招力’肯定是有的。”蒙城一位政府官員這樣分析。
事實上，在蒙城一直都有一批“擁護”“牛副縣長”的政府官員，那怕是在牛羣“揹負着債務消失的時候”“擁護”“牛副縣長”的個別官員依然顯得“飛揚跋扈”，甚至向債主揚言：“你們告吧，告到哪兒也不怕。”之所以“囂張”是因爲他們堅信“牛副縣長”的政治能量。
有消息人士透露，蒙城個別官員的升遷得益於“牛副縣長”的從中“搭話”，牛羣也常向“身邊的人”宣揚：“上到國家領導人，下到幼兒園的小朋友都叫我‘牛哥’”“跟着我牛哥，要錢有錢，要權有權。”
當地一家媒體披露，安徽省一位主要領導視察蒙城時，對牛羣半開玩笑地的說：“你是終身縣長，也是終身校長。”蒙城一位官員私下說：“這樣的‘上喻’成了牛羣的一道無形的‘護身符’。”
在牛羣被債主逼得消失後，其“官商身份”受到強烈質疑時，亳州市一位主要領導給了蒙城“四點指示”：一，牛羣爲蒙城作出了貢獻；二、要善待牛哥，不能太傷牛哥的感情；三、歡迎媒體監督；四、幫助牛哥處理善後事宜。
於是，蒙城縣委縣政府每替牛羣拿出一個“善後的解決方案”都要徵得“消失了”的牛羣的同意後方能實施。蒙城縣政府一位官員直言：“若是別的副縣長犯有這樣的錯誤，並造成如此惡劣的影響，位子肯定保不住，但對於牛羣，只要他不提出辭職，誰也動不了他。”這樣的認識並非空穴來風，亳州市委組織部在前往蒙城調查了牛羣的“官商身份”後，結果卻不了了之。
如今，在蒙城縣委縣政府“積極行動”最終促成牛羣的債務糾紛逐一解決時，牛羣適時出現在蒙城享受“牛副縣長還債了”的“榮耀”，據說還將將召開新聞發佈會，重從新戴上“光環”。“牛副縣長”的“爭議性”反成了牛羣“一邊牟取權利一邊逃避責任”的“安全地帶”，法紀成爲擺設。
知情人人士透露，對於蒙城已失去“招商作用”的“牛副縣長”之所以不願意辭去職務是爲了“守護”他在蒙城的影響力，“牛副縣長”或許是牛羣最後一個“人生舞臺”而顯得猶爲重要。在蒙城，法紀要爲牛羣的個人意願讓道。
樑縣長痛聲哭貧窮
“蒙城需要牛羣，主要是因爲蒙城太貧窮。”7月16日上午，蒙城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樑棟受縣政府的委託，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樑棟，40歲左右的年紀，中等身材，帶副眼鏡，記者在蒙城採訪時時常能碰見他“風風火火，四處奔走”。在“牛羣負債消失”後，蒙城縣委縣政府成立了以樑棟爲組長的“工作組”，樑棟稱自己是牛羣的好朋友。
樑棟介紹說盡管蒙城揹着“整治包袱”，但蒙城黨員幹部的素質是高的，他舉例蒙城前縣委書記孫孔文黨代表會上落選，同時落選的還有孫提拔的兩名常委，樑棟說，這是蒙城黨員敢於向不正之風斗爭的表現，因爲蒙城黨員幹部選掉的是一個貪官。
所謂的“政治包袱”是指自2000年起，在王懷忠之後，蒙城三任縣委書記的相繼落馬對整個安徽官場震動很大，在蒙城任職的官員“面上風平浪靜”“背後如履薄冰”。
“蒙城幹部素質不是問題，但發展蒙城地方經濟是個大難題。”樑棟說以往到經濟發達地區招商引資，當地能有個辦事員出面接待一下心裏就感激不盡，可大多數時候都會吃“閉門羹”，次數了對心理上的挫傷很大，深刻感覺到蒙城落後貧窮不能贏得外界的尊重。
“在外地招商，在街上遇見一個揀破爛的，一問是蒙城人，感覺又親切又心酸，”樑棟說在外地招商時他常見“推三輪”“揀破爛”的蒙城人，他說作爲蒙城的幹部他感覺自己無能，心裏憋得慌。
“很累呀，你說得天花亂墜，人家就是不過來投資，我們這個地方窮呀，辦點事難呀，老百姓很苦啊。”樑棟失聲痛哭！
樑棟介紹，全國“經濟指標”平均值是1萬元，發達的地方達到5萬元，安徽是6千元，蒙城只有3千元，全國人均財政收入是1000元，安徽是500元，蒙城只有150元，在南方投資回報率是40%，在蒙城只有17%。
樑棟說他的辦公室去年高溫時才裝上空調，已算很奢侈了。他說現在糧食價格很低，作爲農業縣的蒙城，老百姓的市場意識還比較滯後，第二、第三產業根本發展不起來，每走一步都很艱難，以前上級政府下達的“招商指標”，現在也有，但降下去許多，不再硬性攤派了。
樑棟說有了牛羣辦事方便多了，去義烏務市招商時，義烏務市委書記出來陪了，重視程度就不一樣了。“沒有牛羣，跟人家介紹半天，人家還搞不清蒙城在什麼地方。”他認爲牛羣帶來了蒙城所需要的“知名度”。他還認爲“只要是靠牛羣的臉面換來的，對蒙城來說就是賺的。”
在牛羣“消失”後，樑棟主要的工作就是領導着“工作組”“善後處理”有關牛羣的一切問題，在媒體的關注下，樑棟要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他表示蒙城縣委縣政府的態度很鮮明：無論是誰，欠老百姓的錢一定要還。他說牛羣至今還沒提出辭職，他坦言，要是別的的副縣長攤上了“牛羣這樣的事兒”位子肯定保不住。
對於發展“牛羣經濟”所帶來諸多問題，樑副縣長說得很乾脆：“做錯了，做錯了就改正，媒體監督就是爲我們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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