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版本的遺囑
阿爾伯特·諾貝爾於1896年12月10日在意大利北部的聖雷莫市去世,身後留下了一份著名的遺囑,這纔有了最初的五項諾貝爾獎。
事實上,諾貝爾的遺囑有好幾個版本。1889年11月11日,他給一位朋友寫信時首次提到了遺囑問題:『我的一位老侍者總在問,我死後他是否能得到什麼。但他哪裡知道,我還沒立什麼遺囑。我的確寫過一次,但又撕掉了。』
第二個版本的遺囑寫於1893年。其中,他只寫明遺產的20%歸他的親戚、合伙人和男女傭人,一共22位;16%歸不同的機構,包括巴黎瑞典俱樂部、斯德哥爾摩學院、斯德哥爾摩醫院和卡羅林斯卡醫學院。這些錢將組成一項基金,『將利息獎給在生理學或醫學領域作出最重要和最偉大發現的人,每三年一次』;餘下的64%將贈給斯德哥爾摩自然科學院,也作為一筆基金,將它的年利息獎給在自然科學領域、生理學或醫學領域有最重要或具有開創性發現的學者,不論男女,不論瑞典人和外國人,都有資格享受。這個版本裡沒有提到文學獎。
1895年,他又對遺囑進行了修改,這就是1895年版本。遺囑說,將其投資於證券的資金組成一筆基金,每年將基金的利息以獎金的方式獎給在過去一年中對人類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獎金分成五個數額相等的部分,其獲獎標准分別是:在物理領域有最重要的發現或發明;有最重要的化學發現或改進;在生理學或醫學領域有最重要的發現;在文學領域創作出最傑出的理想主義傾向作品;為民族和解、消除或減少常備武裝、維護或促進和平進程做了最多或最好的努力。
1896年夏天,諾貝爾將這最後的遺囑版本交給了斯德哥爾摩私人銀行,並在巴黎瑞典俱樂部得到見證。在這最後版本中,諾貝爾給他親戚的財產數額從開始的270萬瑞典克朗減到了約100萬瑞典克朗。
1897年4月26日,負責評選和平獎的挪威議會首先通過了諾貝爾的遺囑。由於諾貝爾的遺產數額巨大,遺囑又牽涉到許多人,瑞典的有關機構花了幾年時間纔分配清楚。與諾貝爾其他四項獎有關的機構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瑞典文學院和皇家科學院分別於1898年6月7日、9日和11日通過了遺囑。這樣,諾貝爾遺囑纔算正式確立。
1900年6月29日,諾貝爾基金會的章程正式確定。這一天,也正是諾貝爾基金會正式成立的日子。
基金會的理財歷程
筆者曾采訪諾貝爾基金會現任總經理邁克·索爾邁,對基金會的機構及其運作有了一定的了解。諾貝爾基金會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如何讓錢生錢,這樣纔能保證諾貝爾獎的金額。管錢是很累的,如何讓錢生錢而又不致造成損失,這讓基金會很傷腦筋。根據1901年瑞典國王批准通過的評獎規則,這筆基金應投資在『安全的證券』上,這也正是諾貝爾本人的初衷。對『安全的證券』,當時人們將其理解為『國債與貸款』,也就是以固定的財產作抵押,中央或地方政府作擔保,能支付固定利息的國債或貸款。那時有許多國債都以黃金來支付利息。股票市場則碰都不能碰,因為它風險太大,弄得不好會『血本無歸』。
基金會在前50年遇到了許多挫折。稅務問題是其中之一。
基金會成立的時候,人們還沒想過稅收問題,盡管諾貝爾遺囑監護人一直要求對該基金會的投資活動進行稅收豁免,但沒人理會。1914年以前,基金會交納的稅率為10%,還勉強能維持。到了1915年,瑞典政府通過了一項『臨時國防稅』,使基金會的交稅率成倍提高。1922年,當年的累征稅負超,已大於1923年的諾貝爾獎金了。所以,1923年的獎金創下了歷史最低值。
從此以後,關於是否該給基金會免稅,一直是瑞典議會的議題。這場曠日持久的討論持續了幾十年。直到1946年纔有了結果:議會同意基金會享受免稅待遇。瑞典議會的這一決定,也感染了美國人,美國規定從1953年起,諾貝爾基金會在美國的投資活動享受免稅待遇。
基金會的投資開始從保守轉向積極。1953年,政府允許基金會可獨立進行投資,可將錢投在股市和不動產方面。這是基金會投資規則的一個裡程碑式的改變。20世紀60、70年代,如以瑞典克朗計,諾貝爾獎金數額的確增加了許多,但因瑞典克朗數次貶值,獎金的實際價值並未增多,諾貝爾基金的數額也是如此。到了80年代,股市增長迅速,基金會的資產不斷增值,不動產也在不斷昇值。但在1985年,瑞典又提高了不動產稅,使得基金會的收益大打折扣。兩年後,基金會作出一項重要決定:將基金會擁有的所有不動產轉到一家新成立的上市公司名下,這家公司有個有趣的名字叫『招募人』。後來,基金會將持有的『招募人』公司股票全部出售,這正好趕在1990年初瑞典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於是大大發了一筆。
2000年1月1日,基金會的投資規則有了新的改進,允許將資產投資所得用於頒獎,而不像過去那樣,用來發獎金的錢只能來自於直接收入,即利息和紅利。它也意味著基金會可將更高比例的資產用來投資股票,以獲得更高的回報和更高的獎金數額。
按照諾貝爾當初的意願,較為理想的諾貝爾獎金額,應能保證一位教授20年不拿薪水仍能繼續他的研究。1901年的諾貝爾獎金數額為15萬瑞典克朗,即相當於一位教授20年的工資。此後,獎金數額不斷縮水,到了20世紀30年代,諾貝爾獎金已只相當於1901年的三分之一。以後,諾貝爾基金數額雖逐年擴大,但因瑞典克朗的數次貶值,一直到不了1901年的水平。直至1991年纔首次超過1901年時的實際價值(按1901年價值計,約為3100萬克朗)。那年以後,諾貝爾獎金一直在100萬美元左右。現在,諾貝爾基金已增長到40億瑞典克朗。
由於諾貝爾基金會理財有方,世界上許多國家也紛紛效仿。設於1985年的日本兩項大獎『日本獎』和『京都獎』,以獎金數額論,與諾貝爾獎屬一個檔次。他們就是根據諾獎的模式設立和操作的。為此,他們還為諾貝爾基金會捐了巨額的資金。1985年4月20日,日本科學技術基金在舉行首屆頒獎儀式後,為瑞典諾貝爾基金會設立一項特別獎,獎金為4500萬日元,以『認可諾貝爾基金會自1901年以來在促進科學與國際理解上所起的作用』。1985年11月10日,京都的INAM0RI基金會將首屆『京都獎』頒給了諾貝爾基金會,以『按照諾貝爾獎的精神推動科學、技術和藝術發展』。另外,瑞士的巴爾贊(BALZAN)基金會,也將其設立的首屆大獎,約100萬瑞士克朗獎給諾貝爾基金會,恭賀諾獎成功運作60年。
二十世紀科學的縮影
諾貝爾獎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至高無上地位,其獎金可觀是其原因之一;它幾乎沒有放過任何公認的最有成就的科學家,則是原因之二。有個形象的比喻:物理、化學和醫學三個領域最優秀果實都被放入了諾貝爾獎的籃子裡。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諾獎授給了物理、化學與醫學領域公認最優秀的科學家,從大科學家愛因斯坦、量子物理的創始人普朗克到居裡夫人等20世紀最傑出的物理學家,都是諾獎的獲得者。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諾獎對自然科學本身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用瑞典皇家科學院秘書長、擔任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評委十多年的埃林·諾爾比教授的話說,諾貝爾獎描述了一部科學發展史。
多年來,諾貝爾獎評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通過對重大科學成就的肯定與充分重視,引導科學研究的正確方向。有一個典型的例子,1979年,有三位科學家預言存在W和Z粒子。意大利科學家魯比亞受此啟發,對他的學生們說:『好吧,現在讓我們來努力找到這兩種粒子,然後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果然,1983年他與另一位科學家一起獲得了成功,1984年如願來到了斯德哥爾摩。
布蘭登教授說,在過去的近百年中,諾貝爾獎獲得者群體就像是一棵茂密的『家庭之樹』,前代獲獎者們不斷指點迷津,使得大樹不斷長出新的枝椏,茁壯的枝椏上又不斷發出更多的嫩芽,科學之樹因此而不斷茂盛。
評選的第二個特點是注重基礎科學的研究。1912年,瑞典科學家達倫因發明航標燈自動調節器而獲得物理學獎,同時他利用多項專利注冊成立公司,成了一名百萬富翁。他的獲獎,引發了關於諾獎評選重點的一場大爭論:是否應該給擁有技術發明專利、獲利甚豐者授獎?
十多年後,諾貝爾基金會有了定論:物理、化學與醫學三項獎將主要授予在基礎學科研究方面有重大發現的教授或實驗專家。依據之一,基礎學科研究的不斷深入,能進一步加深人類對世界的構成,對宇宙與生命的認識。譬如W和Z兩種基本粒子的發現,雖不能像制造一臺實用的機器那樣為人類服務,但它們對人類認識自然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依據之二,重大的技術發明固然能造福人類,但技術擁有者通過技術的推廣已獲巨大經濟效益,近百萬美元的獎金對他們來說可能只是添個數而已,可對於大學或實驗室裡的教授們來說,一百萬可是筆大數目。
這一原則在物理學領域一直得到遵守與堅持,幾乎百分之百的物理學獎得主都是大學教授或實驗室裡的學者,他們沒有自己的實業或公司。以目前教授們的工資來說,如是一人獨享獎金,的確相當於20年的薪水收入,仍然符合諾貝爾的初衷。在化學或醫學領域,雖有一些得主也擁有自己的發明與專利,但評委會選擇的也大都是學院裡的研究專家。
有關獎牌的軼事
1901年,發明X射線的德國科學家倫琴(Wilhelm Rontgen)收到瑞典的一封來信,請他前往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物理學獎,而這位在慕尼黑任教的教授回信說,斯德哥爾摩路途遙遠,必須得向校長請假纔行,麻煩得很,將獎牌與獎金寄過來行不行?瑞典的答復是:獎牌不能寄,還是跑一趟吧,你可以得到一大筆獎金。倫琴終於來到了斯德哥爾摩,但他也許真的很忙,領到獎金與獎牌後立刻就要打道回府了,連獲獎後例行的講座也取消了。
三十多年後,在德國發生了一件更有趣的事:有兩位科學家,勞厄和弗蘭克,曾獲得1914年和1925年的物理學獎,德國納粹政府要沒收他們的諾貝爾獎牌,他們輾轉來到丹麥,請求丹麥同行、1922年物理學獎得主玻爾幫忙保存。1940年,納粹德國佔領丹麥,受人之托的玻爾急得團團轉。同在實驗室工作的一位匈牙利化學家赫維西(1943年化學獎得主)幫他想了個好主意:將獎牌放入『王水』(硫酸與硝酸混合液)中,純金獎牌便溶解了。玻爾於是將溶液瓶放在實驗室架子上,來搜查的納粹士兵果然沒有發現這一秘密。戰爭結束後,溶液瓶裡的黃金被還原後送到斯德哥爾摩,按當年的模子重新鑄造,於1949年完璧歸趙,當時弗蘭克工作的美國芝加哥市還專門舉行了一個隆重的獎牌歸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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