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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遼寧省文物考古所專家朱達當翻譯，我們怎麼也想不到，在遼寧省朝陽市凌源縣和建平縣交界處的一片松林下，竟埋藏着一個距今5000多年前的神祕王國。
這個神祕王國最初的發現是1979年5月。據朱達介紹，當年，遼寧考古工作者在朝陽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村發現了一處原始社會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壇遺址。1983年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經過多次試掘，又在相距50公里的凌源、建平兩縣交界處的牛河梁村發現一座女神廟、數十處積石大冢羣，以及一座面積約4萬平方米類似城堡或方形廣場的石砌圍牆遺址。經碳十四測定和樹輪校正，確定這些遺址距今已有5500年。遺址裏出土的文物精美絕倫，世所罕見，令人歎爲觀止。
東山嘴遺址坐落在一座山樑正中緩平突起的臺地上，長約60米，寬約40米。記者看到，遺址下面是大淩河，四周爲開闊的平川地。遠望，羣山環繞，氣勢雄偉。這座石建築遺址石頭加工技術和砌築技術相當講究，外側可明顯地看出錯縫砌法，長條基石打磨的棱角突出，表面光滑。遺址內有象徵天圓地方的圓形祭壇和方形祭壇，總體佈局按南北軸線分佈，注重對稱，有中心和兩翼主次之分。
據朱達講：這種反映中國傳統建築特色的建築羣址，在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史上還是首次發現。祭壇內出土有當時人們崇拜的生育神和農神的陶質塑像。
牛河梁遺址可以說是上古時代的一個宗教聖地和藝術寶庫。遺址羣中的女神廟出土了一尊完整的與真人一樣大的泥塑女神頭像，6個大小不同的殘體泥塑女性裸體羣像。還有泥塑的大鳥翅膀，豬鼻子，鷹爪子等殘塊出土，女神廟的牆壁上似乎還有壁畫的存在。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女神頭像的玉眼球竟是用玉鉚釘連接起來的。整個女神頭像造型準確，雕塑手法基本與現代雕塑一樣。
看了這些出土的珍貴文物，記者的腦海裏不禁浮現出一座雄鷹護衛下的高大而神聖的廟堂，浮現出一座女神成排、粗獷厚實、氣韻生動的藝術寶庫。如果說秦始皇兵馬俑是我國封建社會第一個藝術高峯，那麼牛河梁女神廟羣像可以看作是我國文明黎明時期的藝術高峯。
在距離女神廟不遠處，有一個和它同年代的積石冢羣。這裏有幾十個用碎石壘起來的石棺，墓葬中心方形大石棺可惜已經被盜，周圍很多陪葬的小墓出土時屍骨尚存。有的墓葬完全沒有或僅有少量的隨葬品，有的則隨葬高級的馬蹄形玉箍(頭飾)、勾雲形玉佩、玉雕豬龍、玉雕(號旁加鳥)(貓頭鷹)等。目睹了這個積石冢羣址中出土的珍寶，我們好像又走進了另一個藝術世界。這些埋藏在地下的玉雕，經歷了5000多年悠久的歲月，如今拂去表面上的塵土，依然玲瓏剔透，光彩照人。
東山嘴、牛梁河兩處遺址出土的彩陶種類繁多，有供祭祀用的三足器，有雙耳小口尖底瓶，有造型特異的帶有紅山文化特徵的之字紋縷空薰爐蓋，有堪稱彩陶王、胎厚達1.3釐米的彩陶大器殘片。其中最多的是無底彩陶筒形器，據說出土時足有兩卡車之多。其他出土文物還有大批細石器工具和供農耕用石犁、石鋤，這些與女神塑像、玉器等共同展示出5000年前的原始文明。
朱達說，東山嘴、牛梁河紅山文化遺址壇、廟、冢佈局範圍約有50平方公里，這種三合一的佈局，有點類似北京的天壇、太廟和明十三陵。祭壇遺址內有象徵天圓地方的圓形和方形祭壇，建築佈局按南北軸線分佈，而且注重對稱，有中心和兩翼主次之分；女神廟有主室和側室，泥塑殘塊證明有體魄碩大的主神和衆星捧月的諸神；積石冢羣都在山頂或小山包上，具有山陵性質，冢羣中心是大墓，周圍有很多陪葬的小墓，墓中有的完全沒有或僅有少量的隨葬品，有的則隨葬有大型精美玉器，從中可以看出當時氏族成員的等級分化已相當嚴格，已具有祀的雛形。
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東山嘴大型祭壇設在開闊地帶的山樑上，可以想象當年居住在四面八方的原始部落組織定期來此聯合舉行重大祭禮祀活動的盛況。古人傳說最高統治者的祭祀方式--郊、燎、(火旁加帝)也可能在此舉行。這一切足以說明在這裏活動的原始先民們已脫離了對自然崇拜、對圖騰崇拜的低級階段，而跨入高一級階級的文明社會了。這樣大規模的建築應屬於一個超越於部落之上的聰明組織。
朱達認爲，依據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關於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古國--方國--帝國的理論，遼河流域考古的驚人發現，表明紅山文化在古文化聚落層次性分化的基礎上已經達到產生最高層次中心聚落的水平，並以宗教形式將這種以一人獨尊爲主的等級分化固定下來，同時在制度化的前提下又見多種變化，其中不少都是氏族公社原始性的保留。這正是基於公社又高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即古國的特徵，也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標誌之一。
女媧就在牛河梁？
記者很小的時候就聽說女媧補天的故事，但多少年來，關於這個故事是真是假一直是個謎。今秋，記者到遼河流域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採訪，驚喜地獲知這裏許多重要的發現都與女媧有關。
牛河梁遺址位於遼寧省朝陽市凌源、建平兩縣交界處的牛河梁村，是一處原始社會末期的紅山文化遺址。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遼河流域考古工作者在這裏發現了一座女神廟，並在廟中出土了一尊完整的與真人一樣大的泥塑女神頭像。
記者在牛河梁遺址考古工作站展室看到了複製的女神頭像，她面部爲硃紅色，兩顴突起，圓額頭，扁鼻樑，尖下巴，是典型的蒙古利亞人種。女神的眼珠用兩個晶瑩碧綠的圓玉球鑲嵌而成，顯得雙目炯炯。
牛河梁遺址考古工作站站長朱達告訴記者，和女神頭像同時出土的還有6個大小不同的殘體泥塑女性裸體羣像，有因年齡差異而發育不同的乳房，有圓潤的肩膀，還有完整的手臂，最小的泥塑與真人大體相近，主室中心出土的大鼻、大耳竟等於真人的3倍。
在距離牛河梁女神廟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土山，經初步發掘證實，這座土山竟全部是用人工夯築起來的。圍繞土山周圍的山頭上還發現了30多座積石冢羣址，整個積石冢羣和古埃及的金字塔布局是一樣的。故考古專家將其稱爲中國的金字塔。
在朱達的陪同下，記者爬到了金字塔頂上，從這裏向四周望去，女神廟遺址與金字塔在一條南北線上，而東西兩側的石冢羣址與金字塔等距離地排列在一條線上，這種佈局使人明顯地感受到金字塔的中心地位。
據朱達講，當初發現這座金字塔時，山上到處散佈着帶有紅山文化特徵的之字紋彩陶片以及冶銅鉗鍋片。而金字塔頂部的鍊銅遺址有1500個煉紅銅的鉗鍋，每一鉗鍋約有1尺多高，鍋口約有30釐米，像現代人用的水桶一般大小。
如今，爲了保護這個鍊銅遺址，考古工作者已將這些冶銅鉗鍋全部用土封上了。那麼，這座金字塔式建築物到底是幹什麼用的？目前學者們說法不一，有的認爲這可能是遼西原始文明古國用以祭天的壇；也有人認爲是王者的陵墓；還有人推測與神話傳說中的女媧有關。
記者曾翻閱過一些古籍，上面記載着女媧氏是中國神話傳說中一位無所不能的女神，是在大地上創造人類、培育萬物的母親。古時出現天崩地裂，女媧乃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龜足以立四極。由於這個神話傳說，後人因此把彩色異常的石頭叫女媧石。牛河梁金字塔頂煉紅銅的遺址，與此神話傳說中女媧煉五色石極相吻合。
朱達介紹，考古專家還對圍繞這座金字塔周圍的積石冢羣進行了部分發掘，其中一座墓裏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身高1.8米左右。他的頭上橫置有玉箍，左右肩和手腳等處皆佩置玉環，腰的下部則是一個玲瓏剔透的大豬首玉飾，豬的兩隻大耳特別誇張。死者的胸部佩置一碧綠色玉龜。奇怪的是，這個龜無頭無尾無足，渾然一體。
這個無頭無尾無足龜到底意味着什麼？聯想到古籍記載中女媧補天時斷龜足以立四極的傳說，這個無頭無尾無足龜不也與神話傳說相契合嗎？
在古籍記載中，女媧的另一個大功勞就是搏黃土作人。而牛梁河女神廟出土的彩塑女神像上臂塑件空腔內帶有肢骨，因遭火焚多成灰渣，有可能是人骨。這一發現，與古籍記載有驚人的相似。聯繫中亞曾有在人頭骨塗泥成像的崇拜形式，牛河梁女神像有可能是以現實中的人物爲依據塑造出來的。
在中國神話傳說裏，女媧是婚姻制度的創造者，被認作是男女間最早的媒人。《路史·後紀二》記載：以其(指女媧)載媒，是以後世有國，是祀爲皋媒之神。古書還記載，每年仲春之月，神廟盛會，青年男女從四面八方到神廟前會合，踏歌起舞，尋求配偶，以感謝女媧給人類帶來生殖發展的能力。有的專家據此推測，遼河流域牛河梁女神廟、金字塔可能就是當時的原始古國對女媧的一種回憶、崇拜。
有誰能想到，這個看似不起眼的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竟會找到神話傳說中的女媧蹤跡！記者的這次牛河梁之旅真是不虛此行。
黃帝生在遼河邊？
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只要提起始祖黃帝，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可說到黃帝的祖籍在哪兒，恐怕很多人都認爲在中原地區。不然怎麼會把黃帝陵建在黃河邊的陝西省呢？
記者在遼河流域採訪中卻聽到了不同說法。這裏的考古學家依據近年來紅山文化考古發現認爲，黃帝的祖籍在遼河邊。他們說，多少年來，包括黃帝祖籍在內的有關傳說只見於古史記載，然均無考古實證。近年來，紅山文化考古玉雕熊龍的發現，爲古史中包括黃帝祖籍在內的有關傳說提供了重要實證。
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考古專家郭大順告訴記者，在中國的編年史中，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只能從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而夏以前的五帝時代因無地下史料，所以只能憑藉傳說。在這些傳說中，尤以黃帝的傳說最爲引人關注。
據史學家研究，在中國古史五帝傳說的記載中，五帝時代可分爲兩大階段，五帝前期以黃帝爲代表，其主要活動地域多在北方。記者從《史記·五帝本紀》等史籍記載中看到，黃帝時代是龍戰於野的時代，黃帝戰蚩尤於涿鹿之野，地在今河北省北部桑乾河流域，黃帝族遷徙往來無常處，黃帝率兵與炎帝作戰的熊、羆、貔、貅、(豸旁加區)、虎，一般以爲是黃帝部族內以野獸爲圖騰的諸部落的名稱，故有黃帝號曰有熊氏、黃帝爲有熊等記載。這些記載，都頗具北方遊牧和狩獵民族色彩。
然而，這些傳說多年來一直缺乏考古實證。近年來，隨着遼河流域紅山文化考古的不斷深入，考古工作者先後發現了20餘件形似熊龍的玉玦，這種玉雕熊龍是紅山文化玉器中最多的種類之一，也是紅山文化玉器中四大主要類型(即馬蹄形玉箍、勾雲形玉佩、方圓形玉璧及以玉雕龍爲主的動物形玉)中最具形象的一種。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這類玉雕熊龍除在遼寧省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及附近建平縣出土較多以外，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峯市敖漢旗和西拉木倫河以北的巴林右旗、巴林左旗以及河北省的圍場縣都有出土，其分佈面覆蓋了紅山文化分佈區的大部分。可見，玉雕熊龍在紅山文化玉器中的地位非同尋常。
據考古學家郭大順研究，紅山文化及其所在的遼西地區，是中國東北文化區的一部分，又是東北文化區與中原文化區交匯的前沿地帶。東北文化區的經濟生活是以漁獵爲主，熊崇拜本是漁獵民族所特有的習俗。紅山文化以熊爲主要崇拜對象，正反映其東北漁獵文化的地域特性。而這種熊崇拜恰好與古史記載中黃帝爲有熊的傳說相吻合。所以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提出：黃帝時代的活動中心，只有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與之相應。
紅山文化玉雕熊龍的確認和以熊龍爲動物神主神學說的提出，爲古史中有關黃帝傳說的記載和考證提供了一個重要實證。神奇的玉雕熊龍，也許是解開長期以來撲朔迷離的黃帝乃至五帝傳說的一把鑰匙。
中國玉器時代探密
最近20年，中國考古工作者在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陸續發現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大量玉器，發現的玉器恰恰是距今四五千年之間的中華文明起源時期。一些考古學家據此提出，在我國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之間，應該還有一個玉器時代。
遠古玉器中心驚現遼河流域
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考古工作者在遼河流域牛河梁新石器時代遺址挖掘出土了數百件工藝獨特的玉器，這一舉世無雙的發現，令考古專家震驚不已，他們把這裏稱爲遠古玉器中心。
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位於遼寧省凌源市與建平縣交界處，是1981年文物普查時被發現的。遺址由女神廟、祭壇和積石冢共16個地點組成，佔地50平方公里，距今約5500年左右，是著名的紅山文化遺址。
1983年以來，我國考古工作者在這裏陸續發現和辨認出一批屬於紅山文化的玉器。這些玉器主要分三類：一爲斧、鑿、錛、鏟、刀等工具和兵器；二爲龍、鳳、虎、龜、蟬、熊等動物雕塑；三類爲被賦予一定意義的具有某種特定形狀的器物，如勾形玉佩、連環飾、箍、璧、環、璜等。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朱達介紹，這裏多次發現雕琢精細的玉器，每一次發掘都引起巨大轟動。特別是2002年至2003年，這裏先後出土了包括玉人、玉鳳、玉龍在內的20多件玉器。其中玉人、玉鳳爲紅山文化玉器中新發現的器類，此前在紅山文化考古中從未發現過，而玉龍則爲第二次發現。
玉人爲裸體，通高18.5釐米，由淡青色軟玉製成，人像高度寫實，雕琢精細，是五千年中華老祖的再現，對研究當時人的體態、形體特徵意義重大。玉鳳通長19.5釐米，表面已鈣化，但體態線條優美流暢，形象與流傳後世的鳳形象基本相似。玉龍高9.8釐米，最寬處7.5釐米，爲淡綠色軟玉磨製而成，呈勾曲形，形體酷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龍字。
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玉器發現之多，雕琢之精美，實屬罕見。這些精美的玉器均是用石制工具打磨而成的，有淡綠色的，鬆綠色的，乳白色的，還有綠黑相間的，其藝術手法並不很原始，拋光程度具有現代水平。著名玉器專家、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楊柏達因此將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稱爲遠古玉器中心。
考古學家談玉器時代
繼遼河流域遠古玉器中心被發現後，我國考古工作者又陸續在遼寧省西部的朝陽、阜新地區，內蒙古自治區赤峯市和鄰近地區，以及江浙一帶，發現和辨認出幾千件屬於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考古學家對這批玉器進行仔細研究後發現，這些玉雕不僅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同時也反映了中華文明黎明時期的哲學觀念。
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著名考古學家郭大順說，在牛河梁遺址中，曾多次發現隨葬的玉龍、玉龜等玉器，這些玉器具有外方內圓的特點，紅山文化的積石冢和祭壇，也有方圓結合的特點，這可能說明當時已有了天圓地方的觀念。
郭大順認爲，從牛河梁玉器的出土，有必要對整個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羣的用玉觀念進行探索。這些用玉的觀念主要表現在：以玉爲佩，往往寓有人的品德、意識和寄託；以玉爲瑞，各種不同形制的玉，往往可以代表人的尊嚴、身份、地位；以玉爲祭，將玉製成禮器祭祀天地四方，山林川澤；以玉爲葬，人活着以玉爲佩，死了則予隨葬。這些用玉的觀念，反映了中華民族思想、意識、信仰的發展變化。
縱觀牛河梁和整個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可以看出，5000年前我國確實曾存在着相當發達、以動物造型爲主要標誌的玉器文化，這也是中國和東方所經歷的獨特的史前文明時代。牛河梁發掘領隊、考古專家孫守道研究員據此提出中國石器時代與銅器時代之間，確確實實存在着一個玉器時代。
中國地質研究所研究員聞廣，以現代的顯微結構考察和光學測定方法研究近年在廣闊的國土內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玉器，結合文獻考索，也提出在中國遠古歷史上，介於石器和銅器時代之間，曾經歷過一個玉器時代。
近年出版的《龍鳳文化源流》一書作者王大有認爲，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區是黃帝、顓頊族主要活動地區。黃帝族在戰敗了炎夷聯軍後，即於距今6000年左右建立了以黃帝族爲中心的龐大的早期奴隸制國家，開始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玉兵時代，這是上古中華文明的一個獨有特徵。
對於這個說法，郭大順本人有自己的看法。他說，爲世界所公認的歷史分期是根據生產工具質料的發展變化，劃分爲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三期。真正的玉器不屬於生產工具範疇。同時他認爲，目前發現的史前玉器只存在於中國東部沿海和東北亞地區。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單獨劃分出玉器時代難以取得共識。
但郭大順仍然表示：所謂玉器時代的確是中華文明起源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中華文明所獨有的，而紅山文化的精髓正是玉器，這也是遼河文明成爲中華文明源頭之一的有力證據。
遼河流域發現最早的古國
經考古工作者近20年不斷髮掘，位於遼河流域東南部的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羣，被考古專家確認爲中國最早的古國，這一結論將寫進近日啓動的《牛河梁遺址考古發掘報告》。
據負責起草《牛河梁遺址考古發掘報告》的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著名考古學家郭大順介紹，於今年春節後啓動的《牛河梁遺址考古發掘報告》對遼河流域牛河梁遺址20年來的考古發掘資料進行系統研究總結，目的是對考古成果加以確認。
經過對牛河梁遺址考古發掘資料初步整理研究，考古學家確認在遼寧省西部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村發現的一處原始社會末期大型石砌祭壇遺址，與相距50公里的凌源、建平兩縣交界處發現的牛河梁女神廟、積石冢羣，以及一座面積約4萬平方米類似城堡或方形廣場的石砌圍牆遺址爲古國遺址。經碳十四測定和樹輪校正，確定這些遺址距今已有5500年。
東山嘴遺址坐落在一座山樑正中緩平凸起的臺地上，長約60米，寬約40米。這座石建築遺址石頭加工技術和砌築技術相當講究，外側可明顯地看出錯縫砌法，長條基石打磨的棱角突出，表面光滑。遺址內有象徵天圓地方的圓形祭壇和方形祭壇，總體佈局按南北軸線分佈，注重對稱，有中心和兩翼主次之分。這種反映中國傳統建築特色的建築羣址，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史上還是首次發現。祭壇內出土有當時人們崇拜的生育神和農神的陶質塑像。
牛河梁遺址內有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冢墓葬等多種類型，這些建築分佈於各山樑崗丘上的諸遺址點，依山勢定方向，依南北中軸線按高低上下、左右進行規劃佈局，使諸遺址點既主次分明，又彼此照應，形成一個大範圍有機整體。由於諸遺址點都是順山勢分佈的，這就使南北軸線和諸遺址點的佈局以至每個單元的方向，都有20度的偏角，表現出在遵循嚴格的思想觀念和制度下並不要求十分規範。每個積石冢或方或圓，或方圓結合，各有創新。女神廟則既可分出主室與側室，又多室連爲一體。從遺址的整體到每個具體類型和單元，都是既講究整體結構佈局的規整，又富於變化。考古工作者還在遺址內出土了紅山女神頭像、陶質泥塑、彩陶、玉雕龍等大批精美絕倫、世所罕見的文物。
考古專家們在對上述考古遺存進行研究時發現，東山嘴、牛梁河紅山文化遺址壇、廟、冢佈局類似北京的天壇、太廟和明十三陵。祭壇遺址內有象徵天圓地方的圓形和方形祭壇，建築佈局按南北軸線分佈，而且注重對稱，有中心和兩翼主次之分；女神廟有主室和側室，泥塑殘塊證明有體魄碩大的主神和衆星捧月的諸神；積石冢羣都在山頂或小山包上，冢羣中心是一座大墓，周圍有很多陪葬的小墓，具有山陵性質，墓中有的完全沒有或僅有少量的隨葬品，有的則隨葬有大型精美玉器，從中可以看出氏族成員的等級分化已相當嚴格，已具有禮的雛形。
遼河流域考古的驚人發現，表明紅山文化在古文化聚落層次性分化的基礎上已經達到產生最高層次中心聚落的水平，並以宗教形式將這種以一人獨尊爲主的等級分化固定下來，同時在制度化的前提下又見多種變化，其中不少都是氏族公社原始性的保留。這正是基於公社又高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即古國的特徵，也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標誌之一。
良渚遺址被確認爲最早的古方國
以良渚遺址命名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至4000年，主要分佈在江蘇、浙江、上海三省市境內。它是長江下游古代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和東方早期文明的主要代表之一。
坐落在浙江省餘杭市的良渚文化遺址最早發現於1936年，在30多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密集分佈着50多處包括建築遺址、居住址、土墩大墓等多種類型的遺址點。其中反山土墩大墓羣12號中心墓隨葬的玉琮和玉鉞規格，瑤山以紅、灰、黃三色組成的大型祭壇和墓地規模，在所有良渚文化中是等級最高的。特別是被諸墓羣圍繞其中的莫角山遺址，作爲一座人工堆築的土臺，東西長670米，南北寬約450米，總面積30萬平方米以上，高更達10米，其上又加築3座較小的土臺。無論墓葬規模、玉器等級、組合和整個遺址羣範圍，都要高出江浙地區其它良渚文化遺址的墓葬羣。
考古專家推測，良渚遺址羣是包括宮殿、祭祀功能在內的巨大建築址或都城所在地，它作爲良渚文化最高層次的中心邑落是當之無愧的。專家們經進一步研究發現，良渚遺址羣的規範化程度十分高。而良渚文化以琮、璧以及人神獸面紋爲主的玉器羣，從種類、造型、花紋以至基本組合，也十分規整和固定。良渚文化聚落分化的層次性也較爲清晰。良渚遺址雖可定爲良渚文化最高層次中心聚落，但像反山、瑤山這樣的墓地以及墓地中的大型墓葬，不僅見於良渚，也見於福泉山、趙陵山、寺墩等地，出土的大型玉琮、玉鉞的地點就更多，可以將它們依次分爲若干等級。這說明良渚文化諸聚落遺址之間，在規模上雖也有大小之別，但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大中心下多中心關係，有些類似於大國之下的諸多小國的關係。
高度規範和大中心下的多中心，正是方國時代的兩個主要特徵。良渚文化在最高層次中心聚落下的多中心和諸中心聚落的高度規範化，是大國中小國羣體的初現，這已具方國規模，是夏代以夏王朝爲主，萬國羣體並在形勢的前身。因此，良渚文化遺址表明，當時這裏已進入方國階段。
中華文明起源三部曲
古國棗方國棗帝國理論，是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1994年提出的。他在概括中國國家起源的三個發展階段時，將其稱爲三部曲。
古國時代是指距今五千年前後出現的高於部落以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古國最先是從遼西地區紅山文化考古中提出來的。紅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國階段，以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羣和成批成套的玉質禮器爲標誌，出現了隨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發展已達到產生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國家。
古國時代以後是方國時代，在古代中國，從古國發展到方國階段大約在距今四千年前。與古國是原始的國家相比，方國已是比較成熟、比較發達、高級的國家形態，夏、商、周都是方國之君。不過，方國最早出現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區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是最典型的實例。其主要標誌是大國下的小國羣體。
方國時代之後，便是帝國時代。以距今2000年前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後建立的秦帝國爲標誌，併爲漢帝國及以後所延續。
三大古文化碰撞出中華文明
多少年來，有關中國是怎樣形成的這一重大歷史問題的討論始終沒有停止過，最近，隨着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啓動，這一問題再次引起世人的關注，其中文化交匯在中國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
早在上世紀初，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曾將中國考古學文化劃分爲六大區系，由此奠定了中國近代考古學文化區系理論。在這一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著名考古學家郭大順又從經濟類型和考古文化特徵的基本區別出發，進一步提出將中國考古學文化劃分爲三大區：既以彩陶、尖底瓶爲主要考古文化特徵、以粟作農業爲主要經濟活動的中原文化區；以鼎爲主要考古文化特徵、以稻作農業爲主要經濟活動的東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區；以筒型陶罐爲主要考古文化特徵、以漁獵爲主要經濟活動的東北文化區。
據郭大順介紹，這三大區其實包括了中國幾乎所有古文化發達地區。從已經建立的考古文化系列看，各大區發展階段是大體同步的，都可以距今5000年爲界，分爲相互對應的兩大階段。前一階段是以形成個性爲主的頻繁交匯期，或可稱爲仰韶時代(後期)。後一階段是在文化交匯進一步發展的條件下，實現文化共同體最初形成期，即龍山時代。
5000年前文化的頻繁交匯，主要表現爲中原區與東南區的東西交匯，中原區與東北區的南北交匯。這兩次交匯的形式和內容各有特點，又有共同性。東西交匯的導向是先以仰韶文化彩陶爲主的文化因素對東南部大汶口文化等的影響爲主，約從距今5500年後則以大汶口文化等對中原地區的影響爲主，標誌是首先在豫西地區的仰韶文化中，逐步以東南區特徵文化因素鼎、豆、壺替代了當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尖底瓶等，成爲陶器的主要組合。
南北交匯也是先以中原區後岡一期文化和仰韶文化對東北南部區紅山文化的影響爲主，約距今5500年後，出現南北兩種文化的碰撞。前者表現在紅山文化早期出現具有後岡一期文化特徵的紅頂碗，此後，紅山文化大幅度吸收仰韶文化的先進因素，特別是廟底溝類型的花卉紋彩陶圖案，形成具南北兩種文化因素的自身文化特徵。後者的證據是在河北省桑乾河上游的蔚縣西合營鄉三關村附近，發現的一羣具有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特徵的遺址中，也不時有篦點之字紋陶等燕山以北地區紅山文化因素出現，特別是發掘到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繪玫瑰花卉圖案彩陶盆與紅山文化繪龍鱗紋圖案彩陶罐在這裏有共存關係，表明紅山文化在它的晚期向南擴展，並在桑乾河上游一帶與仰韶文化相遇。蘇秉琦認爲，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遺址中規模宏大的壇、廟、冢遺址羣，就是這一文化碰撞的成果。
到了距今5000年後，隨着這種文化交匯進一步擴大，使各大區具有了更多共同時代特徵，進入了最初文化共同體的形成時期。一方面由於以衆多城址出現爲標誌的古國林立，區內文化的組合與重組加速，一方面大區文化交流集中表現爲以東南區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北上和包括東北南部、內蒙古中南部在內的燕山南北地區古文化的南下，形成以西北地區爲一方，以東南爲另一方在中原區匯聚的主流形勢，是爲龍山文化出現的背景。
將以上東西交匯與南北交匯作一比較可知，共同性是主要的，這首先表現於交匯的結果，仰韶時代(後期)南北交匯產生的壇、廟、冢和東西交匯產生的鼎、豆、壺等固定組合，都是禮制內容。以它們作爲距今5000年前後各大考古文化區出現古國向方國過渡的標誌性文化因素，反映了中國文明起源共同的道路與特點，那就是通神及其獨佔權(神權至上)在文明起源過程中佔有特殊重要地位。三大區交匯的重要共同點還在於交匯的導向，即主要不是由中原區向四周放射，而是由四周向中原區聚集。
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三大文化區系、以距今5000年爲界的兩大發展階段和各區各段先後形成文化中心，以及在文化頻繁交匯中文化重心由北而南、由東而西的轉移趨勢，反映出中國文明起源從古國逐步向方國過渡的一些主要軌跡。繞有趣味的是，這一軌跡恰與古史傳說以黃帝爲代表的五帝時代前期，北方、中原、東方和南方接觸頻繁，以堯、舜爲代表的五帝時代後期由四鄰向中原匯聚的記載相吻合。由此可知，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階段，就是五帝時代。這是跨進文明、走向一統與傳統初現三者並行發展的一個時期。不同文化傳統和不同經濟類型的三個大區在各自發展個性的同時，不是分道揚鑣，而是在頻繁的文化交流中向一起匯聚，在逐步取得文化認同的過程中實現共識的中國，從而爲夏、商、週三朝文明的出現以至整個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和中華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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