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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強共存的邏輯
從順序上說，共存才能共強，這是誰都知道的道理。問題在於共強之後，是否還能共存。歷史經驗表明，中國強盛的時候，東亞秩序井然；而在中日兩國共弱或日強中弱的時候，維繫兩國關係穩定的鏈條往往就會被打破，東亞則陷入混亂與無序，兩國甚至無法維繫共存的狀態。目前的東亞面臨前所未有的格局，強大的日本和強大的中國，這無疑對兩國政治家都構成了重大的考驗。那麼，歷史的邏輯是否會被改寫——中日共強成爲兩國共存的基礎。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逐步地強盛起來。19世紀末，日本走上對外擴張之路，通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逐漸確立了其在東亞政治版圖中的翹楚地位，進而甚至想把積弱有年的中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從蠶食到鯨吞，並最終發起了全面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影響至今的深創鉅痛。二戰的結束開啓了中日兩國同時振興國家的歷程。1970年代，美國就已經意識到日本的威脅，1980年代的美國媒體甚至誇張的驚呼：日本正在“買”下美國。
日本的飛速發展給了剛告別文革的中國一個啓示。1978年鄧小平訪日時說，“我知道了什麼是現代化”。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走上了改革與發展之路。這一轉型，讓中國向強國邁進的步伐越來越快。20年後的有一天，中日兩國突然發現他們面臨的一個共同課題：如何與另一個強國在東亞共存。21世紀初，有西方學者問日本學者，是否可以接受中國成爲東亞主導力量？日本學者的回答頗耐人尋味——“經濟上或許可以，政治上絕對不行”。這種微妙的感覺是否出於一種均勢共存的心理？也就是說，在日本沒有恢復“正常”國家地位之前，很難接受中國是政治大國的事實。如果是這樣，從邏輯上講，共強於是又成爲中日良性互動的基礎。
鑑於中國躋身強國行列只是時間問題，日本也相應加快了成爲政治、軍事大國的進程。這從近些年日本謀求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努力就可見一斑。日本客觀上是在營造強強共存的狀態。強強共存，或許是東亞秩序最合理的選擇。因爲以今天國際格局，中日並非世界僅有的強國，強強共存必然是多極條件下的共存，以中國或日本爲中心形成勢力範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國際合力的作用下，中日惟有共存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地緣優勢，爲兩國創造最佳的生存環境。
“大塊頭”與“小塊頭”
毛澤東曾通俗形象地說過，中國“塊頭”太大，使得想吞下或幫助中國的人望而卻步。日本是“小塊頭”國家，卻曾夢想用武力征服中國。歷史上一度出現了“小塊頭”日本試圖吞下“大塊頭”中國的“奇觀”。之所以稱之爲“奇觀”，是因爲日本無論是國土面積還是人口數量都與中國有很大的距離。當時，日本顯然認爲吞下大而弱的中國並不太難。今天，當日本甚至可以“買”下美國時，它是否也想過“買”下中國？其實，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中也是荒唐的。二戰後，科技革命使得商業社會高度發達，徹底結束了靠武力佔領市場和資源的歷史。日本成爲經濟大國，靠的是遍佈世界各地的工業，靠的是僅次於美國的產業科技研發和對外援助。對比冷戰時期，美蘇爭奪就主要體現在對世界主導權的爭奪，是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對抗，或稱“體制之爭”。
未來的競爭將是看誰能掌握領先世界的科技優勢，以及支撐這種優勢的經濟實力。因此，對勢力範圍和資源的爭奪將不再是國與國間競爭的主要目標。對中日兩國而言，今天的中國不僅仍然具備“大”的條件，而且正在將之變爲現實。同樣，掌握領先世界的產業技術研發能力的日本，是衆所公認擁有成爲經濟軍事大國條件的發達國家。中日兩國已經不可能出現一弱一強的格局。一方對另一方取得戰略優勢可能性也降到最低。
1990年代，日本最先預感到中國發展勢頭，與美國在“接觸”與“遏制”之間猶豫不同。日本最早提出將中國納入到國際體系之中，以此來約束中國的行爲方式，使中國成爲遵守國際規則和規範的國家。修訂日美安全條約時，日本曾擔心會刺激中國，在內容上儘量避免引起中國反感的用詞。而進入21世紀，中國積極主動參與世界和地區事務，在多邊機構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引人注目，日本的不安和警覺也與日俱增。日本當然知道這意味着什麼。中國取得政治軍事大國的地位已經不是可能而是事實。這讓日本不僅難於接受而且難於消化。爲此，日本一方面加快了向政治軍事大國邁進的步伐。另一方面，選擇全力支持美國對世界新秩序的主導地位，防範中國。日本是藉助美國的“大塊頭”，抗衡中國的“大塊頭”。
中日共存的美國因素
與上世紀1990年代日美修改同盟條約時，日本提出避免對中國使用“刺激性的語言”不同。日本現在並不諱言，中國是日美軍事條約存在的因素。日美軍事同盟條約已由過去限制日本發展軍備，轉變爲抑制中國的軍事同盟。日本對中國的提防是全方位的。但更重要的，日美軍事同盟是日本取得與中國平起平坐地位的主要平臺。
日本首先實現從被保護國向平等的軍事同盟者轉變，爭取獨立軍事盟友地位。在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中，獲得相應的軍事和政治地位。同時藉助日美聯盟的力量，實現對中國的政治軍事優勢。可見，日本現政府強化日美同盟是戰略選擇，並非權宜之計。只要日本認爲與中國存在着距離，日本就不會放棄這樣的選擇。其次，日本支持美國的世界主導地位。比如通過向伊拉克派兵等舉動，既表明日本對美國的無保留支持；也說明日本不希望美國被削弱。尤其美國在東亞的政治軍事存在，對日本來說至關重要。以此爲出發點，日本不僅不反對美國對臺灣的軍事介入，而且把這一點視爲美國顯示其在東亞穩定中不可替代作用的重要承諾。
那麼，在日美軍事同盟這樣的定位下，中日強強共存是否還能成立？問題的關鍵是，中日共同利益是否足夠大到彼此容忍自己與一個強大的國家爲鄰。顯然目前不存在這樣的共同戰略利益。日本戰略家認爲，中國未來發展有諸多不確定因素，如統一問題、政治體制問題、人口老年化問題，以及日益外向性的中國外交政策的動機等等仍不清晰。這些不確定因素隨時都可能改變東亞甚至世界的力量對比。換言之，在日本人尚未琢磨透中國的意圖之前，不僅不會削弱日美同盟，還可能以此爲核心在東亞構築起類似19世紀歐洲的所謂“列強同盟”，或者加入到與中國展開激烈軍備競賽行列，阻止中國成爲東亞的惟一“強國”，要麼最終實現中日均勢共存，要麼在競爭中取得優勢，拖垮中國。
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都沒有像中國這樣，還在“襁褓”中，就已經被層層設防了。日本是這些列強中最爲活躍的因素。由於中日兩國都不希望對方成爲軍事政治大國，卻又都無法阻止對方。現在的中國人比歷史上任何時期的中國人都清楚，自己要什麼。日本人也知道中國人應該有什麼。同屬一個文化圈，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歷史和現狀有着比西方人更爲透徹理解。中日惟有合作共存，方能使彼此生存的更好。當然，日本必須對自己的侵略歷史有一個深刻的反省，這纔有助於成爲一個“正常”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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