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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夏天是火熱的，與天氣一樣火熱的還有國家近期頒佈實施的一系列法律、法規和政策，其中就包括7月1日實施的《行政許可法》。這部法律引起了政府機關和普通市民的“火熱”關注，而引發的行政訴訟案件也有所升溫，在這些行政訴訟案件中，處在“弱勢”地位的普通市民頻頻勝訴。
案例一：北京市規劃委被起訴富潤家園149名業主獲勝
7月9日，富潤家園149名業主起訴北京市規劃委員會“行政許可案”，在北京市海淀法院一審公開宣判，法院判決撤銷被告北京市規委向北京富潤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核發的1798號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8月5日，記者來到了位於北京市學院路的富潤家園小區，在熱心人的幫助下，記者見到了本次維權行動的積極參與者、家住在該小區6號樓的王阿姨(王阿姨的丈夫是該富潤家園小區的第一位業主)，在王阿姨的幫助下，記者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順利地採訪了參與本案訴訟的近10位業主維權代表。
家住3號樓的業主維權代表魏治國向記者介紹了事情的簡要經過，並帶領記者實地指證了開發商對原有規劃圖的諸多不合理修改之處。2003年8月，業主們意外得知，本該屬於小區配套工程的7號樓竟被開發商“合法”出賣，原來的幼兒園、文化活動站也即將成爲一座名爲“浪淘沙沐浴會館”的洗浴中心。
業主們經過多方調查後，在2003年11月獲悉，北京市規劃委員會於2002年12月作出規劃許可，撤銷原來的規劃許可證，並將7號樓的用途變更爲“辦公、變電室”，後再次變更爲“商業、變電室”，其變更主要理由爲北京市海淀區教育委員會出具的“關於富潤家園配套意見書”，聲稱因原設計中配套幼兒園的建築面積較小，不易辦學，建議取消。
對此，富潤家園的業主們百思不得其解，於是，多次找到有關部門要求進行協調解決，但都沒有得到很好答覆。業主維權代表嚴軍介紹，2003年8月10日，他們給開發商寫了一封信；2003年10月他們又給北京市規劃委發了一封信，但都沒有得到答覆。在問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他們又向有關國家部委機關發出了求助信，希望協商解決此事，但最終還是石沉大海。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149名業主集體起訴了北京市規劃委，不服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作出的規劃行政許可。
業主們起訴認爲，被告違法變更規劃，取消幼兒園等生活配套設施，變相地爲第三人將上述用房出售並開設洗浴中心創造條件，其行爲違法，應予撤銷。
北京市規劃委則認爲，該委是依照第三人富潤公司變更規劃的申請，對第三人提交的消防、環保、人防等有關部門的審覈意見進行審查，認爲符合城市規劃法律法規的規定，因此作出准許變更的規劃許可，並未違反法定程序。原規劃許可證中核準的幼兒園作爲公共服務配套設施，不能滿足建設指標的最小規模要求，在徵求教育主管部門的意見後，同意海淀區教委取消該配套幼兒園的意見改爲商業用房，並不違反相關規定。
海淀區法院審理認爲，本案中被告市規劃委未能在法定期限內提供符合審批程序的相關立案、審覈的證據，應當視爲被訴的行政行爲沒有證據。故市規劃委作出變更規劃許可的行爲主要證據不足，理應予以撤銷。據此，法院判決撤銷被告北京市規劃委員會2002年12月向第三人北京富潤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核發的2002規建字1798號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對於這樣的結果，業主代表們很高興，崔阿姨激動地說：“這是對我們艱辛維權路的最大安慰。”董啓君代表說：“通過參與本案，我深刻地體會到行政機關責任重大，如果不能做到依法行政，就會給國家和社會造成損失，也會影響政府機關的形象。應該說，7月1日實施的《行政許可法》是及時的也是必要的，它必將促進政府機關轉變觀念，從而促進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
對於北京市規劃委和北京市富潤家園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上訴，業主維權代表們表示無論二審結果如何，他們都會將維權之路走到底。
案例二：律師從事商標代理之爭國家工商總局敗訴
2003年3月14日，南京知識律師事務所受代理人委託，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提交了“易民EMIN”商標註冊的申請。
2003年7月17日，商標局作出不予受理“易民EMIN”商標註冊申請的85號通知，理由是：律師事務所不是《商標法實施條例》規定的“商標代理組織”，提交的商標代理委託書不具有法律效力，故決定不予受理原告關於“易民EMIN”商標的註冊。
南京知識律師事務所對此不服，申請複議。國家工商總局作出行政複議決定維持了85號通知，南京知識律師事務所仍然不服，起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請求撤銷商標局的85號通知。
南京知識律師事務所在庭審時稱，現行法律沒有對商標代理組織予以特別界定，更未禁止作爲法律服務組織的律師事務所從事商標代理法律事務。商標局、國家工商總局的決定沒有法律根據，故此請求法院撤銷該通知。
一中院經過審理認爲：根據我國《律師法》的規定，律師可以接受非訴訟法律事務當事人委託，提供法律服務。南京知識律師事務所從事該項業務的權利應受法律保護，同時，國務院已經取消了“商標代理組織審批”和“商標代理人資格覈准”這兩個行政審批項目，相關規定也未禁止律師從事該項業務，也未對提供商標代理服務的主體作出特別要求。在《律師法》已有相關規定前提下，國家工商總局關於南京知識律師事務所不能從事商標代理業務的主張不能成立。商標局拒絕南京知識律師事務所作爲代理人提交的商標註冊申請缺乏法律依據。因此法院做出撤銷商標局作出的85號不予受理“易民EMIN”商標註冊的通知。
圍繞此案，記者採訪了本案的審判長，北京市一中院行政庭副庭長婁宇紅。婁副庭長介紹，隨着加入WTO和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我國商標註冊申請數量快速增長。2003年，我國商標註冊申請量達40多萬件，商標代理服務也在我國形成了廣闊的市場。但多年來，律師一直被排除在商標代理服務領域之外。2003年，國務院以國發[2003]5號文件，決定取消依據《商標代理管理辦法》而設立的“商標代理組織審批”和“商標代理人資格覈准”行政審批項目。其後，國家工商總局又發佈了55號令，對商標代理組織作出了規定，這也是本案被告答辯的法律依據之一。原告認爲55號令實際上仍把律師代理商標申請業務排斥在外。
婁法官指出，《行政許可法》的頒佈，進一步規範了行政審批制度，明確規定只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和省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依法設定行政許可；省級人民政府可以依據法定條件設定臨時性行政許可；其他國家機關，包括國務院各部門一律不得設定行政許可。行政機關一定要有“職權法定”的觀念，絕不允許在法律、法規和規章已確定的情況下，自行修正法定職權和尋求“法外權力”。
婁法官表示，此案的宣判，雖然只是一個個案，但標誌着從司法上認可並保護了律師依法從事商標代理的權利。也就是說，這個案件的宣判使廣闊的商標代理服務市場向律師敞開了大門。尤其是入世後，作爲專業的法律服務羣體，律師的介入勢必有助於推動我國商標代理服務的進一步規範，使當事人的商標權益得到更有效和充分的保護，並促進國家行政機關的依法行政。
案例三：律師狀告國土資源局
袁律師是寧波市鄞州區人，7月15日，因爲代理案件需要，他手持介紹信到鄞州區國土資源局查閱資料。但該局檔案館和文書室的工作人員，聽說他要查土地登記的詳細資料，均婉言謝絕。
對此國土資源局戴女士解釋稱，律師只能查閱土地使用權歸屬情況，以及有沒有辦理抵押等。但要查閱其他資料，必須憑法院案件受理通知書。
袁律師無功而返後，越想越覺得不對。根據7月1日生效的《行政許可法》規定，除涉及國家祕密、商業祕密或者個人隱私之外，行政許可的實施和結果都應該公開。
土地使用權的登記，不論是初始登記還是變更登記，都屬於行政許可事項，袁律師查閱的資料也不在法律禁止範圍之內，鄞州區國土資源局的行爲違反了“行政許可”公開的原則。
於是，7月23日，袁律師將鄞州區國土資源局告上了法庭，請求法院判令國土資源局同意其查閱所有土地登記資料。目前案件正在調查中。
案例四：市民叫板“禁摩令”
類似於袁律師一樣認爲自身權利受到侵害的還有長沙市民陳樹，他向嶽麓區交警大隊遞交了行政複議申請，要求撤銷交警對他作出的行政處罰。
7月5日，陳樹駕駛一輛摩托車經過湘江一橋時被嶽麓區交警大隊的交警發現，交警以“禁區管理違法”對其作出罰款200元的行政處罰決定。
但陳樹認爲，禁止摩托車在中心城區行駛“實在是一件很沒道理的事，這也違反了新近實施的《行政許可法》”。經深思熟慮後，陳樹於7月12日下午向交警支隊遞交了行政複議申請，要求撤消交警對他作出的行政處罰。同時，由於對長沙市分別於去年3月1日和11月21日實施的《關於加強摩托車行駛管理的通告》和《長沙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強摩托車行駛管理的通告》(這兩個通告俗稱“禁摩令”)的合法性存有異議，陳樹一併向行政複議機關提出對這兩個通告的審查申請。
在複議申請書中，陳樹找到了三個相關法律法規來支持自己：
首先，《湖南省人民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規草案和規章辦法》規定：“政府起草法規、草案、規章，凡內容直接涉及廣大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應當舉行聽政會。”陳樹說：“禁摩事關長沙十幾萬摩托車主及其家庭成員的切身利益，但長沙市政府的這兩個通告實施之前沒有舉行聽證會，這在程序上不合法。”
其次，《行政許可法》第8條規定：“行政機關不得擅自改變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陳樹認爲，他的摩托車獲得了合法的行駛資格和權利，在獲得這一行政許可時他沒有被告知哪不能行駛，但是一紙“禁摩令”卻將他已經獲得的行政許可部分勾銷。
第三，摩托車和轎車一樣是機動車，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它完全可以上路。陳樹認爲，在某些地段長期禁止摩托車是“嫌貧愛富”，這和《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不相符的。
《行政許可法》打開百姓訴訟之門
8月1日，《行政許可法》實施剛好一個月。在這一個月裏，人們對這部被稱爲“對政府自身的革命”的法律投以極大關注，因爲它的頒佈實施，使曾經高高在上的政府在一個相對平等的平臺上實現了與公民的對話。“民不與官鬥”、“胳膊擰不過大腿”，這些在老百姓潛意識中延續了數千年的傳統觀念，也隨着越來越多的公民通過司法途徑來保護自身權益而逐漸改變。
對照《行政許可法》，人們對原來生活中存在的許多見怪不怪的現象與行爲，多了一道審視與質疑的目光。更有人實實在在地拿起《行政許可法》步入法庭，由此引發的行政訴訟苗頭已開始顯現。記者在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瞭解全市受理行政許可方面的案件數量時，有關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由於案件的統計是按季度統計的，所以暫時沒有立案的具體數字，但近年來，有關行政訴訟的案件呈現增多的趨勢。
政府機關爲何敗訴多
《行政許可法》實施後，新類型案件增多，涉及行政許可審批的各類行政訴訟案件也不斷擁至法院，針對日益增加的行政訴訟案件和政府機關敗訴較多的現象，作爲被告的國家行政機關如何依法行政，如何應對行政訴訟顯得十分重要。圍繞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作爲北京市華一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的孫茂航和步凌雲兩位律師，他們就此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孫茂航律師說，《行政許可法》的正式施行，可視爲我國全面推進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的重要里程碑。
針對7月1日以後，行政訴訟案件的增加和行政許可方面案件的上升，以及政府機關的敗訴現象，孫茂航律師分析說，首要的原因是由於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和行政機關自身準備不充分造成的。雖然很多行政機關都圍繞新法進行了培訓和學習，並對一些舊的法規、規章和制度進行了清理，但在思想觀念上準備不足，行政機關“官本位”思想還在起作用，並沒有切實轉變觀念，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另一方面，說明公民的法律意識有了較大提高，懂得依靠法律和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利，同時《行政許可法》爲公民維權提供了方便條件。
他說，《行政許可法》給當事人增加了一份信心。《行政許可法》頒佈後，明確了行政機關行政行爲的對錯，當事人也有了判斷是非的標準，過去沒有提起行政訴訟，現在完全有可能走司法程序。另外，過去撤訴的原告也可能轉而繼續上訴。這些方面都會導致行政訴訟案件的增加，但這是正常情況，隨着學習《行政許可法》的進一步深入和政府行爲的逐漸規範和依法行政的推進，這一現象必然會得到緩解。
孫茂航律師指出，作爲政府機關，在行政管理工作中，要切實轉變觀念，政府應當真正樹立寓服務於管理的行政理念，將《行政許可法》體現的“服務是政府的天職，管理就是服務”的現代政府理念融入到依法行政中，通過創新機制，簡化程序，提高效率，爲公民、企業提供優質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務，從而做到向“服務型、民主型政府”轉變。
警惕“行政權利壓縮後的變向擴張”
步凌雲律師說，不可否認，《行政許可法》的頒佈實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但它的進一步貫徹、執行依然任重道遠。
她指出，由於法律規範與社會發展之間尚未同步，雖然行政許可法體現了個人自治、市場優先等立法精神，但是，由於傳統的影響和改革過程的複雜性，政府權力過大的弊端依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我們要警惕和防止行政機關在行政許可方面的權力壓縮後產生的行政權力的變向擴張。這是因爲一些地方和部門仍然習慣“管”字當頭，崇拜政府過度干預，甚至將管理當作謀取不當利益的手段。這種情況如果不加以改變，行政許可法的立法精神在實踐中必然會發生扭曲。
同時，挑戰還來自於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和制度之間的“聯動”效應。由於行政許可涉及到權力與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必然會引起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並設法規避法律的制約。比如，行政處罰法制定後某些處罰措施被“升格”、“改頭換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中某些審批事項被“捆綁”、“分拆”或“變性”，以及收容審查制度被廢除後勞動教養案件大幅增加的經驗來看，絕對不能低估這種規避與聯動效應的可能。
面對訴訟高峯，步凌雲律師指出，行政機關不要懼怕，現在有的行政機關反應過度，怕當被告，認爲面子上下不來。其實，老百姓行使自己的合法權利，行政機關爲行政行爲承擔責任，這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有的行政訴訟也可能是由於百姓不理解或誤解而造成的，這些都可以到法庭上說清楚講明白。
步凌雲認爲，行政首長出庭應訴，並不丟“面子”，影響“政績”，這反而能體現行政機關領導開明、法律意識強，使老百姓能真正感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時也並不是一當被告就敗訴，一敗訴就一無是處。行政機關應保持平常心，轉變觀念，始終堅持依法行政的理念，就會少當被告、不怕當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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