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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國家遠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曾寫出一個報告———《在網絡中落伍：定義數字鴻溝》。報告中說的“數字鴻溝”是指，人類在走向信息社會的過程中，不同國家、地區和人羣之間，由於對信息網絡技術應用程度的不同，創新能力的差別，從而造成的“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窮者之間的鴻溝”。它既包含信息技術開發方面的差距，又包含利用信息技術獲取知識、創造財富的能力方面的差距。由此，加劇着“貧富分化”。
在軍事變革的浪潮中，後來者爲填補與先行者之間存在的“數字鴻溝”，正在加緊軍隊信息化建設的步伐，軍隊信息化成了新軍事變革的核心。
1、先要清晰描繪明天的戰爭
軍隊填補“數字鴻溝”，實現信息化，是打贏未來戰爭的需要。就是說，軍隊信息化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有人說，我軍的機械化程度還不高，現在就忙着搞信息化，是“坐着牛車打手機”。其實，問題並不在於是“坐着牛車打手機”，還是“坐着汽車打手機”。關鍵在於是否真正弄清了未來的戰場環境等。不同的戰爭樣式、不同的戰場環境，對軍隊的作戰編組、武器裝備、戰術戰法的選擇是不同的。在阿富汗戰爭中，美軍特種部隊的士兵，騎着毛驢爲精確打擊系統指示目標，拉姆斯菲爾德卻得意地宣稱：這是21世紀一體化聯合作戰的典範。因爲基地組織藏在交通不便的山區，美特種部隊戰士需要化裝深入虎穴。
一體化聯合作戰並非是個固定不變的模式，而是個應變無窮的魔方。在山嶽叢林地上演和在戈壁沙漠上演不同，用於城市防空和邊防還擊也有差異，打求統一的反分裂戰爭和打保衛海邊疆的反侵略戰爭區別更殊。一體化聯合作戰，與機械化時代的諸軍兵種協同作戰的最大不同是：由按時間表進行的被組織協同，變爲依信息流進行的自組織協同；由程序化、程式化的線式作戰，變爲非程序、非程式的非線式作戰。
需求牽引，說到底是作戰任務牽引，只有對未來作戰做出貼近自己實際的描繪，對作戰任務細化、具體化，才能看出需求、提出需求；理論引導，不是停留於一般號召，只有把理論轉化爲規則、轉化爲條令，才能從思想引導，轉爲對實際行動的引導。
在信息化建設中，科學而明晰地提出需求，當先於購買技術。有專家說，我們急待建立一門“需求學”，集中精力研究需求。有學者提出，我們應當建立一座“未來戰爭模擬廳”，在“預實踐”中讓需求由抽象變爲具體。
2、把信息安全融於信息化建設之中
信息網絡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實現跨時空的信息交流與共享，極大的便利和豐富社會生活的同時，也把信息安全提到了戰略地位。
軍事信息系統是作戰武器，欲在對抗中發揮效能，在設計和建設階段就必須想到“攻”與“防”。
美軍曾把信息戰分爲兩大類，一類是戰略信息戰，一類是戰場信息戰。前者主要是由國家組織實施，後者主要是由軍隊組織實施。戰場信息戰包括：宣傳戰、心理戰、戰場僞裝、指揮控制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指揮控制戰。在以往，指揮控制主要是運用軍事謀略，調動敵人，誘導對手按照我的意願行事，實現控制。信息化戰場上，還可以運用信息技術，進入對方的指揮自動化網絡，發送假指令，指揮控制對方。因此，不融入信息安全理念的信息化建設，那就等於把控制自己“戰馬的繮繩”交給敵方，終將受制於人。據美國出版的《下一次世界大戰》一書中寫道，美國和英國的情報部門，在出口給一些國家的電腦和技術裝備中，預置可用遙控激活的病毒。這是信息時代的“木馬計”。我們沒有考證書中所說內容是否真實，但需要警惕書中提出的問題。
社會工業化建設的經驗告訴我們，信息化建設也不能走“先建設再治理”的路。要把信息安全融於設計之中、建設之中，不應等到建成之後再考慮安全問題，在使用過程中才想到系統的可靠性。
按照“墨菲定理”，建設中沒有考慮安全問題，使用中肯定不安全；借用“曲突徙薪”的哲理，在建設時必須防患於未然。
3、頂層設計的本質是發展戰略設計
這幾年，大家對頂層設計很重視，其意義許多學術文章都講到了。問題在於，不少同志對頂層設計的認識存有誤區，總覺得頂層設計就是搞系統技術框架、數據鏈接。還有的認爲，處於頂層的某個部門下發的規劃性文件，就是頂層設計。其實，真正的頂層設計是發展戰略設計，是系統設計。
作爲發展戰略設計，首要的是確定戰略目標(包括遠景目標和階段性目標)，弄清實現目標的途徑，弄清未來的信息化戰場環境，信息化戰爭中作戰方式、方法的變化，打贏未來戰爭需要什麼樣的能力，需要多大的能力。在發展戰略指導下，技術框架、數據鏈接就容易建構了。
作爲系統設計，就要考慮到縱向和橫向的聯繫，運用大系統思想和大系統方法進行設計。處於頂層的各部門領導機關，立足於本部門的業務分工所搞的規劃，都有指導性。相對於發展戰略來說，這都是軍隊信息化大廈上的“預製構件”。
由此提出，誰是信息化建設的主導？是技術專家，還是指揮者、決策者？我們的回答是後者。
4、從“信息社會4.0”看軍隊信息化
熊澄宇教授按照計算機專業的術語，描述了信息社會發展四階段，即“信息社會4.0”。熊教授認爲：
信息社會1.0，指信息技術應用階段，表現形式是採購設備，構建網絡；
信息社會2.0，指信息產業發展階段，主要特點是發展有我國自主版權的軟、硬件產業；
信息社會3.0，指信息經濟的推進階段，主要特點是電子商務，以及信息化在相關經濟領域的推進；
信息社會4.0，指信息社會建構階段，表現形式是以電子政務爲起點，向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領域拓展。
軍隊的信息化不是孤立進行的，是在社會信息化的海洋中前進的，同樣可以分出不同的發展階段。軍隊信息化，關鍵是自動化指揮系統的發展。據專家考證，美軍的自動化指揮系統發展，大體經歷了技術手段發展階段，單一系統(C3I)發展階段，綜合系統(C4ISR)發展階段，現在正進行一體化系統發展階段。
上個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美軍在單一系統建設中，也出現過分別建設、各自爲政的“春秋戰國”時期。到20世紀90年代初，美軍已擁有250個財務系統，3 00多個物資管理系統，688個情報系統，以及數以千計的指揮控制系統。這些各自獨立的系統，在飛速發展的信息技術面前，都很快過時，造成很大浪費。
後來，美軍在新軍事變革中，藉助國家信息基礎設施(NIT)的理念和發展思路，通過建設國防信息基礎設施(DII)，將冷戰時代的信息結構，推向未來的全球信息基礎結構；將過時的“煙囪式”系統，改造成各軍種互通的、現代的、無縫隙的、安全的、能夠從全球任何地點進入的結構，最終完成主要作戰和管理系統的網絡化改造。
實行跨越式發展，首先是調整思路。不重複別人走過的彎路，不交自己交過的學費，跳過發展初期的探索階段，縮短髮展過程，這纔是力求實現跨越的明智之舉。
5、信息化要求組織結構合理化
20世紀90年代，世界新軍事變革，主要是用以信息技術爲核心的新技術，加強、提高機械化軍隊的作戰效能。就是說，信息技術對機械化軍隊，主要起的是“建構”作用。正是基於此，有學者稱之爲“軍事領域裏的變革”。進入21世紀，以美軍2001年《四年防務報告》提出推進“軍隊轉型”爲標誌，以信息技術爲核心的新技術，對機械化軍隊的作用由“建構”轉向“解構”。
比如美陸軍改革，20世紀90年代前期，着重在機械化重裝師搞數字化建設，後來看出機動能力弱，不適應未來作戰，便轉過來搞“過渡旅”，由“過渡旅”進而轉爲“目標部隊”，之後融入一體化聯合作戰部隊。我軍的信息化建設，應和結構改革相聯繫，先有結構合理化、再有信息化，起碼二者要並行。否則，就可能落入“信息化陷阱”，出現“怪圈”現象。從長遠看，不僅是人力物力的浪費，還將爲未來的體制編制改革帶來更大阻力。
當年曹操鎖戰船，提高了水上作戰的穩定性，卻失去了應變能力；機械化戰爭時代的諸軍兵種協同作戰，便於發揮整體威力，部隊的靈活性則大減；信息化戰爭是系統對抗，優勢在於整體威力的倍增與隨機應變的靈活性並存。要達到這種完美的統一，必須衝破機械化軍隊的舊結構，創造適應信息化戰爭的新結構。
研究中國特色軍事變革，以信息化帶動機械化，實現跨越式發展，不應該是全面“補課式”的帶動。機械化有豐富的內容，信息化帶動機械化，應包含選擇、改造和重組。同樣，各國的軍事戰略不同，未來的作戰任務不同，無論機械化，還是信息化，都不能照搬美軍。
如果說，信息社會4.0，纔是信息社會的建構期，那麼，處於後發的軍隊在信息化建設中，應及早考慮結構改革，在結構合理化中謀求信息化。
繪製信息化軍隊的藍圖，與具體設計信息化作戰同等重要。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6、圍繞核心能力進行協調平衡
指導作戰要把握重心，研究軍事變革也需要把握重心。我們需要重視一個概念：核心能力。企業在發展中，強調核心競爭力，軍事上則稱其爲核心作戰能力，或說核心能力。軍事變革是核心能力的轉移，是舊的核心能力被新的核心能力所取代的過程。如航空母艦出現前，海戰的核心能力是艦炮的射速和軍艦的航速。甲午海戰，中國艦隊的噸位遠遠大於日本艦隊，但軍艦的航速和艦炮的射速卻小於日本艦隊，這是戰敗的技術原因。航空母艦出現後，海軍海戰的核心能力由艦炮轉爲艦載機。
1982年6月，發生在中東地區的以敘大空戰，連續兩天戰鬥，敘軍損失飛機8 2架，以軍無一傷亡。主要原因是空戰的核心能力已經轉爲電子戰能力。由於電子技術的系統化，空戰已由平臺對平臺的對抗，轉爲系統對系統的對抗。
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戰爭能量釋放的主體形態，經歷了體能、熱能、機械能、核能和電磁能，這是從總體上反映出的軍事核心能力的變化，並由此引出五次大的軍事變革。
有學者研究世界發達國家的新軍事變革，說是在技術因素中，武器的速度、精度、破壞力，都已接近“物理極限”，再沿着“煙囟式”發展思路走，只能事倍功半，於是採取“橫向技術一體化”，搞系統集成。以信息技術爲主引發的這場新軍事變革，使軍事核心能力轉爲信息優勢、知識優勢、決策優勢。
提出軍事變革是軍事核心能力的轉移，意在防止看問題的單一性，新的軍事核心能力不是孤立的發揮作用，它要與其他軍事能力協調發展，才能釋放出變革的巨大能量。
協調平衡，方能實現可持續發展。軍隊信息化建設，也應確立科學發展觀。
7、以系統哲學方法指導信息化
信息化改變着人類社會的圖景，也影響着我們的哲學觀。
歷史是由一連串發展變革的週期圈構成的。其中包括：社會變革週期圈、文化變革週期圈、經濟變革週期圈、軍事變革週期圈、國際戰略格局演化週期圈……每個週期圈都要經過“興起———發展———高潮———衰退”這樣一個過程。各個週期圈的過程長短有差異，歷史就呈現出單一變革的時代，或幾個變革週期圈的某些階段重疊的時代。研究表明，當幾個變革週期圈中的“發展———高潮”階段相重疊時，就是人類創造力最活躍的時代。
我們這個時代，正處於多種變革的交匯處。社會技術形態、經濟形態、軍事形態都在變革、轉型，國際戰略格局向多極化演進也是一種變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哲學方法論也在變革。我們一些同志只看到了新軍事變革的大背景———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演進，卻忽視了哲學方法論的變革，重技術，輕人文。
我們在對軍隊信息化建設的研究中發現，迎接新軍事變革的挑戰，只有技術的追趕還不夠，還必須有思維的革命；金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科學決策；軍事變革的意義不在本身，而是由此折射出的軍事創新機制；變革已經不是從穩定態冒出的“反常”、“異常”的社會現象，而是由“不確定性”日趨突出，要求變革成爲“經常化”、“正常化”、“有序化”的反映。
美軍“快速決定性作戰理論”中有一個重要概念：“以效果爲基礎的作戰行動”。深層次看，“以效果爲基礎的作戰行動是一種哲學”。
軍事變革促使軍事哲學的發展，指導軍事變革需要新的軍事哲學。一些西方學者指出：混沌理論和複雜性理論，取代牛頓的線性決定論成爲解釋世界、社會和戰爭的主要工具。以往的軍事理論，如克勞塞維茨和若米尼等名家的理論，都是建立在牛頓方法之上的。今天的作戰，必須把軍事組織和敵人都看作是系統。這樣可以使我們能夠用牛頓邏輯根本做不到的方式來描述、預測，並採取相應的對抗行動。例如，過去在作戰指揮訓練演習中，我們使用基於線性數學的蘭徹斯特方程，雖然可以對敵我雙方的戰鬥結果進行評估，但卻無法模擬指揮控制能力和士氣被削弱的狀態。然而，應用系統和複雜性理論則可以進行以實體爲基礎的模擬，它不但能夠演示喪失通信能力的影響，甚至還可以演示一次成功的迂迴運動對敵士氣產生的影響。
信息化建設的關鍵是系統集成，構建“系統的系統”。系統集成，不是個單一技術方法，還包含哲學方法論。哲學已經走出“實物中心論”、“矛盾中心論”，走入“系統中心論”。我們不能繼續停留於“兩分法”，還要掌握系統綜合集成法、複雜性方法。
當偉大時代賦予人們偉大任務時，也爲人們提供了新的方法，只有那些既明確了任務又掌握了新方法的人，纔有可能去引領時代潮流。
8、善於藉助社會信息化建設的大勢
20世紀90年代，在克林頓政府擔任國防部長的科恩，是美國新軍事變革的積極倡導者，他提出在國防部掀起一場商業革命，把曾經使美國公司恢復其市場主導地位的管理技術與業務方式，引入國防部。當時，美國另一位新軍事變革的積極倡導者參聯會副主席歐文斯說，美軍新的軍事變革是從市場買來的。就一定意義來講，新軍事變革其實就是軍事採辦革命。
有位學者對我說，軍隊信息化建設要注意防止四個錯位：
一是職能錯位。走信息化之路要搞技術開發，但要知道，部隊是用戶，用戶的職責主要是提需求，不是造產品。部隊信息化，應學會按作戰需求向市場招標定貨。不要事事關起門來自己幹，花錢多，效用差。美陸軍戰場指揮系統(ABCS)，由7個子系統和戰術因特網構成，其中“機動控制系統”，主要承包商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野戰火炮戰術數據系統”，主要承包商是休斯頓公司等。
二是人才錯位。在市場價值規律的驅動下，高級計算機軟件人才大多在地方，在社會。軍隊要善於借用社會人才。市場經濟是協作經濟，“萬事不求人”是小農經濟時代的做法。
三是信息錯位。計算機發展一日千里，獲取信息速度最快的是地方的“網蟲”。有的部隊用的計算機很先進，但軟件落後，而且有的沒有升級版。根據現在的情況變化，至少要半年一升級，數年不變怎麼行？
四是觀念錯位。現在市場上一些電子作戰遊戲軟件，都是很逼真的，和作戰仿真是無縫鏈接，是模擬訓練的最好工具，但我們還是把它當兒童玩具。上個世紀90年代，一些國家的軍隊就成立了電子遊戲訓練指導機構。他們把市場上現成的電子遊戲軟件買進來直接用於訓練。實踐證明，計算機可以造就大量聰明的士兵。按照以往的觀念，軍事人才培養是入伍以後的事情，現在社會上普及計算機技術，是從娃娃抓起。我們的信息戰軍事人才，也要及早從地方選擇，從娃娃抓起。
信息化建設與機械化建設不同，要走出封閉的軍營，依託社會力量謀發展。
9、下功夫建構完善我軍的知識系統
信息化建設的核心是指揮自動化。對於指揮自動化建設，可以說20年前我們就嘗試着搞了，搞出的東西實用價值不大。專家分析，主要原因是沒有自己的數據庫，沒有建立起“知識系統”。知識系統是技術系統之魂。在信息化建設中，不僅要做看得見的工作，更應當去做看不見的工作；不僅要想到平時演示，更要想到實戰運用。下功夫籌經費、買設備、建網絡是必要的，下功夫去做“知識系統”尤爲必要。
專家認爲，看信息化建設應注意三點：一、理論是否變成了規則(變成作戰條例條令)；二、系統是否實現集成，含有知識，可用於實戰；三、是否有試驗部隊。
研究一些外軍成功的信息化建設，其技術系統背後，均以完整的“知識系統”爲基礎。表現爲作戰概念清晰、信息流程合理、數據簡捷、功能實用，標準化程度高、系統觀念強。由於我們的知識系統尚未真正建立起來，以至影響到信息化邁向戰場的步伐。此外，外軍的信息系統，不僅以大量的數據情報爲基礎，而且能夠通過網絡，直接獲得作戰、情報等部門的支持。
正確的做事應以選擇做正確的事爲前提，提高工作效率應以提高軍事效益爲目的。
10、信息化更應注意開發人的智慧
有專家提出，整個軍事活動，可以分爲“行動”和“認知”兩個方面。以往的軍事變革，是科學技術給軍事行動帶來的巨大進步，即由於武器裝備在打擊力或機動力、防護力方面的突破，引起軍事變革。新軍事變革主要是由信息技術引起的變革，是“認知”領域裏的變革，“軟戰力”的地位在凸現。信息戰能力，系統的可靠性成了影響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
新軍事變革既然是“認知”領域裏的革命，軍隊信息化建設就更應注意開發人的智慧。我曾經說過，新軍事變革將促使東西方軍事文化走向融合。我提出這個命題的主要依據是：一、西方軍隊的傳統主導思想，正由《戰爭論》讓位於《孫子兵法》。二、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實踐。三、心理戰、輿論戰、指揮控制戰等信息作戰，已經上升到戰略地位，併成爲相對獨立的作戰樣式。四、東方軍人對科學技術的渴求，西方軍人對智慧的尋覓。
據到過俄羅斯留學回來的同志講，現在，俄軍教員講課，言必引孫子。他們開玩笑說，20世紀50年代中蘇友好時，你們爲什麼沒把《孫子兵法》介紹給我們？過去，蘇軍不看重中國兵學，現在，受新軍事變革浪潮的衝擊，開始崇尚《孫子兵法》。
“震懾理論”可以說是東西方兵學文化融合的“產兒”。在《震懾與畏懼———迅速制勝之道》一書中，20多處引舉《孫子兵法》中的名言。透過此書可以看出，西方軍事理論家，是如何站在西方母體軍事文化的基礎上，汲取東方兵學文化營養的。震懾不同於威懾，威懾是通過顯示力量，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震懾則是通過對敵“要害部位重錘一擊”，達到“速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二者的相同處，都是以戰則必勝的能力爲基礎，都必須有使用力量的意志。威懾是通過一定的信息渠道，把這種能力和意志傳給對方，震懾則是通過重錘一擊，使對方直接感受到這種能力和意志。
踏着大變革的浪峯走向未來，我們需要信心和激情，更需要理性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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