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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農民放下鋤頭
千百年來，“面向黃土背朝天”是中國農民的謀生之道。而今，這種狀況正在發生令人矚目的變化。浙江，農民收入結構的變化昭示着，這裏正走出新一代中國農民。
兩個80%說明什麼
統計資料顯示，2003年，浙江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5431元，增長8%左右，高出全國平均水平4個百分點，連續第18年保持全國省(區、市)第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農民增收是關鍵。然而，農民增收又始終是困擾各地黨委、政府的頭號難題。浙江的“十八連冠”堪稱奇蹟。18年來，浙江農民告別貧困走向富裕，依循的是什麼“路徑”？他們的做法和經驗給了我們什麼啓發？解析一下浙江農民的收入結構，可以讓人們清晰地看到農民增收“突出重圍”所必須遵循的某種客觀規律。
提及浙江農民的收入結構問題，最引人矚目的是兩個“80%”：2003年，浙江農民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二、三產業的收入在人均收入中的比重以及對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均在80%左右。
前一個80%說明，在浙江農民的收入結構中，來自非農的比重已成“絕對主力”；後一個80%則昭示，維持收入較快增長的最大動力還在“非農”。這兩個“80%”啓示我們，農民要致富，功夫在“非農”。
職業農民在“轉業”
不久前，新昌縣新林鄉農民葉惠中走進該縣東方針織製衣有限公司的大門，成爲該廠的一名正式職工。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已是浙江紹興市第127萬個“洗腳”進城的農民。紹興地處寧紹平原，是浙江的傳統農區。截至目前，在這個市201.9萬農村勞動力中，已經有63%從事非農產業。
紹興縣(紹興市下屬縣)華舍街道西蜀阜村去年全村總收入達864萬元，人均收入達8244元。村幹部說，他們靠的就是企業的發展和務工收入。目前，該村務工的農民達676人，佔全村總勞動力數的81.4%。工業發展了，農民收入提高了，也促進了第三產業蓬勃發展，吸引更多的農民脫離土地，從事非農產業，促進農民收入進一步提高。紹興市越城區皋埠鎮農民李阿東師傅，在市區開飲食店已經有三四年了，其間積攢了上百萬元的家產。阿東師傅告訴記者：“以前綁在農田裏，餓不死，富不了，過着‘溫開水’的生活。不料，跳出農田沒幾年，就奔小康了！”據統計，紹興市從事商貿經營活動的農民達60萬人左右。
紹興只是浙江的一個縮影。統計數字顯示，目前，浙江全省從事二、三產業的農村勞動力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比重也達到了60%左右。浙江省農辦副主任顧益康指出，減少農民是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大前提。沿襲了四五十年的城鄉“二元”分割，使得大量農民滯留農村，從而造成了農村人均資源佔有量過小，勞動生產率低下。不把農村富餘勞動力解放出來，要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就是一句空話。
浙江連續18年奪得農民增收之冠，其中奧祕就在於，改革開放以來，浙江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的進程先人一步，爲富餘農村勞動力的溢出提供了空間和動力。目前，在戶口登記冊上，浙江農民依舊有2000多萬人，但其中不少人已有10年沒下過地；他們中過半者所從事的職業已經和農業沒有直接關係，只是“戶口農民”而不再是“職業農民”。如今，浙江的“職業農民”，即單純從事農業的農民已經很少。統計數字顯示，即便在那些還在種田的農民中，也有86%處在半農半工(或半商)的兼業狀態。
政府推動“轉業”培訓
農民職業狀態的改變，要求他們具有適應新狀態、贏得新挑戰的技能。政府大力推動了這項工作。
衢州是浙江西部的農業大市。早些年衢州爲摘掉後進帽子，先後打過諸如“招商戰役”、“水果戰役”、“優高農業發展戰役”等區域性的經濟發展戰役，取得不少成績，但是始終讓人感覺沒有點中要穴。
衢州主要領導說，從“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抓農村”到“培訓農民、提高農民、轉移農民”，我們對解決“三農”問題的認識逐步提高，抓住了生產力中最關鍵的要素──人。
基於這種理念，2003年，衢州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實施“萬名農民素質工程”的重大決策。具體目標是：從2003年開始，每年培訓農民5萬人。到2007年，全市培訓農民達到25萬人，全市大多數農戶至少有一名主要勞動力接受並通過教育培訓，近50%的適齡農民受到知識技能培訓，使他們成爲具有較高文化素質和一定專業技能的新型農民。
近年來，幾乎每個鄉鎮，都辦有各種各樣的“農民培訓班”。以家政服務、縫紉、紡織、打井、裝潢、廚師、建築、機電等專業技能培訓爲重點。如今全市已形成30多個初具品牌效應的保姆鄉、廚師村、縫紉村、技工村……
“燒出好飯菜”是核心課程，“如何接電話”是課堂練習內容，“家庭心理和職業道德”是必修課，英語很難學，但也有人選修──這是在培訓保姆；車間是教室，車牀是課桌，一塊粗糙的鋼板就是作業本，而筆就是那把尖尖的銼刀──這是在訓練技工。
世世代代躬耕土地，曾經培育了“天子胡柚”、“常山獼猴桃”、“開化龍頂茶”等全國知名農產品的衢州農民，在政府的引導和規劃下，如今又成了身懷熟練技能走進二、三產業的“名牌”人才。
據統計，去年衢州全市共組織培訓農民11.7萬人，新增有組織勞務輸出5.54萬人，累計勞務輸出37.3萬人，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31.6%。去年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達3980元，比上年增加385元，增長10.71%，在385元的增量中來自農民務工的增收佔64.8%。記者潘海平
“洗腳”後從哪上岸
統計數字表明，我國農村富餘勞動力有1.7億人。這支龐大的隊伍如果“洗腳”上岸，我們就必須在增加他們的收入和社會承載力之間博弈，從而儘可能減少社會進步的成本與代價。
在解析浙江農民收入結構中，記者發現了一組有趣的數字：從2003年浙江農村外出勞動力的分佈看，以省內爲主，佔77.1%。其中選擇在地級市以下城市(鎮)就業、經營的佔72%左右。浙江人口4700萬左右，按照城市化水平50%左右計算，農民人數約爲2300多萬，其中勞動力應爲1000多萬。據統計，在這1000多萬勞動者中，至少有60%脫離了農業。
數百萬的農民離開農業，同時又大多在本省範圍內活動，他們沒有一下子涌向大城市，他們去了哪裏？
改革開放後，浙江在農村工業化的進程中形成了獨特的“塊狀經濟”發展模式，即在相對集中的地域上，千家萬戶分工協作，生產經營某一個或某一類產品。最新的統計數字表明，平均26個浙江人中就有一個老闆，在溫州和台州地區，平均每4個家庭就辦有一個企業。
諸暨市大唐鎮鎮區面積僅爲5.5平方公里，戶籍人口不足3萬人。就是這樣一個小鎮，卻星羅棋佈地分佈着4000多家襪業企業，一年能創造近21億元的國內生產總值，農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達1.25萬元。
“小戶圍繞中戶轉、中戶圍繞大戶轉”，大唐的農民，有實力的興辦規模企業；實力小的就從事家庭作坊式生產。現在全鎮擁有加彈機762臺，紡絲機144臺，棉筋機228臺，各類襪機近2萬臺，紡絲、加彈、織襪、印染、整理、包裝等織襪所需的一道道工序和所需的每一種材料在大唐一應俱全，並形成了多行業密集發展的立體式格局。大唐人一年能生產80億雙襪子，能讓全世界人民平均每人每年穿上一雙。
不少人問大唐農民，你們爲什麼不造汽車，不造飛機，偏要做這獲利不高的小襪子？大唐人如此回答：“大錢賺不來，小錢也要掙！”大唐農民的話，其實道出了浙江“塊狀經濟”大量吸納農民的深刻內涵：對於剛剛“洗腳”上岸的農民來說，受知識、技術以及資本等諸多條件的限制，讓他們去造電腦是不現實的；讓他們全部走進大都市，去和城裏人拼搶本來就有限的工作崗位也是不現實的。真正能讓他們離開農業又能致富的，就是發展他們夠得着、融得進的產業，從而爲他們艱難的命運改變提供“緩衝”地帶。
圍繞越做越大的襪業產業，大唐鎮各類市場應運而生。從1991年開始，這裏先後建立了輕紡原料市場、襪業市場、聯託運市場和勞動力交易市場。2001年，大唐鎮又籌措資金2億元，建成了集輕紡原料市場、襪業成品市場、襪機配件市場、聯託運市場、會展中心於一體的大唐輕紡襪業城。襪業城佔地400畝，總建築面積12萬平方米，共1600個商鋪。市場的興盛帶來了大量的物流、人流和資金流。第三產業隨之繁榮。在大唐，賓館、飯店、電子遊戲室、卡拉OK廳、舞廳、音樂茶座、健身館等一片紅火。大唐就像一塊永不飽和的海綿，吸納着來自農村的勞動力。據統計，不僅本地3萬多人閒不下來，大唐外來打工者也達到3萬多人，超過了本地人口。
領帶、鈕釦、襪子、水泵、圓珠筆等等在浙江都成了產業。目前，在浙江像大唐襪業這樣“塊狀經濟”至少有360多個。有專家指出，浙江農民參與的“塊狀經濟”創造了工業產品新的競爭力模式。在國家統計局統計的全部主要工業產品中，居全國前10位的浙江產品有336種，佔63%。其中，有56種產品浙江的產量居全國第1位，佔被統計產品總數的10.5%；另有53種產品產量居全國第2位，佔被統計產品總數的10%。
專家指出，以產業爲依託，把“農民的參與度”同“產值”和“利潤”作爲同樣重要的指標來對待，浙江獨特的農村工業化之路，爲突破“二元”結構所帶來的困局提供了新經驗，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爲富餘農民提供生存和發展的“第三空間”。
東陽市南馬鎮花園村是個不足500人的村莊，然而這裏卻擁有服裝、火腿加工和生物科技等12家企業。花園農民在花園集團的企業裏打工賺錢，或自己經商辦廠，收入全部來自二、三產業。最新統計數據表明：該村2003年人均純收入達到19579元。在花園村，即使沒有謀生本領的人，每年也有300多元的各種補償，60歲以上的老人每年還可享受720元生活費、350公斤口糧的養老待遇。花園農民沒有各種稅費負擔，適齡兒童入托、入學費用全部由村集體承擔。浙江的經驗表明，在農村和城市之間，溢出農業的農民締造了自己的“天堂”。終結“職業農民”的同時，又沒有製造“城市貧民”，這是浙江的又一個奇蹟。記者潘海平
“加減法”書寫大文章
浙江省農調隊對全省2700戶農村住戶抽樣調查顯示，今年一季度浙江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2067元，比上年同期實際增長11.6%。這是自2000年第一季度開始，這個省農村居民現金收入連續四年同期保持二位數的實際增長速度。
農民現金收入持續增長除了宏觀環境較好外，更重要的是因爲浙江農業的穩定和農業經營方式的轉變。在今年一季度，浙江農民農業收入在季度現金收入中佔1/6。事實上，從上世紀末開始，儘管農業在全國範圍內都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但是浙江農民收入中來自農業的部分出現了止跌返升現象，去年的增長幅度達到3.7%。
這無疑讓許多地方感到不可思議。浙江農民收入位居全國前列的最大奧祕就是“非農”，在許多人看來，農業對浙江農民來說已微不足道。而事實上，“職業農民”減少的過程恰恰是農村留守“職業農民”人均資源佔有量增加的過程。這一減一加，啓動了農村資源優化配置的進程，並帶動了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改變。
浙江義烏市蘇溪鎮有位叫張金林的農民，早些年就開始在義烏市著名的中國小商品城裏擺攤，妻子在鎮裏的私營企業上班，家庭每年收入10多萬元。他有個弟弟，做不來生意，只好在家裏種田。一開始，鄰里周邊都說哥哥有出息，弟弟沒本事。近幾年來，弟弟把稻田改成了塑料大棚，種起了瓜果蔬菜。沒想到，一畝大棚種一季節茄子就能賺好幾千元。勁頭一來，他把哥哥家裏閒置着的承包地也蓋起了大棚，如今每年收入也有八九萬元。
張金林說：“現在種田也有奔頭了。像我們村裏，2/3的農民都進城做生意，原來種菜的人都變成了吃菜的人，市場大了，我弟弟種的蔬菜瓜果，每天開着三輪車運到城裏就賣掉，銷路不愁不說，碰上時鮮貨，人們都搶着要，根本不還價。”
浙江省農辦副主任邵峯說，城鄉統籌發展給現代農業帶來契機。“二元”結構帶來的農村人均資源過少以及分散經營的問題，因爲越來越多的農民溢出農業而有所鬆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農業產業化經營就有了新的動力。
天台縣55萬人口中，約有14萬人出門在外創業，外出村民空閒的承包地達5萬餘畝。爲避免這些土地“拋荒”，這個縣在土地承包權不變的條件下，由各行政村黨支部、村委會成員當中介、做“紅娘”，在外出村民和“留守”農民間穿針引線，請一批“留守”農民承租代管，並出現了自願組合無償承租、少量收租託管經營、招標經營集體流轉等多種託租代管形式。在一些有條件的村，還組建了外出村民承包土地代管、託管流轉中心，由外出村民填寫土地託租代管委託書，土地承租委託給代管站、託管中心等，形成集體代管、託管、統一流轉機制。再通過與農業龍頭企業合作，吸引了大量資金投資農業，成片開發種養業基地。這個縣白鶴鎮下宅村1400多村民中有500多人外出務工，該村黨支部、村委會建立外出村民承包地代管站，集體出面對“富餘”出來的100多畝土地進行招標承租，請3位留村的農民代管經營種植黃花梨。
多年來分管“三農”工作的建德市委副書記徐志生說，鼓勵、引導、幫助農民走出農村，是增加農民收入要做的一篇文章；把農村的土地、山林等有限的資源，用好、用足、用活，則是另外一篇文章，兩篇文章合起來，纔是一篇完整的大文章。
資源配置狀態的改變帶來了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可喜變化。在臺州市，目前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社150餘家，入社農戶近3萬戶，帶動農戶10多萬戶。這些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揮當地資源優勢，圍繞特色，打造優質品牌，成了千家萬戶小生產與千變萬化大市場有效接軌的橋樑。溫嶺果蔗和上盤西蘭花在合作組織的帶動下，目前規模都發展到了10餘萬畝。黃岩茭白、溫嶺西瓜、三門辣椒和天台高山蔬菜等一大批特色農產品都已形成產業優勢，其中翼龍牌西蘭花、石樑牌高山蔬菜等5個產品被中國國際農博會命名爲名牌產品。
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浙江省土地規模經營面積464萬畝，主要畜種規模養殖達55%。全省通過省認定無公害農產品基地708個，制定各類農業標準和規程1590項，已發展各類農業龍頭企業、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等產業化經營組織6883個。浙江農民收入結構的變化，從根本上說是資源配置、組織結構、生產方式發生變化的結果。這一系列的變化正在勾勒着新一代中國農民的風貌。記者潘海平
短評：農民的命運就是國家的命運
農民，在中國是一個沉重的字眼。人口占80%以上，僅這一點就不得不讓人承認，農民的命運就是中國的命運。
歷時已久的“二元”分割，使得農民囿於有限的田園，爲溫飽而奮鬥。
農民命運的改變從離開土地開始。改革開放後，浙江農民在計劃經濟的夾縫中率先“洗腳”上岸，開始了改變命運的偉大實踐。如今，他們功成名就。
一方面，農民離開農村，改變了農村資源的配置狀態，使得人多地少的農村，實際的人均資源佔有量得到改善，並且使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成爲可能。另一方面，農民離開農村，爲二、三產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爲日益龐大的城市提供了自食其力的消費者。
衆所周知，中國經濟社會的根本性瓶頸，就是城鄉“二元”分割狀態。打破城鄉“二元”分割狀態最直接也最自然的力量就是大批農民自發地脫離土地。農民爲改變自身命運而採取的壯舉，恰恰爲國家改變發展的瓶頸制約提供了歷史性機遇。
任何人命運的改變都是艱難的。更何況，農民在知識、技能和資金的積累上長年處在弱勢狀態。全社會應該爲農民這種艱難的命運改變，提供緩衝地帶。中國需要造電腦、造火箭的高新技術產業，中國同樣需要讓勞動力資源得以充分發揮的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當我們在覈算產值、利潤等等經濟指標時，千萬不要忘記考察當地產業的農民參與度。浙江的實踐表明，農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社會前進的推動者，因而理所當然應該成爲社會進步成果的分享者。
在浙江，人們欣喜地看到，獨特的“塊狀經濟”，讓農民真正成了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主體，並且創造了參與世界市場的核心競爭力。在浙江，人們還欣喜地發現，是政府的開明才爲農民走出大田撐起一片藍天，從而出現了“百萬農民創業，帶動千萬農民就業”的生動局面，使得農民普遍得實惠，長期得利益。如今，面對正在改變命運的農民，浙江各級政府更是在社保、醫保、就業、教育等方面推行一系列城鄉一體化的統籌政策，使得農民離開田地後不再徘徊於社會的邊緣。在農民改變命運的征途中，浙江是先行者、探索者，很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
浙江作爲先行者，其根本的動力來自最樸素也是最深刻的認識：沒有農民的發展就沒有全面的發展，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小康。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民的命運就是國家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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