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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情”不斷一心二用欲贏不得欲罷不能
反恐與超越反恐——“9·11”三週年點評美國外交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袁鵬
“9·11”事件三週年之際，布什政府在反恐戰場上已取得一些成效，但也留下了隱患；在反恐之外希望確立反恐時代新的國家安全和軍事戰略，但因動作太大，得失有待實踐檢驗；在重塑大國關係方面希望有所作爲，但終因將美國利益凌駕於其他各國利益之上，使大國關係仍然起伏難料。
反恐：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9·11”事件發生後，反恐毫無疑問是布什內政外交的頭等大事。時隔3年，共和黨大會儼然是“神話”布什的舞臺，“反恐英雄”、“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等溢美之詞不絕於耳；民主黨大會則成爲攻擊布什的陣地，稱布什的反恐“業已失敗”。布什本人日前不經意間坦陳“反恐戰不可能取得勝利”，更給民主黨人以攻擊的口實。如何評估布什的“反恐業績”，成爲點評“9·11”三週年布什對內對外工作的核心。
應該說，在反恐初期階段，布什臨危不亂、運籌帷幄、決策果敢，不僅贏得美國朝野好評，也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在短短几個月時間內，布什成立國土安全部、北方司令部統合本土的反恐工作，組成“國際反恐聯盟”，軍事打擊阿富汗、一舉殲剿“基地”組織大部人馬等，迅速樹立了“戰時總統”的正面形象，走出“法院判出來的總統”的陰影。國際社會也紛紛期望以聯合反恐拉近與美國的距離。媒體稱“9·11”使布什“因禍得福”。
但“福兮，禍之所伏”。以2002年《國情諮文》爲轉折點，此後布什的反恐逐漸在三個方面偏離軌道，使國際反恐的良好開局沒能有效持續，致使三年後全球仍“恐情”不斷，美國本土似乎也未能擺脫“恐怖主義的幽靈”。
一是反恐擴大化。挾阿富汗戰爭獲勝的“餘勇”，布什一面拋出所謂“邪惡軸心”論，將與恐怖主義本無多大關聯的伊拉克、伊朗、朝鮮三國劃歸異類，一面又將“恐怖主義庇護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國”扣上“恐怖主義”的帽子，從而將打擊面無限擴大，也就難免自我樹敵、疲於應付。伊朗問題、朝核問題、巴以衝突等地區性問題再次升溫，莫不與布什的反恐擴大化政策相關。同時應對如此多的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問題，也就難怪布什說反恐戰無法獲勝了。
二是反恐方式強硬有餘、柔性不足。伊拉克戰爭在沒有找到充分證據、沒有得到聯合國授權、沒有贏得主要大國支持的情況下“頂風而上”，即是最好例證。儘管不到兩個月布什即宣佈主要戰事結束並最終生擒薩達姆，但軍事佔領後的伊拉克卻是十足的爛攤子，更是國際不穩定的新源頭。綁架、爆炸幾乎成爲家常便飯，布什宣告主要戰事結束後美軍死亡人數已過千人。
三是過多考慮自身利益、忽視他國利益。這體現在：以“反恐劃線”，“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搞“雙重標準”，針對美國的恐怖活動是恐怖分子所爲，針對別國的恐怖活動就“不一定”；“一箭多雕”，在反恐同時，兼顧傳統的地緣戰略、能源戰略、西化戰略，藉機搶佔世界地緣、能源“要道”和“重地”，以及對伊斯蘭世界進行“民主化改造”。
伊拉克戰爭是布什反恐戰的轉折點。阿富汗戰爭的速勝、成就“新帝國”的野心乃至領導集團的理念，最終導致美國反恐目標的“異化”，從而使美國陷入一種欲贏不得、欲罷不能的兩難境地。
新安全戰略與新軍事佈局：超越反恐的努力
布什在反恐戰中之所以面臨某種兩難，在於他想“一心二用”而又難以做到“兩全其美”。細心觀察布什政府過去三年所爲，在反恐之外，其實還有一個更大的動作在醞釀和實踐，那就是構築新的國家安全戰略、謀劃新的軍事戰略佈局。
新安全戰略的核心是“先發制人”，它也是“布什主義”的要旨所在。這是對美國自二戰後即奉爲圭臬的“遏制、威懾”戰略的一次革命性突破，也是對克林頓時期“人道主義干預”論的發展。與“遏制”戰略相比，“先發制人”更講求軍事實力的首先使用與主動出擊，而不是被動防範；與“人道主義干預”論相比，“先發制人”更強調實力的絕對重要性而較少顧及所謂僞善的“道義”束縛，因而也更具危險性。作爲應對恐怖主義威脅的一個重要手段，“先發制人”本身無可厚非，但布什政府將其提升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擴展至針對非恐怖主義威脅，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就非比尋常。比如，受此影響，除中國外的世界主要大國近兩年羣起效法，也都相應提出了自己版本的“先發制人”戰略。這樣一來，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降國際關係所確立的基本準則將面臨重大挑戰。再如，一些被美視爲異己的弱國爲防遭“先發制人”式打擊，只好鋌而走險，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方面下功夫，從而造成國際局勢新的不穩定。
新軍事佈局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強調軍事實力在美國綜合國力中的絕對重要性：大幅增加軍費，提高軍人待遇，加速軍隊信息化轉型，正式上馬導彈防禦體系實戰部署，等等。其次，對美全球駐軍進行全方位大調整：分別撤出駐德國、韓國駐軍的2／3和1／3；在中東歐地區建立新的基地、派駐新的軍力；鞏固在中亞地區的現有基地和駐軍；調整在中東地區的駐軍結構，完成基地中心從沙特向伊拉克、科威特、卡塔爾等“新中心”的逐漸轉移；提升日本、關島在美國亞太駐軍的戰略地位，等等。如此，自中東歐到中東、中亞、南亞、東南亞、東北亞這條所謂的“不穩定弧形地帶”，成爲美國新的軍力部署的關鍵區域所在。第三，灌輸“實戰第一”的新理念。此次美國全球軍力大調整的中心思想就是實現海外駐軍的“高效、靈活、多元”，成爲“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的“實戰型”隊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戰略調整是過去三年間與反恐戰同步推進的，既有反恐的影子，又超越反恐。它們與反恐的關係究竟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還是相互矛盾、相互抵消，需要進一步觀察，但美國戰略調整對國際關係的負面影響已經開始顯現。
重塑大國關係：有意無心
布什過去三年的另一項重大工程，即是重塑大國關係。布什是以大國關係的“顛覆者”姿態上臺的，驅逐俄羅斯外交官，稱中國爲“戰略競爭者”，撕毀諸多國際公約，“攪得周天寒徹”。“9·11”事件爲布什提供了重塑大國關係的契機。爲攻克恐怖主義這個“更危險、更急迫的敵人”，布什主動緩解與俄、歐、中等主要力量的關係；各大國爲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也抓住聯合反恐的旗幟，改善與美關係。這種良性互動一度換來大國合作的少有局面，以至賴斯、鮑威爾等美政要不止一次地聲稱，“我們已迎來一個大國合作的新時代”。
但是，這種互動給布什兩點錯覺：一是將大國合作反恐理解爲大國支持美國的大戰略，從而想當然地以爲反恐擴大化仍會得到大國理解；二是認爲大國合作與支持是無條件、無限期的，從而一味單從美國自身利益出發考慮問題。結果，伊拉克戰爭再次造成美國與主要大國關係的裂痕。法、德、俄三國由利益的聯合演變成今日“機制上的合作”，跨大西洋關係的性質由盟友變成“問題”，足以說明布什對大國關係的把握不是站在國際格局的高度，而是基於狹隘的美國國家利益。以此種指導思想去重組大國關係，只能以實力爲籌碼求得短暫的“聯姻”，而不可能換取真心實意的“合作”。
▲“9·11”事件三週年之際，布什政府在反恐戰場上取得一些成效，但也留下隱患。伊戰是布什反恐戰的轉折點。美國反恐目標的“異化”使美國陷入一種欲贏不得、欲罷不能的兩難境地。
▲許多人批評布什政府利用“9·11”悲劇，上演了一部似乎跟“9·11”無關的大戲。
▲美國發動的伊戰打在了中東的“痛點”上，使中東進入一個新的多事之秋：長期存在於美國和中東國家政權間的“戰略默契”被打破；中東原有的地緣政治格局受到強烈衝擊；中東成爲國際恐怖主義和反恐怖主義的主戰場。
▲從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到“9·11”事件，其背後的寓意是西方文明的危機感和伊斯蘭文明的挫折感。文明上的原教旨主義和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的思想方式同出一源，看似矛盾相向，實則江海同歸，只是認同的對象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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