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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鑄先生是我國老資格的外交家，在最近出版的由他口述，蘇爲羣整理的《從“洋娃娃”到外交官》一書中，他回憶了當年隨小平同志出訪美國並擔任翻譯的一段經歷。
在從北京飛行17個小時後，我們到了華盛頓。然後就直抵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博士的家裏。在他家裏的自助晚餐上，有20多人出席。房間較小，椅子也很少，我就一直站在鄧小平身後。晚宴以後，我的兩腿就像木頭一樣不聽使喚了。
在整個訪美期間，美方對鄧小平的接待都是極爲熱情的。《時代》週刊把鄧小平作爲封面人物，隔一段時間後又再次把鄧小平的照片放在封面。這是《時代》雜誌絕無僅有地在一年之內兩次把同一個人選爲封面人物。很多報紙也都發表社論贊鄧小平。《紐約時報》甚至還發表了一篇關於我的文章，說我是“離不開的冀先生”，他們主要不是誇獎我的翻譯技巧，而是說美國缺少像我這樣效率高的譯員，只好依靠我溝通雙方。雖然美國很快就致力於培養中文翻譯，但直到20年後的今天，當克林頓總統訪華時，美方的譯員還是一再受到批評，說翻譯得不好、技巧不高等等。說句公道話，我的情況跟所有譯員都不同，我雖然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但我是在美國長大，在美國接受的教育，而後又常年在中國工作，我不僅能用兩種語言聽、說，還能用兩種語言思考。換過來，就很難找到一個在中國長大、在中國受教育的美國人。
在訪美期間，鄧小平的風格是友好而堅持原則，從不在原則問題上讓步，但永遠準備尋求雙方的共同點。他和周恩來總理一樣，工作都非常嚴謹。在和美國國會議員見面時，有些議員如傑西·漢姆斯參議員，就提出一些挑釁性的問題，如臺灣問題。鄧小平對這些問題都態度莊重而堅定地予以答覆，強調臺灣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的政策是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我們永遠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因爲沒有一箇中國的政府能放棄臺灣，宣佈說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總的來說，包括電視採訪和其他美國記者對鄧小平的採訪，氣氛都是友好而不失禮貌的。
鄧小平到達的第二天，由卡特總統主持爲他舉行了國宴，被邀請的人都是卡特的內閣成員、國會議員和其他知名人士。國宴上還有一個樂隊演奏傳統音樂。宴會進行到一半時，樂隊就走到第一桌的鄧小平和夫人面前，演奏小夜曲。卡特就站起來，致歡迎辭並祝酒，鄧小平也回禮。我爲他們兩人翻譯，我被安排在第一桌，坐在鄧小平旁邊。當我不停地翻譯時，也想辦法吃了些東西。
在第一桌就坐的還有美國著名的思想進步的女演員雪莉·麥克蘭，對中國很友好。她和鄧小平談得很熱烈，談了好多問題。她提到幾年前曾訪問過中國的一個農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動。她遇到一位正在田裏種西紅柿的教授，她問教授，是否覺得在偏遠的鄉下幹這種體力活兒是種損失，因爲這樣完全脫離了他在大學裏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說，正相反，他非常高興和貧下中農在一起，從貧下中農那裏他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本來鄧小平和麥克蘭邊說邊笑，談得很高興，但鄧小平聽完麥克蘭的話後，馬上臉上變得很嚴肅地說：“那位教授在撒謊。”這使麥克蘭大吃一驚。卡特當時也正在聽着鄧和麥克蘭的談話，他馬上理解了鄧小平話的意思，就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有時一去幾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實際上是對人才資源的極大浪費，給人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摧殘了人們的健康，甚至生命。而我由於周總理的關懷，成爲少數幸運者之一，沒有受到太大的迫害，但即使這樣我也下放農村勞動達三年。鄧小平是黨內少數試圖制止這種極左做法的領導人之一，爲此他十年之內兩次被打倒。他十分清楚那位教授的話只能是撒謊，是掩蓋他的真實感情和想法。而麥克蘭像那個時代的不少善意的外國人一樣，被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所迷惑。“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在1976年秋季，但直至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推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改革開放的政策後，“文革”的極左路線和惡劣做法才受到了徹底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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