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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５年,鄧小平在毛澤東的客廳裏 |
主持起草“歷史決議”———
“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
這個決議，過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於搞?不行，都在等。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引自1981年5月19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78年底，黨中央公開爲“天安門事件”平反後，引起了國際國內的強烈反響。國際國內都十分關注對毛澤東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全盤否定毛澤東的錯誤思潮。關鍵時刻，鄧小平多次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中國人民很可能還要在黑暗中苦鬥更長的時間。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說，最近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志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關於“文化大革命”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爲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十一屆三中全會接受了鄧小平的這一意見。
1979年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週年。黨中央決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代表中央在慶祝大會上講話。在起草葉劍英講話稿時，鄧小平提出，這個講話要有一些新的內容，要能講出一個新的水平。他還多次對稿子提出修改意見，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葉劍英的講話。這個講話發表後，在黨內外反映都很好。講話中宣佈，我們黨準備對歷史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做出一個正式的結論來，這就拉開了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序幕。
國慶節剛過，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胡喬木負責的歷史決議起草小組。鄧小平直接領導和主持了歷史決議的整個起草工作。
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看了起草小組的提綱後同胡耀邦等談話，提出起草歷史決議三條總的指導思想：第一條，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第二條，對建國以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條，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總結過去，是爲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特別強調，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他要求，對歷史問題，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
4月1日，鄧小平又一次對決議起草發表了系統性的意見，提出了決議整體框架:先有個前言，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段，然後建國以來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澤東思想一段，最後有個結語。
1980年6月27日，鄧小平看了初稿後，認爲稿子沒有很好地體現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要求，要重新寫。重點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毛澤東同志正確的東西是什麼這方面。錯誤的東西要批評，但是要很恰當，要概括一點。主要的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
起草小組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對決議草稿做了較大的修改後，10月，中共中央又組織了4000多名高級幹部對決議草稿進行討論，進一步徵求意見。
10月25日，鄧小平召集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羣談話，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
這以後，一直到《歷史決議》通過之前，鄧小平對如何吸收黨內外的意見、進一步完善決議多次找起草小組負責人談話。這些談話有些收入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鄧小平贊成決議稿寫出後多聽聽老幹部、政治家，包括黃克誠、李維漢等同志的意見。他親自登門看望陳雲，徵詢陳雲對決議修改稿的意見。
1981年6月15—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議，對決議稿進行最後的討論修改。22日，鄧小平在講話中高度評價了決議稿：“總的來說，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現在這個稿子是個好稿子。”27—29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27日，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29日，在閉幕會上，鄧小平再次對決議給予了高度評價，指出決議真正達到了我們原來的要求，這對我們統一黨內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了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維護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科學地評價了毛澤東思想。隨着國內建設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越來越顯示出鄧小平做出這個重大決策的勇氣和遠見，越來越顯示出他爲黨和人民所作的這一巨大貢獻的深遠意義。
“此人叫鄧小平” 1975年4月18日下午5時。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書房。毛澤東會見來訪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主席金日成，鄧小平陪同會見。
當金日成主席走進毛澤東書房時，毛澤東和金日成緊緊握手。
毛澤東說：“我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幾個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爲你要來，我又回來見面。”
“謝謝。”
毛澤東又說道：“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們了。”說着，指着在座的金日成和鄧小平等人。
毛澤東還說：“我們的總理有病，一年裏開過三次刀。”
“鄧小平副主席講過這件事。”金日成說。
“我的腿不好，眼睛也有白內障。你好嗎?”毛澤東問道。
金日成答道：“很好!我跟主席已經幾年沒見面了!”
毛澤東用英語說了一句“歡迎”，並說：“我不談政治，由他來跟你談。”一邊說着，一邊指着鄧小平，“此人叫鄧小平。”
金日成主席說：“我們很早就認識了，他做過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志了。”
毛澤東接着又指着鄧小平說：“他會打仗。”
話音剛落，金日成補充說：“不但會打仗，而且會做政治工作，進行思想鬥爭。”
“還會反修正主義。”毛澤東始終不忘鄧小平在中蘇論戰中的作用。
談到這裏，金日成多少有點感慨地說：“是啊，我們很清楚他。我和鄧小平副主席十年沒見了。”
毛澤東說：“紅衛兵整他，現在沒事了。那個時候打倒了好幾年，現在又起來了。”
“很好，我們歡迎。”金日成說。
毛澤東說：“我們要他!”語氣十分堅定。
“今後有事，你就找小平談。”這也是毛澤東的政治交待。
“鄧六條”
爲了結束海峽兩岸分裂的不幸局面，中國共產黨人一直在積極探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途徑和辦法。
1977年7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如何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成爲他反覆思考的一箇中心問題。1978年的下半年，他多次談到，我們將尊重臺灣的現實來解決臺灣問題。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闡述了關於臺灣迴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一位海外朋友時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委員長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詳細談到了中國大陸和臺灣和平統一的設想。
鄧小平對楊力宇說：“我們不贊成臺灣‘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箇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承認臺灣地方政府在對內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臺灣作爲特別行政區，雖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區的地方政治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爲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
“祖國統一後，臺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留出名額。”
這就是著名的“鄧六條”。
收回香港———
“主權問題
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提出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解決臺灣和香港問題的構想。同時，隨着1997年的日益臨近，英國方面不斷試探中國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立場和態度。
1979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時，闡述了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立場和態度。他說：我們歷來認爲，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即使到了1997年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訪的撒切爾夫人。鄧小平對撒切爾夫人說，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這裏主要有三個問題。一個是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龍。中國和英國就是在這個前提下來進行談判，商討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和辦法；再一個問題，是1997年後中國採取什麼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小平表示，如果中國在1997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8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箇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
談到保持香港的繁榮問題，鄧小平說，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後，在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香港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持。當撒切爾夫人表示如果香港不能保持繁榮，會對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帶來影響時，鄧小平說，影響不能說沒有，但說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建設，這個估計不正確。如果中國把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那麼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撒切爾夫人說，如果中國宣佈收回香港，將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鄧小平堅定地表示，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的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如果在15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中國政府將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如果說宣佈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
這次會談，爲中英解決香港問題定了基調。此後，中英兩國政府開始通過外交途徑就解決香港問題進行商談。
關於在香港駐軍問題是中英談判中爭論最大的問題，鄧小平特別強調，中國有權在香港駐軍。1984年5月25日，鄧小平會見港澳記者時說，你們去登一條消息，中國政府在香港要駐軍的，既然是中國領土，爲什麼不能駐軍。如果連這一點權利都沒有，那還叫中國領土?中國政府在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有權在香港駐軍，這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象徵，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也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保證。
1984年6月22—23日，鄧小平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詳細闡述“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指出，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個政策不會變。對香港的政策長期不變，影響不了大陸的社會主義。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撒切爾夫人說，“一國兩制”是最富天才的創造，是充滿想像力的構想，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關鍵。
鄧小平多次表示，我最大的願望是活到1997年，因爲那時將收回香港，我還想去那裏看看。但是這個心願卻成了遺願。
第一次視察經濟特區———
“五年了，到底怎麼樣，我要來看看”
1984年1月下旬，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震、楊尚昆的陪同下，開始了他對經濟特區的第一次視察。
1月24—26日在深圳經濟特區視察。鄧小平聽取了深圳市委負責人關於特區工作的彙報，聽完彙報後，鄧小平表示：“這個地方正在發展中，你們講的問題我都裝在腦子裏，我暫不發表意見，因爲問題太複雜了。對有些問題要研究研究。”
1月26日上午，鄧小平離開深圳前往珠海視察。
26日下午，鄧小平入住中山溫泉賓館並在此休息了兩天。他在會見港澳知名人士霍英東、馬萬祺等人時說：“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的，看來路子走對了。”
1月29日上午，鄧小平視察珠海經濟特區。他聽取了珠海市委的工作彙報，在珠海賓館休息時說：“這裏發展旅遊的條件比深圳好。”他還爲珠海經濟特區題詞“珠海經濟特區好”。
2月7—10日，鄧小平在王震等的陪同下，視察福建省廈門市和正在建設中的廈門經濟特區。2月9日，鄧小平爲廈門經濟特區題詞：“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
2月11—16日，鄧小平視察上海。2月14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共上海市委負責人的工作彙報時說，我這次看了幾個特區，看了幾個飯店。現在看，開放政策不是收的問題，而是開放得還不夠。我們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鍋飯”不行。
回到北京後，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他指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經濟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廈門經濟特區地方劃得太小，要把整個廈門島搞成特區。除現在的經濟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經濟特區，但可以實行經濟特區的某些政策。我們還要開發海南島。鄧小平提出，要讓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來，搞平均主義不行。這是個大政策。
在鄧小平的倡議下，3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會議根據鄧小平的建議，提出將廈門經濟特區擴大到全島，並實行某些自由港的政策。會議建議進一步開放大連、秦皇島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會議還討論了進一步搞好對海南島的開發建設問題。
確立以江澤民爲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
“我堅決退出，不干擾你們的事”
1989年6月23—24日，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組成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產生了以江澤民爲總書記的新的政治局常委會。
在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建立的過程中，鄧小平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提出：這個新的領導集體要有一個核心。早在1989年5月組建這個班子時，他就對李鵬、姚依林明確表示：“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很好地團結。只要這個領導集體是團結的，堅持改革開放的，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變化。關鍵在領導核心。”他表示：“新的領導班子一經建立了威信，我堅決退出，不干擾你們的事。”
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聯繫我們黨的歷史，論述了維護黨的領導核心的重要性。他說，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爲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爲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現在進入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這個核心就是江澤民。新的常委會從開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樹立和維護這個集體和這個集體中的核心，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這個問題。
到這年的9月，鄧小平在目睹了以江澤民爲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在近三個月的時間內所做出的成績之後，感到無比的欣慰。他決定從中央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下來。
9月4日，他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等人談起他的退休問題時說，現在看來，對新的領導班子這一段的活動，國際國內反映至少是很平靜，感到是穩妥的，沒有什麼怪話，證明我們這個新的領導班子是能夠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國際上的信任的。如果再加上我們這些人退出去，人家再看上兩三個月或半年，我們的局面真正是穩定的，是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中國還在繼續發展，繼續執行原有的路線、方針、政策。到那時，我們這些人的影響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
同一天，鄧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請求批准他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要求。他說，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選出的以江澤民同志爲首的領導核心，現已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經過慎重考慮，我想趁自己身體還健康的時候辭去現任職務，實現夙願。這對黨、國家和軍隊的事業是有益的。懇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請求。我也將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辭去國家軍委主席的請求。鄧小平表示，作爲一個爲共產主義事業和國家的獨立、統一、建設、改革事業奮鬥了幾十年的老黨員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屬於黨、屬於國家的。退下來以後，我將繼續忠於黨和國家的事業。
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批准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
全會根據鄧小平的提議，決定由江澤民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幾天後，鄧小平和新任軍委主席江澤民一道，看望參加軍委擴大會議的全體同志。鄧小平對大家說，軍委領導更換了人。我認爲，確定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是我們全黨做出的正確的選擇。希望大家在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在以他爲主席的中央軍委的領導下，把我們的軍隊建設得更好，爲捍衛我們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捍衛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捍衛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兒孫繞膝
退休以後，我最終的願望是過一種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更加簡單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處去參觀一下。
———引自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請求。鄧小平退休了。
鄧小平真的過起了兒孫繞膝的恬靜生活。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規律。早上八點起牀，喝一杯濃茶，他喜歡四川或者安徽的青茶，也喜歡西湖的龍井。然後吃過早飯，看看報紙，大約十點鐘，到院子裏散步。十二點吃午飯，午休到三點，起來打橋牌，或者看書，看錄像，之後再散一會兒步。六點半吃晚飯，在飯桌上他喜歡聽孩子們聊天。晚上再看一會兒電視就睡覺。
鄧小平是個球迷，對體育節目百看不厭。《體育報》也必看。他特別喜歡看足球。據說，早年他在法國的時候，爲了看足球，還當了一件衣服。退休以後，他有更多的時間，只要有足球比賽，他一定是電視機前的忠實觀衆。
鄧小平最愛鍛鍊身體。每天散步之前，他都要做操。退休之後，他爲自己編了一套體操，擡腿、彎腰、伸胳膊，都是些最簡單的動作，但他做起來卻是十分認真。
鄧小平每天都要看電視。每晚七點鐘的《新聞聯播》必定要看。他喜歡京劇，特別喜歡言派。後來歲數大了，耳朵又不好，才很少看了。他也喜歡家鄉的川劇，“文化大革命”前，川劇進京，他和朱德、陳毅等四川老鄉必定要看。退休以後，他還愛看一些電視劇。但是，需要孩子們或者工作人員在旁邊給他講解，因爲他耳朵聽不清。每年春節，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他必定和全家人坐在一起觀看。全家人有說有笑，其樂融融。
鄧小平最喜歡的是孩子。他有五個子女，四個孫輩。退休之後，他和孫輩們在一起的時間多了，他自己也變得年輕了。
南方談話
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鄧小平，仍然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關注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1992年初他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並發表重要談話。
鄧小平指出，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他對湖北省委負責人說，發展纔是硬道理。辦事情正確與否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強調，中國的事情關鍵在人，關鍵在黨。他還語重心長地說，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爲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爲馬克思主義是科學。
在珠海，鄧小平參觀了高新技術企業亞洲仿真控制系統工程有限公司。在計算機房內，鄧小平走着看着，臉上露出喜悅的神情。當他走到一臺計算機旁時，停了下來，與一位正在操作的年輕人交談起來。他握着這位年輕人的手，高興地說，要拉拉年輕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年輕人。
與公司科技人員一起合影留念後，他再次繞到後排，與站在那裏的幾位年輕人握手，並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對我們的國家要愛，要讓我們的國家發達起來。中國窮了幾千年了，現在是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了。走出計算機房時，鄧小平高興地連聲說道：“好東西，好東西啊!”接着又說：“我們社會主義的好處是可以調動人力，統一規劃，集中人才，打殲滅戰。”
來到深圳，鄧小平說，對辦經濟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在深圳國貿大廈視察時，鄧小平說，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爲不久後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做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
情繫大海
鄧小平酷愛游泳，特別喜歡在大海中游泳。1989年9月16日，他對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李政道教授說：“我的身體還好，頭腦還清楚，記憶力還不錯。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個小時，我不喜歡室內游泳池，喜歡在大自然裏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氣勢。”
鄧小平從年輕時就喜歡游泳。
七十高齡以後的鄧小平，差不多每年的夏天，都要興致勃勃地到大海中劈波斬浪。
1983年夏天，鄧小平已近八十高齡。他在東北和華北一些地區視察工作之後，來到了大連棒槌島。在島上的七天時間裏，除了一天因海上漂浮油污沒有下海外，每天上午他都投身大海，與風浪爲伍。
他的女兒鄧林寫道：“爸爸則願意頂着風，迎着浪鑽進水裏，勇往直前，遊向大海的深處。爸爸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機會。每年去北戴河，到達的當天，他就要下海；離去的那天他還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捨不得放棄。”
1992年的夏天，88歲高齡的鄧小平，像往常一樣來到了北戴河。但是根據他的身體狀況，醫療小組決定不讓他下海了。鄧小平坐在海邊深情地看着大海。每天早晨起來，他最關心的是，天氣怎麼樣，風力多大，水溫多高，海浪大不大。他太嚮往大海了。後來，經過醫療小組研究批准，鄧小平終於可以下海游泳了。這一年夏天在北戴河，他一共下海遊了八次，每次大約45分鐘。這是他一生中最後在大海中游泳。
1997年鄧小平逝世後，他的骨灰被撒向大海，他在大海中得到了永生!
(本文圖片及文字全部選自即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鄧小平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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