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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清史纂修大事記
“近600年來，國家修史只有4次，第一次是弘武元年朱元璋下令修元史；第二次是順治二年福臨下令修明史，經康熙至乾隆才得以完成；第三次是北洋政府下令修清史，14年修了一部《清史稿》；第四次就是剛剛啓動(2002年8月)的纂修清史工程，可謂百年不遇的盛舉。”
在清史纂修工程的網頁上，這段描述讓人印象深刻。但就是這一預計耗資6億元人民幣的大型國家修史工程，在啓動的兩年時間裏，竟一直保持着低調，長期沒有進入公衆視野。《青年參考》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一期財政撥款2500萬
2001年3月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李文海和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曉秋分別在人大和政協會議上提交議案和提案，倡議啓動清史纂修工程。王曉秋在提案中說：“一方面建議紀念辛亥革命90週年，一方面建議啓動清史纂修工程，現在纂修清史時機完全成熟。”
4月，季羨林、任繼愈等13位學者聚首北京，在纂修清史上達成共識，座談會後上書李嵐清。2002年8月，黨中央、國務院作出決定——啓動清史纂修工程。隨後，文化部、中宣部、教育部等中央14個部門成立了國家清史編纂領導小組，由文化部部長孫家正親自領銜。25位著名歷史學者組成的清史編纂委員會也開始了緊張的籌備工作。清史纂修的草案和整體協調，由醞釀這一工程達35年之久的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承擔。
“宋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這一修史的優良傳統綿延不斷，經久未絕。現在，清朝被推翻已經整整90年了，但至今還沒有一部較爲理想的大型清史。”戴逸在清史編委會網上工程的發刊詞中闡述纂修“大型清史”的必要性。
由於財政部的一期2500萬元人民幣撥款今年2月纔到位，前兩年一直是借款運轉，原定於2012年清朝滅亡100週年完成的大型清史工程可能要推遲到2014年，清史編委會預算完成全部工程大概要6億元左右，但是國務院並沒有完成審批。
“我們會力爭在很有意義的2012年推出這部大型清史。”戴逸說。
主體92卷3000多萬字
據戴逸介紹，完成後的大型清史的主體部分，將分92卷，3000多萬字，打破過去常用的章節體(編年體)和紀傳體的篇章結構，綜合兩者的優點，創立了包容量廣闊的“新綜合體”，以通紀、典志、傳記、史表、圖錄5大部分構成總體框架。在文體上，將採用簡練的白話文。
其中，通紀部分區別於過去的“本紀”，不再是皇帝一個人的記事，而是整個清朝的一部300萬字的通史，分爲清建立、入關、康熙之治和雍正改革、乾隆統一中國、清朝中衰、外國侵略和農民戰爭、清自強運動、最後衰亡；典志和傳記部分包括天文曆法、地理、人口、民族、法律、農業、手工業、商業、外貿、交通、財政、學術、西學、詩文小說、戲曲書畫等35志和3000個人物傳；別有新意的圖錄部分則是過去的“二十四史”中從未收錄也不可能收錄的部分。
編委會原先還計劃在美、日、俄、英、德成立5個海外工作站，但因爲一些突發原因暫時擱置。“清朝在戰爭、貿易和思想文化上都和外國交往很多，設立海外工作站，發動海外學者參與到修史工程中來十分重要。中英早期的貿易檔案，甲午戰爭中日本方面的檔案，都需要到海外去調查。”戴逸還舉例說，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英國《泰晤士報》有個叫莫理循的澳大利亞籍記者，有每天記日記的習慣，留下了大量關於袁世凱、張之洞等人的記載史料，王府井大街也一度以他的名字命名。這70箱日記，現在保存在澳大利亞圖書館，我們需要用膠捲的形式把它們拷貝回來。
“雖然是國家修史，但是不能等同於過去的‘官修正史’。”王曉秋說：“過去的國家修史都是統治階級意識下的官書，我們現在不是爲統治階級服務，是要做一部真實、科學的史書。國家清史編纂領導小組也很少干涉編委會的工作。”
每個項目經費平均40萬
目前，整個清史纂修工程被分解成約170個項目，採用項目管理方式組織。所有項目又分爲委託項目和招投標項目，據悉今年首批委託的26個項目已審定通過並開展工作，包括主體項目中典志類的天文曆法志、地理志、農業志、法律志、災賑志、水利志等，史表類的中外約章表、各國駐華使領表等，傳記類的民族、宗教類，以及基礎輔助類的編譯類、文獻類、檔案類項目。第二批委託項目40餘個也將於8月底完成立項，找到並確定負責人。
除這兩批委託項目外，清史纂修將全部以公開競投標的方式完成立項，今年年內主體工程將全部立項完畢。
“難度比較大的項目有邦交志、宗教志等，現在還沒有找到合適的項目主持人。前者是因爲國內研究力量薄弱，後者是因爲項目過於龐大的問題，我們準備再分解爲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喇嘛教5個項目。”戴逸說。
據記者瞭解，一個志比如天文志的撰寫，經費大概是30-40萬元。在完成立項之後，工程將於明年進入撰寫階段。王曉秋告訴記者，大概的時間表是4-5年寫出初稿，再用2-3年的時間論證定稿。
不是關起門來寫自己
早在1914年，北洋政府曾開設清史館，編撰清史，歷時14年完成536卷《清史稿》。但“由於參加編撰的人大多是清朝的遺老遺少，忠於清廷，故而在不少重大問題上記載失實，評論不公，如把徐錫麟、秋瑾、熊成基等革命烈士斥爲亂匪，而對端方、志銳、陸鍾琦等因抗拒革命而被擊斃的清朝官員大加褒揚。還有在記載民國元年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時，只書其事，而不書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之名。故國民黨統治時代，《清史稿》被列爲禁書，因爲其存在嚴重的政治缺陷。”戴逸和李文海在一篇文章中如是說。
當時在編纂《清史稿》時，清官所藏曆史檔案尚未爲世人共知，故編撰人也沒有利用豐富的檔案史料，這就大大影響了此書的質量。國民黨去臺灣以後，儘管也有重編清史之議，但它偏居一隅，又缺乏修史的專門人才，雖有心但無力做此巨大工程，故僅把《清史稿》稍作修訂，沒有進行大規模的修史工作。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任繼愈認爲：“編清史有比前人難度大的地方。比如鴉片戰爭這麼大的事件，一方面我們的資料要齊，對方的資料也要齊，如把英國議院怎麼討論的寫出來，這樣價值就更高了。我看過俄羅斯的材料，記載中國與俄羅斯劃界時，寫到中國代表崇厚，說‘幸虧’中國代表團不懂外文，不懂得利用地圖，據理力爭。如此看來，我們不僅要蒐集中國史料，也要蒐集外國史料。這是有別於過去二十四史的，要達到世界水平，不是關起門來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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