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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時節，秋糧豐收捷報頻傳。今年我國糧食生產和農民增收出現雙重轉機：糧食生產扭轉了連續幾年持續下滑的頹勢，實現了年初的預期目標；農民收入長期停滯不前的局面得以改觀，上半年農民收入增幅超過兩位數。
如何持續保持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的好勢頭？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接受記者專訪時指出，關鍵要建立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從提高農民勞動生產率入手促進農民增收。
正確看待當前農民增收形勢
鄭新立告訴記者，今年上半年我國糧食主產區農業和農村經濟整體上凸現農民增收和糧食增產兩大亮點，農民收入狀況突出表現爲“三高”：一是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創8年來新高。上半年主產區農民人均現金收入1371元，實際增長13%，爲1997年以來同期增幅之最；二是糧食主產區農民增收幅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上半年全國農民人均現金收入爲1345元，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10.9%，糧食主產區農民實際增收幅度超過全國2.1個百分點；三是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增速高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上半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8.7%，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增速高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4.3個百分點。
鄭新立分析說，今年農民增收有政策推動、市場帶動和務工拉動等多方面的合力作用。其中政策推動作用十分明顯，各地貫徹中央“一號文件”，農業稅減免和各項補貼政策使農民得到很大實惠。正在進行農業稅免徵試點的黑龍江、吉林兩省農民受益最大，農業稅減免加上糧食直補使兩省種糧農民每公頃地可增收800元，農民人均增收超過200元。
農民增收的核心是提高勞動生產率
鄭新立認爲，目前農民收入低主要是由於我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太低。探討農民增收的核心是要研究如何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這是實現農民增收的根本之策。他指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要通過兩個轉移來實現：一是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二是另一部分勞動力向高效益田轉移。實現這兩個轉移，是農民收入提高的根本途徑，儘管多數地方還不具備條件，但這是必須努力的方向。
針對勞務輸出日益成爲農民增收主渠道的現實，各地應制定政策，做好農民外出務工的培訓、對接和服務工作。鄭新立告訴記者，勞動力轉移不能強制，必須堅持自願原則，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只有有了收入相對較高的工作崗位，勞動力才能順利轉移。
勞動力向高效益田轉移，可以發展藥材、花卉、果蔬等經濟作物，搞塑料大棚等。一戶若有一畝高效益田，每畝可抵幾畝甚至十幾畝糧食作物的收益。
依靠工業化調整農村經濟結構
從長遠來看，增加糧食主產區農民的收入，需要學習我國沿海地區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成功經驗，依靠工業化調整農村經濟結構，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
改革開放20多年來，工業化之路使浙江省農業走上了良性循環，農民收入連續多年位於全國各省區前列。
鄭新立說，浙江省的成功經驗就是發動農民，使其成爲市場的主體。浙江省每年拿出6億～7億元給鄉鎮企業貸款貼息，市縣也拿出部分錢來貼息，極大地推動了鄉鎮企業的發展。但在我國中西部省區，一些地區不僅不扶持，還加重對這些企業的盤剝，吃拿卡要，許多企業因此被扼殺在搖籃裏。說到底還是政策環境問題，是地方政府對農民創業扶持方面的差距。農村工業化是必走之路，讓農民轉移到非農產業去是歷史必然趨勢，也是世界各國農業發展的基本模式。
要讓農民賺到距市場最近的錢
大力發展各類專業合作組織，爲農民提供產前、產中、產後服務，讓農民進入到農副產品的加工和銷售領域，使合作社的產品直接進入超市等銷售網絡，或直接賣到國際市場，從而讓農民分享到二、三產業的利潤，這也是提高農民生產率的重要途徑。
鄭新立說：“以獼猴桃爲例，前幾年我到貴州去，看到一個地區的農民將收穫的獼猴桃出售給當地一家外企，每斤僅3角錢；今年5月我去陝西省周至縣，那裏的農戶通過協會和龍頭企業建立了價格談判機制，獼猴桃價格可達到每斤1元；在四川省都江堰市，我又發現農民自辦了一個專業合作社，自己加工銷售，每斤獼猴桃售價3元。這表明，農民直接參與到二、三產業的程度不一樣，收入差距很大。而農民如果不組織起來，就很難進入二、三產業，很難獲取農產品加工、銷售領域的巨大利潤。”
鄭新立認爲，農業要發展，龍頭企業的作用很重要，但由於龍頭企業沒有農民入股，農民與龍頭企業的談判地位極不對稱，以致造成一些龍頭企業財富大量積累、農民卻僅獲薄利的問題。因此，必須鼓勵農民組織起來，提高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以讓農民分享農產品加工業和銷售業的利潤，賺到距離市場最近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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