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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是我國著名的愛國教育家。他在青年時期，目睹清政府腐敗無能和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欺凌，立志興辦教育，用愛國精神和科學知識教育青年，以達到抵禦外侮，振興中華的目的。他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歲月裏，歷盡艱辛，刻苦奮鬥，顛撲躅蹶，矢志不渝。他從傳授“新學”的家館開始，一步一步辦起了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爲國家培育了衆多傑出的人才
一、家 世 生 平
張伯苓，名壽春，宇伯苓。1876年4月5日生於天津。其祖父張虔，爲國學生，因屢試不第，致瘋狂病逝，年僅三十八歲。其父張雲藻，爲獨生子，且兼繼承五門，不以科舉功名爲重，酷愛音樂，醉心騎射，訪求名師，彈拉吹打，無一不精，尤擅長琵琶，天津人稱之爲“琵琶張”。
張伯苓六歲時入私塾讀書。白天在義學裏念《三字經》、《千字文》，放學回家後，其父再輔以教導和講解，督促甚嚴。在這種義學中使張伯苓接觸了更多的貧家子弟。
1891年，張伯苓考入北洋水師學堂。
北洋水師學堂是洋務代表人物、北洋大臣李鴻章爲培植北洋海軍人才而建立的。學堂總辦是船政大臣吳虞成，總教習是近代啓蒙思想家、主張變法維新的嚴復。教習多半是留英學生。用的是洋文，唸的是洋書。總之，到這裏來上學，叫做上洋學。清政府爲吸引學生，不但學費全免，還管吃管住，這對家境日趨貧困的張伯苓確有很大的吸引力。
張伯苓在水師學堂如飢似渴地學習近代科學知識，大開眼界。他是航海駕駛班最好的學生，每次考試都是名列前茅。嚴復的思想對他影響很大。
按《北洋海軍章程》規定：“駕駛班學生在學堂習完四年畢業，派上練船學習船藝一年，送原學堂再習三月，然後撥人槍炮練船，再學三月。考覈及格，派歸兵船差遣補用。”
1894年，張伯苓等十八名同學完成堂課，被派往北洋水師艦隊實習。時值朝鮮東學黨之變，清政府出兵平亂，日本也趁機出兵尋釁，遂引起中日甲午戰爭。戰爭既起，清政府的海陸軍被擊潰，於是急調北洋水師增援。張伯苓隨北洋水師艦隊參加了這一歷史性戰役。9月17日，日本海軍中將伊東佑享率領聯合艦隊襲擊北洋水師，在波濤洶涌的黃海海面上發生了一場大海戰。雙方激戰五個多小時，互有損傷。張伯苓又隨北洋艦隊退守威海衛海軍基地。1895年1月，日本組成山東作戰軍，海陸兩路夾擊威海衛，丁汝昌等將士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仍然堅持戰鬥。2月12日敵軍佔據劉公島，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張伯苓隨北洋水師艦隊開始參戰時，第一艘兵船纔出海，就被日艦擊沉。張伯苓含淚飲恨與衆人返師歸來。這是張伯苓的愛國熱忱受到的第一次沉重的打擊。
1897年，承甲午敗績，國事日頹，英、德、法、俄、日等帝國主義列強，紛紛染指，妄圖瓜分中國。日本強迫清政府訂立關於結束中日甲午戰爭的馬關條約。俄、法、德三國以迫使日本交還遼東半島有功向中國索取報酬，德國租佔膠州灣，俄國強租旅順、大連，法國租佔了廣州灣，而英國強租九龍與威海衛。帝國主義強盜的協議既成，清廷乃派大員乘通濟艦去山東，辦理接收和轉讓手續，張伯苓隨艦前往。船到威海衛的頭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陽旗，升起中國的青龍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國的青龍旗，升起英國的米字旗。張伯苓目睹這場“國幟三易”的接收和轉讓儀式，親自嘗受了這一喪權辱國的場面，氣憤填膺，五內俱裂。他從威海衛歸來之後，認爲海軍報國無望，決定退役。
甲午之戰是中國大失敗的開始。海軍軍艦全軍覆沒，這次大失敗的教訓，激勵了張伯苓的志氣，堅定了他一生的愛國熱忱。當時科舉雖還未廢， 而要求變法維新以求富強，已成爲一般有志青年的願望。張伯苓決心創辦新式教育。適值天津名紳嚴範孫倡辦新學，1898年乃延聘張伯苓主持嚴氏家塾。張伯苓結識嚴範孫，對其後來南開一系列事業的創立與發展影響很大。
張伯苓在嚴館執教時期除教授學生學習英文、數學和理化外，並提倡體育。那時沒有體育設施，就在院子裏放兩張木椅，上面架一個雞毛撣子的長竹杆，作爲跳高的橫杆，讓學生把長辮子盤在頭上，撩起長袍的衣襟，學跳高。這在當時卻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見之舉。
1901年，即義和團運動的次年，天津邑紳王奎章也聘請張伯苓教其於侄，是謂“王館”。
張伯苓在嚴、王兩館，循環往復，誨人不倦。兩館教法大體相同，只是附讀學生逐年增多，設備及教法都還不完備。
1903年，張伯苓有感於日本蕞爾小邦，居然勝中國，挫強俄，一躍躋身於世界列強，必有所以致此之道，不可不往一觀。在嚴修、王奎章的大力支持下，張伯苓乘暑假航海東渡，親眼看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盛況，領略了日本對教育的重視及辦學規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啓發。
1904年5月，張伯苓和嚴修二渡扶桑，經過四個月的細心考察後回國，決定成立中學。遂將嚴、王兩館合併，成立“私立中學堂”。從此他結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爲學堂的學監，開始一展他的宏願。
張伯苓自1904年創辦南開中學以來，到1917年學生已滿千人，中學基礎日臻鞏固，教育設施逐漸完善。每看到各屆畢業生依依不捨地離開學校，他覺得應該向大多數學生提供繼續升學的機會。社會的需要，使他認識到：“普通教育僅爲國民教育之初步，創辦高等學校乃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大計”。於是他決心赴美學習和考察。
1918年，適逢嚴修與範靜生也赴美，張伯苓乃與嚴、範遍遊美國各地，考察了許多私立大學的組織和實施。12月，張伯苓與嚴修遊美歸國。不久便積極籌募經費，並獲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紳之助，開始籌劃創辦南開大學。1919年春，在中學南端空地建大學教室，當年秋季落成。
1919年9月5、6日，舉行大學新生人學考試，25日正式上課。
南開大學創辦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時北京、上海開創許多私立大學，都是隻辦文、法、史、地、國學等文、法科，教師抱的是線裝書去上課，而張伯苓專請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爲大學部主任，除開設文科外，還設理科和商科，後來改稱文、理、商三個學院。這在當時也是十分難得的。
南開大學的興辦和發展，對張伯苓來說，並不意味着興辦教育的終結。建立一個完整的南開教育體系，纔是他興辦教育的宏偉大略。
張伯苓於1923年建立了南開女中。接着在1928年，張伯苓又興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對面建築小學校舍，設立了小學部。
爲開展學術研究和造就高層次人才，張伯苓在興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學之後，又分別於1927年和1932年創辦了南開經濟研究所和應用化學研究所，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南開教育體系。
張伯苓既以辦學爲救國的手段，故早就不以在天津創辦學校爲滿足。1931年以後，日本軍閥在華北屢生事端，他看到兩國終不免一戰，而天津定首當其衝。及至1935年，華北局勢日益危急。張伯苓深爲憂慮。1935年，他親赴重慶考察後，決心在重慶建立南開中學。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學”。並於當年九月開學。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國共兩黨建立起抗日統一戰線。1938年，國民黨政府在全國人民要求團結抗日的壓力下，在漢口成立了國民黨參政會。蔣介石爲了裝璜門面，拉攏在南方有一定聲望的張一麟和在北方頗有影響的張伯苓擔任參政會的副議長。
1948年國民黨政府改組，約請張伯苓出任考試院院長。
1948年7月，張伯苓到南京後，目睹國民黨政府，政治黑暗腐敗，心情很不愉快。年末，他以“體弱需靜養”爲藉口，離開了南京考試院，回到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的老寓所，終日深居簡出。
解放前夕，蔣介石三番兩次到沙坪壩津南村，要求他離開重慶，去臺灣或去美國，後來蔣氏又派蔣經國和張羣來勸行，他都婉言謝絕了。1949年，他毅然留在重慶迎接解放。解放後，他衷心地稱讚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及其內外政策。1951年2月23日因病謝世，享年76歲。在他的遺囑中，對國家民族無限光明前景充滿信心，勉勵“友好、同學”，“擁護人民政府”，“務共努力”，“以建設富強康樂之新中國”。
張伯苓作爲在他生活時代的知識分子的一個代表，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歷史侷限性。在其晚年，走過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張伯苓畢竟是一位與時俱進的愛國教育家。他從一生辦學，飽經滄桑的切身經歷中，逐步看清了中國的前途，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以國家民族利益爲重，表現出一個真正教育家的高風亮節。張怕苓的一生，是進步的愛國的一生。他創業南開，功在國家，爲發展我國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教 育 思 想
教育的根本任務是培育人才，檢驗教育工作的得失成敗，說到底，要看是否培養出一批“出類拔萃，智慧超羣”的人才隊伍。
張伯苓創辦南開系列學校，擔任校長四十餘年。在南開園這塊民主與科學的土壤中培養了不少傑出的人才，從舉世欽敬的革命偉人到蜚聲中外的科學鉅子，從讀書萬卷的文苑大師到爲國爭光的體壇虎將，他們都是從南開園破土而出，茁壯成長。他的教育思想對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是有一定影響的。
張伯苓的人才教育信條是兼顧德、智、體三個方面，且德育、智育、體育觀都有其獨到的見解。
(一)張伯苓十分重視對學生的德育教育，視“德育爲萬事之本”。他認爲，“教育範圍絕不可限於書本教育、智育教育，而應特別着手於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在他看來，德育包含着極其深刻的內容，積極的人生觀、事業心、意志、社會公德、正直、善良、無私等多種素質，都是衡量一個人品格的重要尺度。他的德育之首乃是愛國主義教育。他認爲，最大的公德就是愛國，學生要成爲有用之才，必須“有愛國之心兼有愛國之力。”
張伯苓是個熱忱的愛國主義者。1905年日俄迫使清政府簽訂“中日東三省事宜條約”，獨霸東北權益。爲了調查日本的侵略活動，1927年4月張伯苓曾親赴東北考察，併成立東北研究會，把揭露日本侵略東北的罪行作爲一個主要課題。“九·一八”事變後，張伯苓出於愛國義憤，根據東三省豐富的自然資源、經濟、人文地理狀況編寫了一本教材《東三省地理》，作爲高年級的必修課，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這是張伯苓的獨創，是對帝國主義的挑戰！此外，他還經常以親身經歷向學生講述清政府的腐敗，民族危機的嚴重，舉行各種“國恥”紀念活動，以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
他對學生的人格教育要求很嚴格。他認爲：“研究學問，固然要緊，而薰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把人格的培養歸納爲五個方面：(1)立志，(2)敦品，(3)勤勉，(4)虛心，(5)誠意。他親自抓這方面的教育工作。每逢週三的“修身課”，總是邀請校外專家名流，或者自己對學生作深入淺出、引人人勝的講授，宣傳爲人作事和處世治學之道。他曾不厭其煩地帶着一把筷子登上講臺，向同學們做一根筷子一折就斷，一把筷子百折不斷的演示，說明“分則弱，合則強”的道理。從而強調團結可以拯救危難中的中華民族之真諦。他的這些愛國主義教育，言簡意賅，在許多年輕人的靈魂深處，星火般地撒下救國圖強的種子。
爲了培養學生的文明行爲，張伯苓專門在校門的一側，設立一面整容鏡。鏡子上刻着嚴修書寫的：“面必淨，發必理，衣必整，鈕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使學生出人校門有所儆戒。
爲了禁止學生吸菸，他曾帶頭折斷自己的煙桿，並當衆銷燬所存的呂宋菸，終其一生不再吸菸。他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博得廣大師生的尊敬，這種榜樣的作用在德育過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二)張伯苓一向重視學生的智力發展。他是大膽的革新者，早在1904年教家館時，就敢於衝破封建教育束縛。他不宣傳封建教義的四書五經，而致力於提倡科學，宣傳西方文化，開設“算術”。“自然科學”、“英語”、“體育”等課程。
注重教學質量是其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南開一向以教學嚴格認真著稱，強調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訓練。不論是中學或大學都是由最好的教師開基礎課。重視實驗操作，學生從中學就受到嚴格的科學訓練。
他認爲人才應具備德、識、才、學諸多品質。一個人的才幹、見識、智謀和膽略應該是多方面的。智育不能單純地被看作是傳授知識，不能把德、智、體看作是德、知、體。他對智力教育的看法就在於他不以書本教育爲滿足不贊成讀書死記硬背，而認爲教育不能與社會脫節，求學應與實際生活相聯繫。他認爲教學質量的提高，不只是增加知識的份量和難度，要擴大知識面，活躍思維，爲受教育者創造多種活動的條件。他說：“吾國學生之最大缺點，即平日除獲得書本知識外，鮮諳社會真正的狀況，故一旦出校執業，常覺與社會隔開，諸事束手。”這是頗有遠見的。基於這種認識，他常常要求學生多接觸社會實際，深人社會調查訪問，進行社會考察，提倡學以致用。爲了使學生了解社會情況，1926年他還特地開設“社會視察”課，定爲高中必修課。每週由教師引導學生到天津及各地參觀工廠、商業、司法、教育、交通、救濟、新聞、衛生等機關，並通過座談討論，寫出考察報告。張伯苓先生認爲這纔是念活書，對學生大有益處。1928年的《南開大學發展方案》還提出了“土貨化”方案，即“以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爲學術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爲教育目標”。突出強調結合中國實際，研究中國國情，主張結合課堂學的知識，組織學生參觀、實習。例如，在講到社會保險時，去參觀社會保險公司的業務；講到電學時，去參觀發電廠；講到採礦時，參觀開灤煤礦馬家溝礦井等。
他還積極主張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組織各種社團，以鍛鍊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如：成立各種學術研究會、講演會、出版刊物、成立劇團、體育隊等。他認爲從這裏得來的學問，不比書本上的少。很多學生確是通過各項社會活動，對許多現實問題，如：勞工、物價、住宅、工商機構、行政組織等問題獲得基本概念，認清事物本質，受到社會啓蒙，進而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由此可見，張伯苓辦教育不只是向學生輸送知識，而着眼於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本領，立足於把學校當成培養社會需要實幹、能幹的人才來辦的。
(三)發展體育，增強國民的體質是張伯苓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曾多次談到：教育的目的是救國，即以教育來改造中國，但中心是“改造她的道德，改造她的知識，改造她的體魄。”
張伯苓認爲國民體質衰弱、精神不振、工作效率低，是因爲國人不重視體育。1929年，他在美國考察教育時，看到本校礦科的畢業學生，原來在校讀書時身體還是很強壯的，但後來在美國福特汽車廠做工，身體和工作效率都比不上外國人。當時，他就認爲這不僅是某一個人身體不健壯的問題，而是國民體弱一代一代相傳下來的結果。他說，過去一提國家強盛，就聯想到軍隊的多寡、軍火武器的優劣。其實，國家的強弱，至關重要的是人的體質。他根據多年的觀察，認爲“在德、智、體三育之中，我國人最差的是體育”，“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主張“強我種族，體育爲先”。因此，他對學生的體育鍛煉，傾注了極大的心血。他大聲疾呼：“南開學生的體質，決不能象現在一般人那樣虛弱，要健壯起來”。1946年冬，張伯苓由美返國，對發展體育事業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他認爲：“教育如果沒有體育，教育就不完全”、“不懂得體育的人，不宜當校長”。①
爲了強身，張伯革十分注意體育教育的普及，在學校的各年級均設體育課，每週兩小時。
由於各項體育運動的普及和發展，校內涌現出不少優秀的運動選手和實力雄厚的運動代表隊。他們多次在天津、北京、華北及全國各地甚至遠東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張伯苓本人就酷愛足球運動，他有時親自帶領學生踢足球或參加比賽。1935年以南開隊主力隊員和著名的北寧隊組成的中北足球隊，在參加“愛羅鼎杯”比賽中，連續挫敗在天津的英國隊、俄國隊和世界隊等，獲得冠軍，成爲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戰勝洋人而奪標的足球隊。張伯苓高興地宴請了全體隊員，席間，他激動地說：西洋人嘲笑我們是“一盤散沙”，做事是“五分鐘熱度”，事實是最好的反證。足球比賽是一種團結合作性很強的運動，全隊必須團結一致，頑強奮戰，纔能有取勝的希望，我們以此來克服“一盤散沙”，不失爲一副良劑。足球比賽的時間長，緊張而激烈，必須具備堅韌不拔的精神，如以此作爲服務於社會的準繩，就不會被人嘲笑我們是“五分鐘熱度”了。
張伯苓一生提倡體育不遺餘力。他始終把學生的健康作爲學校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這個思想的確立，不僅僅是出於爲改變當時廣大青少年由於享受不到真正的體育權利，健康狀況極爲低下的局面，更是基於他對體育在培養全面發展人材的教育中的重要性的深刻認識。
從張伯苓的辦學思想及他對德、智、體三育的躬行實踐來看，他的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全面發展的能爲社會出力、做事的實幹家，而不是崇尚書本，出校執業束手無策的書呆子。我們社會主義教育要培養的是具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是全面發展的人，在這一共同的教育宗旨上，研究張伯苓的教育思想及其實踐是不無稗益的。
三、管 理 實 踐
張伯苓在學校管理方面的真知灼見及其卓越的貢獻是聞名中外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艱苦創業廉潔奉公
在舊中國，南開作爲私立學校，辦學的困難是可以想象的。它不同於國立學校，也不同於教會學校，一切經費來源都有賴於私人捐贈。從經費籌措、校址選擇、校舍興建、設備購置，無一不經過張伯苓的精心籌劃，特別是在軍閥混戰，政局動盪的時代，辦學經費竭厥，處境十分困難。特別是在籌辦大學時，屢遭挫折，學校有時因經費無着，不得不暫時停課。張伯革慘淡經營，本着與人爲善。愛人以德的精神，周旋于軍、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間，使南開不但維持下來，並且逐年都有發展。儘管他在籌措經費上時遭碰壁，但從不灰心。曾自喻“不倒翁”，謂“非不倒也；倒後能復起也”。他還時常說：“人生當如拉馬車之馬，左右兩眼被蒙着，只許往前走，而前面又是走不完的路！……四十多年以來，我好象一塊石頭，在崎嶇不平的路上向前滾，不敢作片刻停。南開在最困難的時候，八里臺籠罩在愁雲慘霧中，甚至每個小樹好象在向我哭，我也還咬緊牙關未停一步。一塊石頭只須不斷地滾至少沾不上苔黴，我深信石頭愈滾愈圓，路也愈走愈寬的。”②這番話反映了他自強不息的精神，也形象地描述出他內心的矛盾和苦惱。
張伯苓一生廉潔奉公，不謀私利。凡屬公款、公物一絲不取。南開的經費完全公開，每年的帳目都放在圖書館裏，歡迎師生查看。
他不辭辛苦爲學校興建校舍種花植木，把荒僻的八里臺，打扮成天津郊外的風景區。興建舒適合用的半西式房屋作爲教職員的住宅，但卻沒有計劃用學校的經費替自己建一所“校長公寓”，而是住在毗郊貧民住宅區，被人稱之爲“貧民窟”。小院方丈，僅有簡陋的坐北朝南平房數間，左側靠大門處，加蓋一排廳房，右側加蓋兩間廂房，勉強湊成一個三合院。室內外清潔整齊，陳設十分簡樸。
張學良到天津拜訪張伯苓時，他所乘的汽車和隨從，在張伯苓住宅附近的一條泥巴路面上轉來轉去，卻找不到張伯苓家的住處。原來張學良久仰南開校長的聲望，怎麼也想不到那僅有兩扇小門的小院子，便是張伯亭的“公館”。
張伯苓出門，起初學校還備有“洋車”，俾便外出洽談、辦事，但他不主張專用，任何同仁均可使用。每次公幹到北平，住在前門外施家衚衕“北京旅館”。店費每日一元，他每次都帶上一盒臭蟲藥，一包茶葉。北京旅館的臭蟲很多，臭蟲藥是必需的防護用品，這一包茶葉就算是他唯一的奢侈品了。
有一次，張伯苓在北京開會是從旅館步行去的。散會時大門口的警衛人員問每個人的汽車號碼，張伯苓被問及汽車號碼時，便隨口答道：“十一號”，警衛人員追尋，找不到“十一號”車，他笑着說：“我是兩條腿的十一號”。一時被人們傳爲美談。
張伯苓爲創辦南開學校，長達半個世紀，籌款何止千萬，但他把自己的工薪降到比一般教授還低的水平，一生過着儉樸的生活。他去世後，其夫人即過着較清苦的生活。周總理有鑑於此，曾送她五百元人民幣。這在貪污成風、賄賂盛行的舊中國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二)善用賢能知人善任
張伯苓辦學之所以卓有成就，一方面是由於他的堅強意志和實幹苦幹精神，而更重要是他尊重人才，知人善任。他深知提高教育質量，第一要依靠學術上造詣深的優秀教師；第二要依靠擅長管理工作的行政人員。任何領導都不能把各種才能集於一身，關鍵在於善用賢能。張伯苓與同事之間沒有狹隘的幫派觀念，能傾聽別人意見，發揮各人所長，做到一視同仁，量才錄用。他經常和同事們一起餐敘，在和諧愉快的氣氛中，商談校務，交換意見。在他身邊有一批忠於職守的人員，其中服務最久、最有名望的，即所謂“四大金剛”：伉乃如，華午晴，孟琴襄，喻傳鑑四位先生。他們都年富力強，又是精通本職業務的行家裏手。他們在南開不計較待遇，不計名位，矢慎矢勤，兢兢業業，終生爲南開服務，其原因就是張伯苓能“知”他們，“用”他們，“信”他們，以“國士”對待他們。
選拔師資是一門很深的學問。張伯苓聘請教師均經嚴謹選擇。首重品德，次論學識，做到適才適所，視南開各課之所需，禮聘那些最著名的傑出人才。他認爲辦好學校在於執教者的真才實學和對教育事業忠貞不渝的獻身精神。他用自己火一般的熱情吸引着一批又一批與他志同道合的專家、學者來南開執教。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才華橫溢、奮發有爲，抱教育與科學救國志願的仁人志士。他們對張伯苓的理想和事業堅信不渝，因此能爲南開作出自己的貢獻。
南開是一所私立學校，教師的薪金不如其他國立大學，也不如外國教會補助的學校。當時南開聘請教師，要與清華。北大、燕京等大學競爭，如何以較低的薪金，維持高水平的師資，確是一門很大的學問。那時，許多知名教授，不計報酬，任勞任怨，一輩子爲南開服務，這不能不說是張伯苓事業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如，1929年夏，楊石先獲得出國攻讀博土學位的機會。張伯苓爲了他的深造，不惜用美國羅氏基金團的資金，資助他出國進修。1931年，楊石先取得了博士學位。由於成績優異，德國著名化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維蘭德教授邀請他留下任研究員，經張伯苓的籲請，他放棄了國外優越的條件，重返南開教席。象楊石先這樣一批出類拔萃的知名學者，寧可在一所私立學校領取較低的薪金和適應較差的工作條件，卻能全心全意地在南開服務，這與張伯苓的善用賢能是分不開的。
張伯苓一生對人對事，都放在明處，這是一個教育家特有的品格。他常說：“每個人都有他的長處，也都有短處，世間沒有十全十美之人，我們使用人才，要儘量使其發揮所長，避其所短，在他長處得到發揮時，短處就會退縮不顯了。如果我們處處吹毛求疵，世間將無可用之人了。”張伯苓的用人，曾受到不少人的推崇。
(三)重視校風建設
校風是一個學校特有的精神風貌。張伯苓十分重視校風的建設，從多方面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和情操。張伯苓對他早期提出的矯“五病。，樹新風思想和三十年代以後提出的“公能”校訓的關係作了如下的闡述：“唯‘公’，故能化私，化散，愛護團體，有爲公犧牲之精神；唯‘能’，故能去愚，去弱，團結合作，有爲公服務之能力。此五項基本訓練，以‘公能’校訓爲指導原則。而‘公能’校訓，必賴此舞項基本訓練，方能實現。分之，爲五項訓練，合之，則爲‘公能’二義。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國之人才。
1934年，張伯苓在南開創辦三十週年校慶紀念會上正式宣佈“公”、“能”爲南開校訓。張伯苓提倡“公能”教育，一方面是培養青年“公而忘私”、“捨己爲人”的道德觀念；另一方面則是訓練青年“文武雙全”、“智勇兼備”，爲國效勞的能力。
什麼是“公”和“能”呢？他解釋說：“公”便是無私無我，“能”便是實幹苦幹。在一次週會上，他講南開精神——“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時說：“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過是本位主義而已，算不得什麼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遠矚，正己教人，發揚集體的愛國思想，消滅自私的本位主義。”“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設現代化國家，要有現代化的科學才能。而南開學校的教育目的，就在於培養具有現代化才能的學生，不僅要求具備現代化的理論才能，並且要具有實際工作的能力。”他又說：“所謂日新月異，不但每個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還要能成爲新事物的創始者；不但要能趕上新時代，而且還要能走在時代的前列。”③
張伯苓所提倡的“能”，包括的內容很豐富。如智能、體能、技能、才能等都是屬於“能”的範疇。他認爲知識淡薄是智能不如人；身體衰弱是體能不如人；拙嘴笨舌是口才不如人；遇事糊塗是判斷是非能力不如人；處理事務滯效是工作能力不如人；一盤散沙是凝聚力不如人。南開教育就是要培養和訓練學生具有爲社會、國家所需要的各種“能”。
張伯苓時常鼓勵學生要實幹、苦幹。這個“幹”字，幾乎成了南開語彙中最常用的字。張伯苓就是以這個‘’幹”字爲手段，達到訓練學生獲得各種“能”的目的。
張伯苓還經常告誡學生，很多事情只要努力去幹，都會化無爲有，化不能爲能。他認爲“巧婦難爲無米之炊”這句話是消極的。他說：“有米，人人可作炊，何用巧婦！沒有米，能想辦法弄來米作成炊，纔是巧婦。”他規勸學生要當“能作無米之炊的巧婦”。歷史表明，他的“公”、“能”精神，實實在在地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南開青年學子。
①1946年12月23日上海《新聞報》。
②《張伯苓教育言論選集》，第264頁。
③《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第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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