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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自“9·11”之後人類反恐史上最慘烈的一幕:發生在俄羅斯南部北奧塞梯共和國別斯蘭市的人質危機，截止到9月8日，已有366名人質死亡，700多人受傷，其中絕大部分是兒童。
俄獨立軍事專家帕維爾·費爾根豪爾9月7日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說:“在此次解救人質事件中，我們的安全部隊再次出現了組織混亂的局面。”
而在早些時候，俄羅斯電視臺已經在報道中把責任歸咎於“將領、軍方和公務員”，指責他們一直沒有采取行動，“直到總統告訴他們該做什麼”。
別斯蘭人質事件餘波未盡，9月7日，兩名意大利婦女和兩名伊拉克人在意駐伊人道救援機構“巴格達之橋”辦事處又遭到武裝人員綁架。
而國際恐怖組織則一直把他們劫持的人質，作爲應對美國攻擊的交換條件。在伊拉克，人質劫持事件一直處於此起彼伏的狀態。
頻繁發生的人質危機已成爲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別斯蘭人質事件使人們重新審視當危機發生時，如何應對這種極端局面。
當炸藥高懸，劫匪把匕首橫在人質的脖子上，儘管周邊特警圍似鐵桶，準星亦瞄準每一個劫匪腦殼，但何時應該並能夠扣動板機，這是一個誰都無法精確判斷的問題。
事實上，中國最近也披露許多人質事件，雖然，中國的人質事件和俄羅斯的人質事件形成機制不同，但中國仍可以從俄羅斯人那裏總結經驗和教訓。
除暴安良與“以人爲本”的爭論
“儘管劫持事件有其特殊性，但爲制止這種犯罪採取‘以暴制暴’的方式仍然是下下策。”一位法學博士說，“我們不能因爲打擊犯罪而忽視人質的生命安全。”
如果按照上述要求，中國目前在處理此類事件上並不“成熟”。在7月2日的“銀川事件”和7月7日的“長春事件”中，人質最終死亡。俄羅斯人也面對同樣的尷尬。
除卻有組織、有計劃的恐怖犯罪活動，在偶發的人質劫持事件中，西方國家警察與劫匪談判的成功率爲80%。
據銀川媒體分析，銀川人質事件發生後，警方在僅20分鐘對峙後便開槍，是失敗的直接原因。狙擊手的子彈首先穿過了人質的大腦，打在牆上後又反彈到劫匪的身上。
而在“長春事件”中，有專家分析首先是現場領導過多──包括該市公安局局長、副局長、省公安廳領導、刑偵總隊隊長等，這給劫持者過大的心理壓力。
一直在場的人質家屬則認爲，警方在解救過程中沒有體現“以人爲本”──歹徒曾經要求讓人質開車離開現場，但警方拒絕了，理由是“不能縱容罪犯”，而這個理由似乎和普京(專題，圖庫)的理由類似。
那麼，出現類似的營救失敗，人質的死亡該由誰負責？
“從刑法的因果關係角度看，如果沒有歹徒劫持人質，就不會有人質事件發生，警方不會介入，更不會導致人質死亡的後果。”北京大學教授郭自立說，“所以，歹徒應當對人質死亡的後果承擔刑事責任，而不是警方。”
但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李洪雷博士認爲，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家屬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認爲警察在解救過程中有違法行爲，請求國家賠償;另一種則是承認警察的行爲是合法的，但要求國家給予補償。
“要證明警方違法是比較困難的。”李洪雷說，“違法是違反了法律的明文規定，或者在行使裁量權時嚴重不合理。但在解救人質這種瞬息萬變情況下，很難判斷警方究竟怎麼做纔算正確。”
李洪雷說，儘管目前的法律對於補償還沒有統一規定，但像這種解救人質失敗的情形，由於有了國家公權力──這裏是公安局──的介入，國家應該提供補償，“這也是尊重人權的表現之一”。
面對各種各樣的爭論，也有不少人認爲，如果是面對有組織、有計劃的恐怖犯罪活動，首先考慮的，還是不惜代價地堅決予以打擊，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因爲，反恐畢竟是一場戰爭，犧牲不可避免。
“也就是說，哪怕明知有可能造成人質死亡，也決不能因此放棄使用武力，否則，只能縱容更猖狂的恐怖犯罪。從這個意義上，普京採取的行動是值得讚賞的，而事實上，俄羅斯用武力解決人質有很多成功的先例。”一位專家說。
“反劫制暴戰術談判專業研修班”
據《瞭望東方週刊》瞭解，爲應對這種特殊的犯罪，減少傷亡，中國警方目前正在培養一批掌握“特殊技能”的人員。當然，他們不是狙擊手。
據北京警方一位官員透露，在位於昌平區的北京人民警察學院，正低調舉辦“反劫制暴戰術談判專業研修班”。
此次研修班對北京公安機關各業務部門推選的50多名骨幹進行心理測試等訓前遴選，從中挑選出17名精英進行培養。吉林省的類似研修班也在進行中。
國外經驗表明，談判專家能在危機事件中收到奇效，最大限度減少損失。美國一位出色的人質談判專家，曾處理了200多起突發事件，從未有人喪生。
“談判專家不僅要通過交流贏得時間，平息現場緊張狀態，還要幫助犯罪嫌疑人理性地認識形勢。”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梅建明教授說。
“歹徒劫持人質往往只是手段，其目的不一定是殺人。但是嫌犯處於激動情緒中，很可能採取過激做法。這時就需要談判專家的點化。”
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的描述中，一位優秀的談判專家應該具備這樣的特點：年齡偏大──給人以信賴感；語速較慢，但一言九鼎；具備過硬的心理素質，以牽制談判對象。
真誠的溝通包括很多技巧，包括眼神、身體語言、問話怎麼開始等。王大偉提供了一個細節:問“人質是否受傷了”的效果不如問“你們那裏有人受傷嗎”，因爲後者會讓劫匪感覺到些許溫暖。
在“反劫制暴戰術談判專業研修班”的培訓中，談判提綱的制定、談話技巧和心理素質及如何應對緊急情況，是講授重點。
其中一道“經典”題目是:“有人在超市裏劫持一名女子，並且已經點燃腰上的炸藥包，而導火索只有10釐米長時，你作爲談判手應該怎麼做？”
有學員在受訓後認爲:劫持者既然已經將匕首橫在人質的脖子上，爲保證人質安全，不能立即擊斃。最好是撲上去先制服劫持者，再拔掉導火索。
導火索是1秒鐘燃燒1釐米，從點燃到爆炸還有10秒鐘的時間，談判專家這時應先對劫持者大喊一聲:“你的家人也在這裏！”看劫持者是否會因此拔掉導火索。如果3秒鐘內劫匪沒有悔意，警方應該迅速行動。
王大偉稱，他14年前留學英國時，他的老師──英國埃克賽特大學警察學研究所所長比爾，以毛澤東的游擊戰術作爲對付劫匪的法寶:“敵進我退，敵退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在匪徒叫囂的時候，我們不能和他硬碰硬，可以滿足他的條件，因爲要考慮人質的安全。這個時候，要摸清他的底牌，並組織攻勢，談判專家、狙擊手都要到位。”王大偉說。
“接下來，可以不停地發動心理攻勢，以削弱歹徒的意志，造成其心理恐慌。而當其精神鬆弛的時候，可以採用強攻，達到制服劫匪、解救人質的目的。”
這確實是世界上風險最大的談判，但它並不是兩人之間的對話。一個專業的談判小組內部有着明確分工，包括談判員、策略員、情報收集員等。他們各司其職，緊密配合。
談判並不意味着解決一切問題。但中國警方的新努力必然將在今後的類似事件中發揮作用。-
中國爲何頻發“人質事件”
北京警察學院教授高鋒觀察，目前發生在中國國內的劫持案件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劫持者幾乎都是進城的農村青年，被劫持者通常是“看起來掌握着財富”的人。
“目前，社會上存在一種仇富心理，這是導致此類事件多發的原因之一。”這位專家說。
“近年來，劫持人質事件在國際上也呈上升趨勢，這與恐怖活動的日益活躍有關。”北京市公安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反恐專家說，“在信息發達的現代社會，這不可避免地被國內一些人效仿。”
據《瞭望東方週刊》觀察，從6月21日的安徽“六安事件”直至8月27日的北京“懷柔事件”，68天裏已發生十幾起人質事件。
綁架者一般爲男性，30歲左右，來自農村，文化程度不高，事業受挫，所使用的兇器基本爲水果刀、菜刀或匕首，部分人攜帶炸藥包或者把持着煤氣罐。
案發地多在高樓、地下室、車輛內部等面積狹小的地帶，使劫匪容易躲避狙擊手的快槍，劫持者幾乎全部是單獨行動，這與國際上頻繁發生的精心策劃、組織明確的綁架事件有着本質區別。
被綁架者中很多並不是富人，與劫持者也不相識，這說明，大部分劫持事件的偶發性很強。至於劫持人質的目的，在這幾起事件中，70%是爲錢財，另有少數報復行爲。在安徽六安的人質事件中，劫持者只索要幾百元。
而在北京通州人質事件中，匪徒開口是8000萬元。一個信號值得注意：劫匪開出的“天價”通常是處於警方重重包圍下作出的。
根據高峯的分析，目前的劫持者大多屬於弱勢羣體，生活的窘迫及心理的失衡使他們以一種瘋狂狀態向社會反撲。“你聽說哪一個大款去劫持人質的嗎？你聽說過一個官員劫持人質的嗎？”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認爲，隨着改革步入深水區，社會道德規範呈現多元化，社會生態也在不斷改變，基層政權、家庭及學校等抑制犯罪的機能有所減弱。
但也有專家認爲，人質事件在近期內並未明顯增多，只是媒體的渲染以及警方的處理不當，讓人們感到一些恐慌。
“總體來說，中國的發案率還是很低的──在萬分之四十以下，遠遠低於歐美一些國家的萬分之八百的平均值。”
王大偉說，“在所發案件中，只有25%屬於暴力侵害案件。而在這之中，劫持人質又佔很小一部分。所以，我們不必爲自己的安全過於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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