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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關於“長三角”與“珠三角”鬧“民工荒”的報道不時見諸報端。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也於9月7日發佈《關於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承認“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區客觀存在”。
種種跡象表明，我國勞動力市場已由初期的“民工潮”步入到眼下的“民工荒”階段，由過去的“找工難”步入到現在的“招工難”階段。
這些事實向我們昭示：原有的用工機制已經失衡，亟待營造一個從政策上具有保障功能的新的勞動用工激勵機制。種種現象所暴露出的市場價格調節機制的缺失和不適應問題，正在影響着企業生產的微觀層面和投資環境的宏觀層面的發展。
前不久中央出臺的一系列增加農民收入的措施，正在改善着農村務農農民的收入狀況，加之今春以來農副產品收購價的大幅提高，必然吸引部分在城打工的農民返鄉種地或從事農副產品運銷的經營活動。所有這些，從理論上講，應會迫使用工企業提高工價，當然，這是解決問題的一個環節。
但不少企業還墨守前些年使用“廉價勞動力”的成規，有可能進一步激化“用工荒”。因此，緩解當前部分地區存在的用工短缺問題，無疑是各級政府首先要考慮解決的急迫問題。
筆者認爲，要最終解決“用工荒”問題，必須從規範用工行爲上入手，設法拓寬和疏通就業通道，提高民工的社會地位，並對民工的勞動價值進行合理的定位，做到既不使“茶葉蛋”擊垮“原子彈”，也不造成“體力活幹多也白乾”、凡事論功行賞，從而從根本上解決付出與報酬相左的問題。“用工荒”的困境，需要新用工機制破荊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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