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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9月初，教育部和科技部先後出臺了《高校哲學社科研究學術規範》和《關於在國家科技計劃中建設信用管理制度的決定》(以下分別簡稱《規範》和《決定》)。
以學術打假著稱學界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玉聖參與了教育部《規範》的制訂，他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表示:“這是中國學術界第一部‘學術憲章’。不過仍是初步的東西，將來《規範》還要細化。”
關於學術腐敗的嚴重性，已經不用贅言。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透露,“在自然科學領域裏，學術腐敗的比例估計爲10%。”而何祚庥院士則表示,“社會科學研究更復雜,估計腐敗比例超過10%。”
“北大教授剽竊事件”的曝光，使“學術腐敗”成爲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在社會上炒得沸沸揚揚的學術腐敗無疑已經引起官方的高度關注，《規範》和《規定》的出臺就是明證。不過，積弊已久的學術不良風氣能否因爲相關條例的出臺就此消失呢？
“主管部門義不容辭”
如何遏制學術腐敗一直是學術界的一個難題。
“教育部不制定懲處學術不端行爲的具體方法，高校還是無所適從，”楊玉聖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表示，“這也是國家主管部門義不容辭的事情。”
據《瞭望東方週刊》瞭解，歷時3年、廣泛徵求專家學者意見建議起草完成的《規範》，對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規範、學術引文規範、學術成果規範、學術評價規範和學術批評規範都作了明確的規定，比較全面地涉及了學術規範的各個方面，具有現實針對性。
同時，記者還注意到，對一直流傳的“學術不端”說法，該《規範》也做出了明確定義:今後僞注、僞造、篡改文獻和數據等行爲都將被劃爲學術不端行爲。
楊玉聖指出，“學術界關於學術規範的討論已經超過六七年，教育部很聰明，把這個東西接了過去。”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部發布的《規定》中首次明確提出了“科技信用”的概念。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在談到該決定出臺的背景時指出,“當前中國科技活動中失信行爲比較突出地表現在經濟轉型時期制度與價值觀劇烈變化的因素、科技活動特殊性的因素及科技活動的信息不對稱性因素三個方面。”
一直以來，中國在科技經費使用方面存在不少問題。有科技部官員指出，“有的項目，科技經費50%用在項目上就算不錯了。經費的使用首先單位要提成10%、20%，甚至更多，還有各種各樣的接待費、臨時工補貼等都得開支。建立科技信用制度，提高信用水平，讓項目自己去管好項目經費，能夠發揮科技投入的最佳效益，科技信用是一個很好的補充手段。”
不過，據《瞭望東方週刊》瞭解，目前科技計劃信用管理還沒有擴大到整個科技管理工作中去，尚處於中小企業基金試行階段。
自救與官方藥方
學術界尋求自救的努力實際上早就開始。
2001年，一份《院士科學道德自律準則》撼動了中科院乃至整個學術界的“神經”。隨後兩年，中科院學部道德建設委員會又陸續起草了《中科院關於投訴院士違背科學道德問題的處理辦法》和《關於論文署名和兼職問題的意見》。
也是在2001年，北京大學繼北大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銘銘“抄襲事件”在社會披露之後，開始制定有關學術規範的文件。從此以後，全國各個高校開始採取各種措施預防和懲治學術腐敗。隨後，教育部相應地印發了《關於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的通知。該通知要求，要建立和完善科學的學術發展與評價機制，鼓勵學術創新，同時建立學術懲戒處罰制度。
2004年6月，中國科學院完成了題爲《我國科學道德與學風問題基本分析和建議》的諮詢報告。《報告》將“建立科學不端行爲監察制度”擺在重要位置，建議國務院科教領導小組儘快建立專門的監察委員會或辦公室，建立對科研不端行爲的監察網絡，它包括政府科研投入資助監察機制、大學和研究機構監察機制和科學團體監察機制等。
無論是學界自救還是官方開出的藥方，目前都尚難讓人對治理學術腐敗感到樂觀。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參與了《規範》的討論，他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表示，“這份規範比較空，缺乏可操作性，強調的仍是學術行爲的自律，但有總比沒有好。”
關鍵在於機制
在2004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北大校長許智宏院士指出,政策導向不當客觀上助長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風氣;全國政協委員於珍則建議,“國家對於此類問題,應考慮設有專門的獨立機構負責調查處理,並建立統一的處理機制。”
中國目前僅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設有專門的監察部門,由於缺乏全國統一的監察制度和機構,大量被揭示的不端行爲往往因爲懲戒制度和執行機制的缺失而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制裁。
鄒承魯院士表示，“高層開始關注學術腐敗問題，這是一件好事，根治學術腐敗，要有制度保證，而且制度要執行。”
何祚庥有個疑問，“體育界使用興奮劑至少禁賽兩年，或終身禁賽，學術界違規怎麼處理？”
一位參與該規範討論的專家開玩笑說，在某種程度上，這個《規範》是規範好人的。“對於那些有意違反《規範》又爲自己狡辯的人來說，《規範》是無力的。”
“中國學界並不缺乏規範，國外也有很多規範可參考，不要以爲這是個新鮮事物。社會科學的規範複雜一點，自然科學則非常明確，美國有專門談《怎樣做一名科學家》的小冊子，是由美國科學院、工程院、美國醫學科學院等共同制定的，要求每個研究生必讀。”何祚庥對《瞭望東方週刊》表示，“我曾經呼籲把國外的《規範》翻譯過來形成定本推廣開來，但沒有迴應。”
記者注意到，教育部社政司袁振國副司長雖然在《規範》的發佈會上表示說，“學術規範應當成爲高校人才培養特別是研究生與學位教育的最基本的學術入門課程。”但在《規範》出臺了半個多月後，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包括學術界和大學在內，瞭解的人並不多，更不必提必讀了。
誠然，一個規範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因此，北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溫儒敏教授呼籲：“教育部應該支持大學加大對學術不端行爲的懲處力度。”他以本校中文系爲例，每年有90多個本科畢業生，2003年有9個學生因爲學術不端行爲而沒有獲得學位。
據《瞭望東方週刊》瞭解，教育部還將進一步制定其他領域的學術規範，但目前尚無具體方案。。《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姜殊/北京報道
打假不必厚道——專訪方舟子
中國的學術腐敗往往是與其他領域的腐敗緊密結合的
方舟子是一個有爭議的民間公衆人物。一方面，他是反學術腐敗的旗幟，每天都會收到爲數衆多的舉報學術不良風氣的信件;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對他嗤之以鼻，甚至認爲他有“嚴重的精神病傾向”。近日,剛從美國歸來的方舟子在北京接受了《瞭望東方週刊》的專訪。
《瞭望東方週刊》:你現在可以說是學術性打假的標誌性人物，但在學術圈內，似乎也很孤獨。
方舟子:敢於站出來說話的在國內畢竟很少，所以也可以說我有一種孤獨的感覺。背後支持我的人很多，但由於種種的原因，他們不願站出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從這方面講並不孤獨。
《瞭望東方週刊》:到目前爲止，你揭露了多少起？信息源主要來自於哪兒？
方舟子:幾個月前數過，有300多起吧，沒到400呢。關於信息源，最開始基本是我自己發現的，後來基本是別人來舉報。現在基本上用不着我自己來發現事例，舉報的這些已經夠我忙的了。
《瞭望東方週刊》:在你看來，中國的學術環境是怎麼惡化的？
方舟子:惡化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一個是和體制有關係。中國現在的科研教育體制缺乏獨立性,還是官本位體制，校長是副部級的校長、廳級的校長,院士是副部級的待遇,系主任是處級的待遇等，他們本身就是官。不能把科研體制納入官僚體制。
另外一個就是對學術成果評估的辦法，像科學成果，在國內時興搞聽證會、鑑定會，這完全是走形式，花錢找一些專家，這些專家拿了錢當然都說好話。
再者，學術環境受整個社會環境影響很大。現在處在社會轉型期，大家特別浮躁，想着市場經濟，想着產業化。受到經濟領域不正常的做法的影響，經濟腐敗和學術腐敗掛鉤，導致搞科研的人沒有科學精神。這還和教育大環境有關係，學生沒有受到科學道德的教育薰陶。
除此之外，還缺乏輿論監督，缺乏調查、處理、處罰的監督體制。
《瞭望東方週刊》:據你瞭解，西方在對待學術抄襲上有什麼好的經驗嗎？
方舟子:在國外，當事人所在機構會處理，開除或降級；政府也會涉入調查，兩方面都要搞。所在機構在處理的時候，爲了保持公正，會找校外的機構，組織獨立的委員會，讓他們做調查處理，這樣就沒有利害衝突。在政府方面，政府管不了大學的事，只能禁止這個人幾年內不能申請科研經費，還不能擔任政府某些委員會的職務等。
有一些很獨特的東西，很有中國特色，在國外是看不到的。像官員當院士，當官了以後相當於有了學術地位，去當教授當院士的太多了。在職讀博也是中國的一個特色，裏面就有很多腐敗，這些現象在國外難以想像。中國的學術腐敗往往是與其他領域的腐敗緊密結合的，這也是其他國家很少見到的。
《瞭望東方週刊》:你專門找名人打，而且往往一打到底，頗有魯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是否覺得有些不夠“厚道”？
方舟子:對學術問題，不應留有餘地，要有一說一，學術本身是是非分明的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厚道要對什麼人來說，對普通人可以厚道，對造假的人的厚道是對其他人的不厚道，對賣假藥、假保健品的人的厚道是對消費者的不厚道。
經常有人指責我語氣爲什麼嚴厲，心平氣和把問題說清楚就好。但在我看來，如果是學術方面的爭論，應該是心平氣和，關鍵現在涉及的很多問題不是學術爭論，而是揭露弄虛作假。如果心平氣和和他們討論，就會讓人誤解，這不是是非問題、真假問題，還是有爭議問題，語氣纔會這麼緩和，讓人覺得我底氣不足。
《瞭望東方週刊》:改善目前這種學術環境需要做些什麼？
方舟子:需要全社會的共同關注，政府要建立一個渠道，在管理上進行監督，要有一套透明的公開的機制;從學術界的角度來講，要做到潔身自好，要自律。學術界本身也有學會，會員出問題，也應該進行處理。
《瞭望東方週刊》:你如何看待未來中國的學術環境？
方舟子:老實說，我不是很樂觀。整個形勢發展比我的預計要好一些，輿論界的監督加強了，政府也開始重視學術腐敗問題，但這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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