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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全國其他地區一樣，湖北省監利縣的離退休老幹部們經常聚在一起，下棋、聊天、喝茶。2004年夏天的這樣一次聚會上，有人提起了縣廣播電視局原局長蘇兆新，馬上激起一片怨聲——這位很快就將成爲法庭被告的貪官，在監利縣早已民怨四起。
突然有位老幹部說：“他可是監利的大功臣啊！”大家馬上不解地圍了過來。
“想想楊道洲啊——李昌平沒能讓他下來，多少老幹部沒能讓他下來，可是蘇兆新這次把他牽出來了。”
此前不久，監利縣檢察院查辦了廣電局原局長蘇兆新貪污行賄案件。由此推倒了監利官場的多米諾骨牌。
2004年3月16日，監利縣廣播電視局原局長蘇兆新被刑拘，監利縣反貪局開始調查；
2004年4月30日，黃岡市副市長、監利原縣委書記楊道洲被湖北省紀委“雙規”；
2004年6月30日，荊州市委副祕書長、原監利縣委書記杜在新被荊州市紀委“雙規”。
楊道洲和杜在新，分別是監利縣前後兩任的縣委書記，他們主政監利的時間，從1997年到2004年，共計7年。
曾經的“廉政標兵”
2000年，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上書總理的一封信，在全國引起極大震動。李昌平以自己作爲一個基層幹部的實際體會，發出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聲音。衆所周知，後來李昌平在當地無法立足，最終不得不“自願辭職”，南下打工。
一位老幹部回憶說：“鄉鎮黨委書記開會的時候，李昌平一個人坐在角落裏。有人當面挖苦李昌平時，沒人出來給他說句話。”
一位當時任鄉鎮黨委書記的幹部說：“我們沒人敢跟他說話。”
縣委一名幹部，受命天天在棋盤鄉盯梢，李昌平走到哪就跟到哪，持續幾個月，直到李昌平離開。李昌平見了哪裏的記者，去了什麼地方，他都要一一向上彙報。當時的“執政者”正是時任縣委書記的楊道洲。
這位縣委書記，是1996年2月從湖北省鍾祥市跨地區調動任監利縣副縣長、代縣長的。
1997年春節一過，當時的楊縣長就把財政局局長找來，將春節期間收受的6萬多元禮金全部上交，而且毫不客氣地附上送禮人的名單。
這是他來到監利的第一個春節。不到半年的時間裏，“這位縣長的風頭就蓋過了當時的縣委書記。”一位監利幹部回憶說。
他的“風頭”來自這6萬元禮金和送禮人的名單，也來自他在公衆視野中的形象。
敦實的楊道洲出現在公共場合時，總是西裝筆挺。1998年長江遭遇特大洪水，監利也深受其害，他面對十萬災民淚流滿面的形象，通過報道抗洪救災的電視鏡頭廣爲傳播，他曾面對抗洪英雄胡繼成的母親痛哭流涕，曾與抗洪部隊官兵依依惜別熱淚盈眶，曾對貧困大學生慷慨解囊，曾對一些貪圖私利的幹部大發雷霆……
2000年3月，楊道洲被評爲湖北省廉政標兵，在省紀委召開的反腐倡廉大會上作了一萬多字的報告。他說：“一想到監利的十萬災民，一想到監利落後的經濟，一想到組織上對我的信任，我的神經就一緊。我是人民的兒子，我沒有貪圖母親錢財的理由！”
當時，會場掌聲雷動。
然而與此同時，卻有“八大金剛”的說法不脛而走，在民間流傳開來。這八個人分別是縣廣電等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此外，還包括一名一夜暴富的包工頭。其中的幾位後來陸續成爲市人大代表。
蘇兆新，正是“八大金剛”中的鐵桿人物之一。
蘇兆新曾經在酒桌上公開說：“你們信不信？我給他(楊道洲)打個電話，他三分鐘之內就得出現。”果然，縣委書記在廣電局局長的電話後，很快來到現場。
監利縣城有幾條主幹道，目前幾乎都在“隆隆”的施工中。
它們是1997-2000年間施工完成的，只有短短几年時間，卻不得不因質量問題開始翻新、重整。在那幾年裏，一位本不爲人知的包工頭，將監利幾乎所有的大型施工項目，盡數收入囊中。他就是劉耀發，楊道洲的“八大金剛”之一。
1999年5月，縣公安局整體搬遷。公安局局長被楊道洲夫人叫到賓館談話，希望這項工程能夠包給劉耀發。這位夫人許諾事成之後讓他當上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兼公安局局長。在遭到婉拒後，據說這位夫人打電話給楊道洲，又哭又鬧，說這位公安局局長不給面子。
爲了顯示工作業績，楊道洲一面向上級彙報說當年的財政任務已經完成，一面在下面借貸——甚至是民間借貸來填補虧空。據一位在監利有着四十餘年工作經驗的金融系統老幹部估算，1998年當年，監利縣債務負擔增加約兩個億。
市政工程是楊道洲在監利的政績中重要的一部分，僅縣城的玉沙大道項目，財政就投資了3700餘萬元，自然，項目是由“八大金剛”中的劉耀發承攬的。另一方面，監利虛報減輕農民負擔1.5億。
楊道洲留給監利許多幹部的印象是：在以“八大金剛”爲主的小圈子裏“沒有底線”，在此之外“小錢的問題上做得滴水不漏，卻專門樂於搞面子工程，最喜歡搞城建項目”。
在面子工程和巨大的虛報數額支撐下，楊道洲政績突出。一位曾經參與過考覈他的老幹部介紹說，他留給組織部門的印象是“有魄力，有膽識，才思敏捷，作風過硬，敢於拿大措施、做大動作，是個難得的將才”。
“作風過硬”的另一面，是這位縣委書記習慣於直接打斷別人的話，包括人大、政協幹部在討論工作時提出的異議。一位原監利縣人大領導回憶說：他在會議上剛對數千萬元的市政投資提出不同意見，楊道洲就打斷說：“你不要說了！”這位原人大領導回憶起1998年的場面：“百萬民衆和解放軍官兵在長江前線奮勇抗洪，縣裏卻在裝修辦公樓，還專門拿出300萬修監利賓館的主樓。”2000年，楊道洲升任荊州市副市長。
據10月1日《楚天都市報》報道，“省紀委現已查明其主要錯誤事實：利用職務便利收受賄賂十餘萬元；濫用職權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數十萬元；違反規定購買企業內部職工股從中獲利；收受他人禮金；存在違反社會主義道德的兩性關係問題。”
鑑於楊道洲的行爲有的已涉嫌犯罪，有關方面擬將其移送司法機關處理。他的黃岡市人大代表資格已被依法罷免。
引人爭議的任命
2000年10月，杜在新接任監利縣委書記一職。
當時的荊州市市委主要負責人曾說，杜在新是“受命於危難之際”——李昌平上書總理之後，中央、省、市調查組接二連三奔赴監利，告狀信像雪片一樣漫天飛舞，監利的局勢非常混亂。2.2億元的財政收入只完成了1.13億元。
來到監利後，杜在新經常下鄉入戶調查，還專門到華中農業大學去找專家，帶回了“回形魚池”等產業結構調整方案，提出“以工養縣，以水富民”的口號，大做水文章。監利縣發展計劃局的一位領導說：“在荊嶽長江大橋立項問題上，杜表現出了非常的果敢與堅決。憑着一張嘴，說服了岳陽市與湖南省的領導，說服了中央有關部門，甚至讓荊州市率先掏出了100萬啓動資金。”
杜在新從荊州市廣電局來到監利的時候，正是農村在沉重的稅費負擔之下掙扎窒息的當口，基層問題非常突出。上任不到一週，杜在新“連東南西北都沒摸清”，轄區黃歇鎮就因負擔問題出了人命。
數天後，他在全縣正局級幹部會上所作的長篇報告《發展是解決監利問題的根本辦法》，轟動了監利。按照一位老幹部的說法，“極大地鼓舞了人心，給神經紊亂的監利注入了一針鎮定劑。”
監利電視臺一位記者證實：有一位杜的崇拜者甚至將杜的這篇文章自費印刷成小冊子贈送給大家。
那次他提出：農村入戶收費要做到“有錢交錢，沒錢就走，說聲再見，下次再來”。但也有鄉鎮幹部哭笑不得地說：“這根本不可能嘛！到了那個份上，哪個農民會心甘情願給你交錢呢？”
杜在新曾是家鄉鬆滋縣(現已撤縣設市)的中學教師，並曾任市政府辦公室主任、常務副市長，後任荊州市廣電局副局長。來到監利的時候，他剛剛做了兩三年廣電局局長——在突然開始面對一個農業大縣之前，他並沒有多少農村基層工作經驗。
杜肯定沒想到：監利最終成爲他政治生命的終結點。從上任到“雙規”，不到3年時間。
瘦高的杜在新，總是穿着深色的夾克衫。形象雖然樸素，開口下筆，卻總能得到上級的肯定。
在他被雙規之後，監利幹部中有這樣兩種普遍的看法：一種認爲杜在新以一個“文人出身”的背景，在監利最困難的時候做到這個程度，已經實屬難能可貴了；而另一種認爲：這個任命本身，就造成了監利工作的損失。一位政協系統的老幹部說：“這兩任書記，前一個是政治品德尤其的壞，後一個是能力尤其的差。其結果，就是監利人民爲7年來的損失支付代價。”
監利縣很多人說起杜在新，第一句話就是：“文人出身。”
“危險”的蘇兆新
2003年10月換屆之前，杜在新曾在寫給荊州市委的工作和思想總結上說：“我母親74歲，前不久回家看她，她還在田裏挖紅薯。我把她挖出的一個3.8斤的紅薯帶回監利，放在客廳裏。爲什麼？我是吃紅薯長大的，我是父母含辛茹苦拉扯上學的。我是在黨旗下發過誓的，農民的兒子應該有農民的本分！”
但被蘇兆新交代出來的杜在新是另一個形象。
廣電局長蘇兆新，留給監利幹部們的印象是極爲深刻的。
有一次在飯桌上，蘇兆新伸手就在端菜的女服務員屁股上捏了一把，全然不顧一旁有縣委一位女領導在座。
又一次應邀赴筵，進了門他發現在座的每人都帶着一個“僑子”(意即小蜜)，惟有他孤身一人。蘇二話不說，返身就走。不到20分鐘，他帶來兩個年輕女人，一前一後相擁進來。
在民間，蘇兆新留下了大量令人肉麻的下流語言。連杜在新都曾在一個不公開的場合說：“你是‘流氓加才子’，哪來那麼多鬼話？！”據知情人介紹：蘇玩弄的女人有十幾個，其中有一位女幹警，爲了弟弟的幹部身份問題，想辦法成了蘇兆新“身邊的人”。作爲“八大金剛”之一，蘇兆新很快通過這位弟弟所在單位的直接領導，使幹部身份問題順利解決。
蘇兆新在監利老百姓中“名氣”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解擾器”。那是他在專程“考察”之後從外地“引進”的先進設備，功能是對有線電視信號先行加擾，電視機須配備“解擾器”設備實施解擾，才能收看。此舉的目的，是解決“有線電視收費難”的問題。
每臺數百元的“解擾器”，對監利縣城的平民來講，不是一個輕鬆的小數目。一些人大代表紛紛上書，縣人大常委會幾次聽證，一家律師事務所甚至免費爲老百姓代理訴訟。縣人大常委會一位原副主任說：他曾親眼看到下崗工人的孩子看不到電視，就開着電視機蹲在邊上聽裏面的聲音。“看得人直想掉淚啊。”
這些都沒能撼動這一決策的推行。就如同蘇兆新在所有場合中肆無忌憚的言行一樣，他倚仗的是楊道洲的支持。
杜在新上任後，曾對一位朋友說：他心裏很清楚蘇兆新是個“危險的人”。
楊道洲在荊州市任職，是縣委班子的直接領導。“八大金剛”們常常到市裏去“彙報工作”。用監利縣一位幹部的話來說，杜在新來到這裏時，楊道洲留下的“八大金剛”呈現出一種“尾大不掉”的局勢。
在縣人大組織的行規評議中，縣廣電局連續三次被評爲“末位”。按照縣委的有關規定，連續三次居於末位者後應該引咎辭職。而蘇兆新非但沒有丟官，而且於2004年2月獲得了副縣級任命。
據稱，在這個問題上，荊州市委一名領導曾給杜在新打了一個電話“通氣”。開常委會研究的時候，杜在新發現除自己之外，其他常委委員竟然都表示贊成——他們都已知道了那一通來自市裏的電話。那次會上，只有杜在新一個人提出了蘇的一些缺點。最終任命獲得通過，蘇兆新由此成爲副縣級幹部。
於是，“危險”的人繼續獲得了任用。
杜在新向廉政賬戶上交的數額中，有1.3萬元的票據背後，被他標上了“S”的字樣。據一位“老監利”說：在監利縣主要幹部中間，姓名字首拼音爲“S”的惟蘇兆新一人。
“我像一輛方向失控的汽車”
據荊州市紀委介紹：杜在新在監利任職期間，違紀金額(含物質)80餘萬元。一位鄉鎮幹部說：“我們管他叫‘杜災星’，賣官賣得上上下下沒人安心工作。”
這形象與人們印象中的中學教師、“文人出身”的儒雅官員，顯然相去太遠。而對杜在新來說，這三年的縣委書記生涯，也是不堪回首的慘痛經歷。
剛到監利時，他曾在大會上高聲說：“取一文，我就不值一文！”
他還公開表示：幹部任用要“民主化、推薦化、程序化，有農民負擔問題的，一律免談”！一時傳爲美談。
杜在新到任的當年歲末，某鄉鎮一管理區爲清收欠款給十餘名農民“辦學習班”——將他們強行帶到一個廢舊倉庫，限制行動自由，其中一名青壯年農民因飲食起居條件惡劣導致胃出血發作，身亡於臘月二十七。有關情況被記者採寫爲報道，杜在新親自給報社編輯打電話，好言好語壓下了稿子。
然而該鎮黨委書記還是很快當上了一實權部門的負責人。後有關情況通過《內參》發出，該幹部才被撤下。
據杜在新的一位朋友介紹：他上任後第一次運作鄉鎮幹部調整，備受打擊。涉及數百名幹部的調整，讓他陷入紛紜複雜的關係網絡裏，疲於應付。事後杜在新曾說：“人事安排上的不公主要是上級有關領導起了操手作用。”
一次“迫不得已”的人事任命之後，杜在新在私下場合對朋友哀嘆：“這人何德何能啊——來做這個鎮黨委書記？！我沒辦法，只好給他配一個能力強的鎮長，能獨當一面的。他在這個位子上坐多久，人家這個鎮長就陪着坐多久，不敢動。”
他在悔過書中回憶了在監利第一年過年的情景：“我的老同學(時任某鄉黨委書記)提來幾隻洪湖麻鴨，我怎麼也沒敢要。可是很快，鄉鎮幹部某某某和某某某上門拿出1萬元，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下級一次拿出這麼多錢。”
那時候的杜在新，還如履薄冰。
據他的一位朋友回憶說，有一次在杜家，主客幾人正在客廳談話，杜在新突然停下來，頭也不回，聲色俱厲：“你又幹什麼去？！”
在他背後，兒子正躡手躡腳想出門。父親一聲喝斥，他愣在原地。妻子這時出來替兒子講情：“他也一天沒出去了，讓他出去走走吧。”
杜在新很惱火：“走什麼走？！”
自從他的兒子調來監利後，走在馬路上就會有人上前招呼：“請你吃飯！”有主動結交的，有介紹別人來結交的，其中甚至包括涉黑組織成員。後在縣公安局查辦涉黑組織案件時，犯罪嫌疑人一再提及杜在新的兒子，後經反覆查實，才證明他並未參與犯罪。
有人感慨：“老杜真不應該把他兒子調來。”
在主政監利不到三年的時間裏，杜在新的家庭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變化。兒子結婚，他一桌酒席都沒有擺；父親去世，同樣不事聲張。
可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議論他了。“做了官就不認老同學老朋友了”、“高攀不上了”，這些說法同樣令杜在新爲難。他在悔過書中提到：有些錢物往來，是純粹私人之間的“禮尚往來”。
然而這道界線很快就難以把守了。
杜在新在悔過材料中談到：第一次收下兩位下屬各一萬元錢後，他“就像一輛汽車，自己只有購置權，可是方向盤握在別人手裏，剎車踩在別人腳下，從此這輛車的方向就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中了”。
儘管這樣，他還是心存忌憚。杜在新先後向廉政賬戶上交6萬餘元，這個數字在監利縣廉政賬戶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他在悔過書中繼續說：“如果說那一次是我的堤壩打開一個小口，那2002年妻子住院，就是大壩潰堤。”
杜在新的妻子因患乳腺癌住院期間，醫院一度下了病危通知書。21個鄉鎮和各直屬部門的領導無一例外地趕赴荊州市的醫院探望。
“趁沒人注意，就往病牀被子下面掖錢，要不就是牀頭櫃什麼地方。這裏那裏，找到能塞錢的地方就塞進去。”據當時負責照顧的縣委工作人員估計，一般的鄉鎮是2000元，有的塞了5000元。根據這個數字大致估算，那一次妻子住院，杜在新收受數額約爲37萬。
妻子死裏逃生之後，謹慎的杜在新向廉政賬戶上交了兩萬元禮金。就在那一天，他對一位朋友說：“生死邊緣走了一遭，這一次我看開了，人活着不就那麼回事嗎？”
後來的事情已經無需多言。一位縣處級幹部說：“杜在新在監利把人都得罪光了。因爲不管能不能辦成事，他都收錢。經常是一個位子許給好多個人，收得連他自己都記不清楚了。”
一位縣裏的老幹部說：“楊道洲、杜在新的幹部路線就是唯上、唯錢、唯親，領導打招呼的要提拔，重金相送的要提拔，是同學、老鄉、親戚的要提拔。難怪每次幹部變動時，都有一些有分量的人來監利打招呼；難怪有‘心誠’者要在大年初一到楊、杜的祖墳上去祭祖；難怪有些人要千方百計和楊、杜或是他們的夫人認同學、攀親戚、套老鄉；也難怪縣委組織部門曾有科長直言：‘想提拔，沒有關係，是不可能的。’”
杜在新最後完成了一個文人到貪官的角色轉變，他的政治形象，定格於監利幹部口中的“杜災星”。
一位政協系統的幹部說：“鄉鎮和縣直部門在發展經濟時，一味迎合縣委書記的好惡，你說挖魚池，我就搞‘路邊花’、搞形象工程，把種棉花的田也挖成魚池；你說‘招商引資’，我就‘見了菩薩就下馬’，就是垃圾企業也引進來；你說‘寧可少收3000萬，不能再死一個人’，我就採取不作爲，農民的合同款乾脆停收……”
杜在新曾在一個私下場合對朋友說：“就是這羣人，把什麼都搞壞了。動不動就往上跑，往荊州、往武漢跑，找人下來講話。”這位朋友回憶說：他的痛恨之情溢於言表。
杜在新於9月19日寫完了他的悔過書，於9月23日被荊州市紀委移送荊州市檢察院。
湖北徹查此案
截至發稿時爲主，監利縣又有數名涉案人員被相關部門查處。
監利縣反貪局一名參與辦案的警官告訴記者：縣委主要領導中間，在蘇兆新的行賄案中，除了少數幾個沒有接受賄賂以外，幾乎人人都是榜上有名。
監利縣反貪局頂着壓力查辦蘇兆新案之後，湖北省委給予了高度重視。據荊州市檢察院查辦杜在新案的主管領導介紹：杜在新一案，是湖北省紀委的發函查辦件。
作爲“中國第一稻穀縣”，監利縣是省委書記俞正聲“很花心思”的一個區縣。作爲中央政治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的很多施政想法都把監利包括在試點範圍內：農業稅費改革、機構精簡，等等。在監利縣，人們經常能看到一位中年幹部在鄉鎮、村莊、學校到處瞭解情況，輕車簡從，不事聲張。
“這次能查到這個力度，多虧俞書記反腐決心大。”監利縣一些官員說。
一位官員說，古人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腐敗現象是黨和人民的心頭之痛，是黨紀國法不能容忍的。楊道洲、杜在新的被查處，正反映了黨心民心所向。一切腐敗分子必然以損民始，害己終。另一位老幹部說：貪官個人的悲劇造成的是全體縣民的悲劇，曾經蟬聯湖北省糧食產量九連冠的監利縣，目前各項經濟指標在荊州市8個縣市區中“穩居末位”。原來人均財政收入不如監利的幾個周邊縣市都超過了監利。“監利的農民很苦，監利實幹的幹部也很苦，恨鐵不成鋼、想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好領導更苦！監利再也經不起折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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