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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澱裏沒有水，我們必須打機井抽水。抽水的電費至少3000多元。這相當於100多隻鴨子下一個月的蛋！”49歲的養鴨專業戶曹國會一邊對記者說，一邊用手划動澱子裏的水。
目前正是華北地區最大溼地白洋澱旅遊旺季，衆多遊客不會想到澱水是從近400公里以外調來的。“這水比大多數遊客來自更遠的地方。”曹國會說。
實施遠距離跨流域調水，將是中國21世紀水利的一大特點，也使中國成爲世界上遠程跨流域調水最頻繁的國家。“但最後的結果還很難說。”一位參加過多次調水規劃論證的專家說。
從城市到溼地，調水“戰場”知多少
“在今天的調水‘戰場’，除南水北調工程之外，還有山東西水東調、引鬆(松花江)入長(長春)、引英(位於遼東半島北部的英那河)入連(大連)、引黃(黃河)入晉、寧夏沙坡頭等調水工程。”水利部部長汪恕誠說的這一系列工程，都是爲解決中國城市缺水的“燃眉之急”。
“維持白洋澱的水位對華北地區極爲重要。引嶽(位於冀豫邊界的嶽城水庫)濟澱(白洋澱)不僅爲挽救‘華北之腎’，更遠的戰略考慮是在北京缺水嚴重時，直接從白洋澱向首都調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員會主任鄧堅向記者透露說。2003年，乾旱缺水的山西省跨兩省向北京官廳水庫輸水，水量相當於20個昆明湖，這是解決目前北京水資源緊缺的重要途徑。
一些意義更爲深遠的遠程調水也已頻頻實施。引嶽濟澱，主要是爲解決生態問題。
就在“引嶽濟澱”結束時，“引察濟向”工程也開始了。從內蒙古的察爾森水庫往吉林的向海溼地應急補水，是水利部和吉林省、內蒙古自治區協調的結果。這是東北地區自實施以保護丹頂鶴等鳥類爲目標的“扎龍溼地應急調水”後又一次應急性輸水。
這些調水，只能滿足城市和溼地急需，繞開了農村用水或農業灌溉問題。
《全國農業節水發展綱要》分析，中國人口到2010年達到14億人、2030年達到16億人時，農業用水增加只能靠農業節水來解決，而不可能通過大規模調水去解決。要滿足2010年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目標，需要節水650億立方米、投入2200億元。
調水的極限在哪裏
“河流倫理學”是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李國英提出的概念，這並不只是一種浪漫情懷，而是承認人類調水用水有一個極限。超過這個極限，便形同竭澤而漁。
汪恕誠曾經透徹地分析說，現在國際上通常認爲一條河調水不要超過20%，用水不要超過40%，否則對生態就會有嚴重影響。海河用水已超過95%，遠遠高於40%。黃河、淮河用水也都超過40%。“就以40%爲例，用1立方米水一般產生0.7立方米污水，污水又排放到原來的河道。因此，用了河道里40%的水，就意味着返回28%的污水。原來河道里邊還剩60%的水。這就意味着河道里的污水與淨水之比爲28∶60，也就是說接近1∶2。河流怎麼能自我淨化呢？”
黃河水資源統一管理，塔里木河下游緊急輸水及黑河分水，其實都是爲了讓河流仍然是河流，而不致成爲河牀，從而維持最低的生態恢復能力。
國務院爲南水北調工程制訂“先節水後調水”原則，就是要避免“大調水，大浪費”現象。據瞭解，由於缺乏有力的節水機制，西部一座大城市曾經用遠程調來的水衝馬路。
遠程跨流域調水，工程技術人員可以跨越分水嶺，但不能跨越河流承載力的極限，否則人們面對的將不僅是大浪費，還是水資源的根本性枯竭。
污染是否也要穿過山脈
關心南水北調工程的人不難發現，目前在建的這一工程有微妙變化：東線工程在山東德州悄然而止。這一改變的背後，是最缺水的天津對東線水污染的擔心。
2003年，南水北調工程開工建設的節骨眼上，天津市提出：不要南水北調東線水。因爲對南水北調東線的水質不放心，對能否成功實施水污染綜合治理信心不足。這樣，東線整個方案出現一個重大變化。因爲如果認爲東線水質問題不能解決，就徹底否定了東線的理論基礎。
國務院爲南水北調製訂的“先治污後調水”原則，就是擔心出現“大調水大污染”。這是中國所有遠程跨流域調水共同面臨的問題。
中國污水處理市場化剛剛起步。如果污水處理要靠國家財政支出，全國2400多個縣，每縣搞一個污水處理廠，建設成本也高得難以承受，更不必說運行費用。“國外情況是，在收取水費同時收取水污染處理費，有的是一倍關係。這條路走開了，收益有保證，才能吸引投資者。只有實行市場化，中國水污染防治工作才能走上良性發展軌道。國外的投資者就會進來，BOT方式就會採用。”汪恕誠說。
權威人士認爲，不管搞不搞南水北調，山東的水污染都要治理，而且一定要治理好。
千里調水誰來買單
辛二花蹲在地上編葦蓆已3個小時了，“編一張席子能賣5元，一天不停編5張吧，一年編300天能掙6000多元。”她的女兒在讀大學，一年學雜費6000元，加上生活費至少要1萬元。女兒的父親划船在白洋澱裏跑生意可以再掙點。如果幹澱，一切夢想都會泡湯。
顯然，讓這樣拮据的農家爲調水付款是不可能的。因此，關係他們生計的調水只能是“應急”。
晉水輸京，相當於20個昆明湖的水量送到北京，輸水沿線山西、河北兩省爲實施輸水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而同一流域的山西也十分缺水，不動用經濟槓桿，很難促進城市節水。
進入8月，到北京的一些洗衣店會發現，洗一件上衣從12元漲爲15元，一條褲子由8元上升到10元。這是北京市上調水價的第一個月份，按物價部門計算，水費支出佔可支配收入的1%左右。專家認爲，這沒有達到巴黎或倫敦的水平，但北京和它毗鄰的天津一樣，正在變成一個依靠遠距離調水維繫的特大城市。
按照國務院批准的《21世紀初期首都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規劃》，平水年河北將輸入密雲水庫4.2億立方米，輸入官廳水庫2.5億立方米。山西省輸入河北省0.7億立方米。目前，張家口、承德、大同、朔州四市正進行指標分解。
遠程調水已不限於北方。爲了緩解太湖流域的水污染，2004年計劃向太湖流域調引長江水25億立方米，入太湖10億至15億立方米。太湖流域以佔全國0.4%的面積，3%的人口，創造了佔全國13%的GDP，佔全國19%的財政收入，城市化率達60%。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一位同志說，“浙蘇滬都不缺錢，但‘誰結賬’同樣困擾着‘引江(長江)濟太(太湖)’。關鍵是制度缺位。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引江濟太始終只是‘應急’。”
當千萬年地質年代中形成的分水嶺被工程技術手段打破時，水資源優化配置已不能只靠行政或法律手段了。不遺餘力倡導“資源水利”觀念的汪恕誠在許多場合都強調指出說：“隨着我國一批遠距離跨流域調水工程的實施，各大流域水資源統一配置、統一管理的加強，研究水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的產權歸屬、產權收益和產權經營問題，水權的分配、交換和定價問題，水市場和政府宏觀調控等問題，已經成爲無法迴避的課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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