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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一位值得稱道的愛國教育家兼編導、戲劇家和外交家，較早地把西方教育思想和戲劇藝術介紹到中國並參與創建了中國兩所知名大學；在中國早期話劇藝術地開創及現代戲劇形成和發展中做出過突出貢獻；在國際交流和外交活動中擔任過中國參加聯合國大會首屆代表並參與修訂《世界人權宣言》。他就是張彭春。
提議創辦南開大學
張彭春，又名蓬春，字仲述，人稱“九先生”，1892年4月22日出生於天津。1908年他以優秀的成績畢業於南開中學，爲第一屆畢業生。1910年以第10名(共70名)的成績被錄取爲“旅美學務處”(清華學校前身)第二批“庚款”遊美生赴美國留學。1913年獲克拉克大學學士學位，1915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後即留在美國任中國留美學生聯合會指導。1916年夏他懷着“教育救國”的宏願回到天津，在南開學校任專門部主任一職，直到1919年6月。其間，1917年8月至1918年12月任代理校長職務。他在就任後，立即提議創辦南開大學。8月21日他在新學年開學典禮的演講中提出：
教育爲救國之大本，而教育所以能養成良美之國民者，要非使學生知識優美，道德高尚，身體強健不爲功。是以大學之設，爲吾校刻不容緩之圖，而國魂之保守，毅力之增加，以期無負全國厚希教育救國之忱。
接着，8月22日他在邀集南開學校專門部師生的演講中，更進一步提出了改辦大學的具體建議，包括辦學目標、學制和學科設置。在這個演講中，他提出了南開大學生的最高標的是“發明新理爲世界學問之先導”；低標的是要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救國的雄心壯志。同時在南開《勵學》雜誌《提議改辦南開大學》的一篇報道中，也表述了上述思想。
這一提議震動了全校師生，也被嚴修和張伯苓所接受。1919年2月，張彭春被嚴修及張伯苓任命爲南開大學籌備課主任，主持籌備工作。是日與嚴修、張伯苓、華午晴、馬千里共議大學籌備事宜。他還主持起草了《南開大學計劃書》，於1919年5月中旬出版。這份《計劃書》包括“大學課程之詳細規定”、校舍規劃等，是創辦南開大學的大綱和藍圖。嚴修和張伯苓在募集辦校經費時均隨“捐契”附送《南開大學計劃書》，爲籌建南開大學募集經費也發揮了作用。
張彭春在南開大學發展中的幾個關鍵時期都發揮過較大的作用：1929年末和1933年兩次赴美，都是爲學校募集經費的，1937年赴港澳募款3萬餘元。1945年抗戰勝利後，師資、校舍、資金都缺乏。張彭春當時在美國爲學校聘請教授回國任教。又在1945年10-11月代表校長回津視察校舍，並以他在外交界及政界(1938年曾被推爲天津出席全國參議會參議員)的影響同軍政、工商各界交涉、聯繫籌款覆校事宜。在他的多方鼓動下，籌款任務大大地超額完成，爲順利覆校、迅速開學創造了良好條件。
致力於南開教育改革
1926年春，張彭春回到南開任教授。同年秋，在哲學教育系開設了“中學教育”課，研究中學課程的改造問題，並擬定適合於中國現代需要之課程標準。在英文系開設了“英文”和“現代戲劇”課程。在此之前，他在1917年-1919年曾擔任南開中學的教育課程，1922-1923年他還到歐洲考察過一些國家的中等教育。回國後，他作爲中華教育改進社的研究員，專心致力於中學教育的研究。1923年10月中華教育改進社與國力北京師範大學合辦中學課程研究班，學期一年，由張仲述主持。再此期間，他在研究班上和在中華教育改進社1923年年會中等教育組多次作過演講，並協助張伯苓主持南開中學的教學工作，潛心致力於中學教學改革。 1927年初，在他的組織下，“社會觀察”課列爲正式課程。暑假期間，南開中學召開了“學校工作改革討論會”。張彭春在會上作了《<開闢的經驗>的教育》的專題報告。不久，他又在中學第二十三學年開學式上作了《如何使學校工作得較高得效率》的演講，在連續召開的幾次教職員聯誼會上又作了《先生究竟要教什麼呢？》、《學校工作改革的意義及改革的新組織》和《南開教育的一個新方向》等三次演講。1928年3月又作了《本學期所要提倡的三種生活》的演講。在這些演講中，他提出了教學改革的新方向。他指出，必須改革單純重學科、重課堂、重考試成績的教學方式。爲此，他提出了“開闢的經驗”的教育理論。他認爲“現代教育應爲開闢的經驗的教育”，並指出學習西方不能模仿，“不徒在攫得現代化之已成物，尤在能創造更新之文化”，而“開闢的經驗”即現代文化之出發點，而現代教育之目的，在養成每一國民之現代力。教育之意義，在以經驗較廣之人，協助經驗少之人，鍛鍊其生活力量。他提出“學校工作，當以動作爲主，學科爲副”，進而提出了“開闢經驗”的三動作：其一，是個人能力的鍛鍊，在思想方面須養成創造的思想，須養成能自動地搜索原料加以整理之能力，在身體方面，能養成敢於冒險並能忍辛耐苦之精神，在情感方面，須培養一種於大自然相融合之美趣；其二，是團體生活的能力的鍛鍊，應注意1.共同目標之領略，2.對“領導”和“隨從”之舊觀念須改變，變少數人處處做領袖爲多數人憑其一技之長於社會中爲領導者；其三，是生產技能的鍛鍊：1.應承認用思想支配物質與支配文字，2.注重實習。
1932年，他又提出了“力心同勞”的教育理論。是年2月13日，張彭春從國外回到天津。他在蘇聯和日本看到那裏的半工半讀教育，受到啓發，便在秋季開學後的高一班辦起了“新教育試驗班”，開設了木工、鐵工、印刷三個工廠進行試驗。在1933年發表的《教育工作的一個新方向》一文中，他分析了當時大中小學的教育，認爲“‘方式’是改了新，但是‘觀念’仍然是舊的。仍然是創造大批的‘士’的出品”。因此，他呼籲“‘士’的教育之應改革和‘力心同勞’教育之應提倡”。“教育工作非要努力走向一個新的方向不可，所謂新的方向就是：從消費的轉向生產的，從動小筋肉的轉向動大筋肉的，從舞弄筆墨的轉向改造物質的，從靠人生活轉向自食其力，從個人競爭轉向團體合作。”這在當時破除封建教育思想是有積極意義和革新精神的。
中國現代話劇的倡導者
張彭春在留美期間，就對戲劇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他在學習哲學與教育專業的同時學習戲劇。在1915年2月以前，就“已著短劇數篇”，現在已經找到的劇本有《闖入者》、《灰色的人》和《醒》三個劇本。其中《闖入者》於1915年在《南開季刊》(英文)發表。《醒》劇於1916年10月起在南開分別用漢、英兩種語言演出，並於當年12月用漢、英兩種文字對照本於《南開人》雜誌發表。這批劇本是在我國話劇還處在文明戲時代，而以歐美現代戲劇的結構模式創作的，可以稱爲我國最早的現代戲劇劇本。連同張伯苓在1908年赴歐洲考察回國後親自編寫、親自導演是演出的《用非所學》一劇，可以說是我國話劇最早直接由歐美引進中國的、中國人自己用中國題材編演新劇的最初嘗試。1918年校慶時演出的《新村正》是張彭春以歐美現代戲劇觀念和中國民族的審美意識相融合，深刻地揭示了時代的偉大主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新村正》的問世，宣告本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戲劇結束了它的萌芽期――文明新戲時期，而邁入了歷史的新階段。”
他還改譯了許多外國名劇。如《爭強》(根據英國高爾斯華綏的“Strife”與萬家寶合作改譯，1929年)、《誰先發的信》(根據英國米爾恩同名劇譯)、《財狂》(根據法國莫里哀的《慳吝人》與曹禺合作改譯，1935年)。他根據多年的舞臺導演經驗，按中國觀衆的習慣，對“一切文化承平”進行改造。把五幕的《慳吝人》改爲三幕的《財狂》，人物和環境都中國化，爲改譯外國戲劇積累了經驗。
張彭春1916年9月被南開新居團公舉爲副團長兼任導演，這是我國學習西方導演藝術在國內執導話劇的第一位導演藝術家。據史料，30年之間，他先後導演了二十多個劇目。他除了導演本校創作或改譯的《一念差》(1916)、《醒》(1916漢、英語)、《一圓錢》(1918)、《新村正》(1918)、《爭強》(1929)、《新村正》(改編本、1934)、《誰先發的信》和《財狂》(1935)外，還導演了許多中外名劇：《奇特拉》(1924)、《愛國賊》、《壓迫》、《獲虎之夜》、《可憐的斐迦》、《國民公敵》(以上1927)、《聖泉》、《少奶奶的扇子》、《瞎了一隻眼睛》、《小麻雀》、《娜拉》(以上1928)、《西方健兒》(與趙紹熊合導)、《歸來之夜》、《藝術家》(以上1935)等。其中特別是《財狂》的演出，轟動了華北，鄭振鐸、巴金和靳以等都從北平到天津來觀看演出。張彭春在多年導演中取得了豐富的導演經驗。他在《關於演劇應注意的幾點――原則和精神》一文中談到許多藝術規律，如“一與多的辨正關係”以及動態中的“急緩、大小、高低、動靜、顯晦、虛實”等“動韻”規律等等。他在與梅蘭芳的合作中，還對中國的傳統戲曲――京劇進行了大膽的革新嘗試，如廢除檢場陋規，淨化戲劇舞臺，對劇本的刪削改良，減少純交代性重複場次等。他對傳統戲曲的優秀演技的吸收和繼承也有許多精闢的論述。
中西文化交流及國民外交活動
除了前述張彭春把西方現代戲劇藝術引進中國以來，早在1921年他就同洪深一起共同創作了中國民間故事題材的話劇《木蘭從軍》在美國演出。
1930年2月作爲梅蘭芳劇團的導演兼顧問，先後在美國的紐約、芝加哥等地組織演出活動。1935年又被梅蘭芳劇團邀請任該團總導演，先於1月21日赴美，後又於3月21日赴蘇聯進行訪問演出。這幾次演出都按照張彭春對這些國家的瞭解，選擇了美、蘇人命所易於接受的劇目，如第一次在美國選出了《刺虎》、《汾河灣》、《春香鬧學》、《打魚殺家》、《霸王別姬》等優秀劇目，並且進行具體指導：在《貴妃醉酒》一劇中他提出減少進酒、調情等的次數，使演出由原來的45分鐘減少爲25分鐘。成功地把中國民族地優秀傳統藝術介紹給西方人民。在訪問中，張彭春還在蘇聯會見了著名戲劇家梅耶荷德和丹錢柯，彼此交流了戲劇表演藝術經驗。張彭春還多次出國進行學術交流。1931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學一年，1932年3月曾赴蘇聯考察，1933年6月到加拿大德班夫市參加太平洋國際會議，後到檀香山，在夏威夷大學講學一年，1936年又赴英國在倫敦等地和牛津，劍橋等10所大學作學術演講，同時考察教育。訪蘇後，他在南開大學作了《在蘇俄所看見、聽見跟想到的》、《共產主義的哲學背景》、《蘇俄教育狀況》和《蘇俄戲劇的趨勢》等演講，介紹了當時蘇聯各方面的情況。他在英國期間，介紹了中國文化的變遷。同時，倫敦伊文思公司出版了他的相應著作《中國在十字路口》一書。抗日戰爭爆發後，南開大學被日本帝國主義炸燬。張彭春到西南聯大任教授。1938年6月，他被選爲代表天津出席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的參議員。1939年1月，他請長假赴美致力於國民外交活動。在美國，他發起組織“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同美國30個和平團體聯絡，爭取支持中國從事抗日救國的鬥爭。
從1940年起，他先後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派遣出任駐土耳其全權公使，駐智利全權公使等職。
1946年1月，聯合國大會在倫敦召開，他作爲中國代表之一，被派前往參加。大會期間被任命爲社會經濟理事會代表。1947年7月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國代表。1948年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參加起草《世界人權宣言》，並任歷屆駐聯合國代表。1952年初退休。
張彭春在抗戰勝利後的演講中回顧自己往事的時候說：“個人三十多年來，有時致力於教育，有時從事外交，有時也研究戲劇，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所務太廣。其實一切活動，都有一箇中心興趣，就是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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