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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的研究成果被各大媒體冠以“盛世危言”的標題予以報道，面對媒體和公衆強烈的反應和似是而非的誤讀，丁元竹所希望的是：“凡是預測到的事情一般是不會發生的，因爲預測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會去避免。”
中國腹地湖北省大悟縣的農戶徐非今年45歲，正面臨這樣的狀況：他的二畝田地荒蕪，無人耕種，因爲種田不掙錢；他18歲的大孩子徐航輟學後就在家閒蕩，沒有工作；他兄弟徐利買卡車時借過當地銀行機構的貸款，但這筆“國家的錢”因爲無法追回，已不了了之；徐非因爲生活困難，不得不在國慶節到他的姐姐家(另一個鎮上)借500元錢度日；他的家鄉現有一座開採完畢的銅礦，只剩下被破壞的山體和因爲化學加工被污染的環境；他坐在他姐姐家裏，一邊抽菸，一邊看電視裏關於臺灣的報道；他姐姐家最初不願借錢給他，因爲他的“好吃懶做”的爲人，他的誠信也遭到懷疑；他的孩子徐航雖說沒有工作，卻會上網，並且認識一個姓“湯”的女網友，因爲網絡技術的普及使一個孩子也成爲“地球村”的一員；距他最近的令人擔心的地點是河南艾滋病村；距他最近的令人心有餘悸的事件是去年SARS流行。
這是真實的一幕，並非個例。新近撰述了《2010年：中國的三種可能前景》研究報告的中國戰略與發展研究專家丁元竹先生就歸納了影響中國未來走勢的十個問題，它們分別是：就業問題、三農問題、金融問題、貧富差距、生態與資源問題、臺灣問題、全球化問題、國內治理危機、信心和誠信問題、艾滋病和公共衛生。
徐非的十個側面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這十個問題，那麼6年之後呢？徐非所面臨和感受到的這些境遇是會好轉還是惡化？丁元竹的報告並未給出2010年的答案，卻詳細分析了三種可能性。
“盛世危言”的提法過了？
學者丁元竹的這份報告一經公佈，媒體即驚呼“盛世危言”，這使得丁元竹不得不保持低調，他拒絕了許多媒體的追蹤訪問，在接受《新週刊》的採訪時，他也明確表示，不要在報道中提到他的單位。
“盛世危言的說法有點過。”丁元竹表示，每個社會在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問題，對於出現的問題，國民既要對成就有信心，也要看到問題，而媒體更應該全面看待問題，要有健康平和的心態承受各種好壞分析和預測。在丁元竹看來，盛世危言實際上是警世通言。他說：“凡是預測到的事情一般是不會發生的，因爲預測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會去避免。”而這，正是這份報告的初衷。
報告預測了2010年將會出現的三種前景，即對於小康目標的繼續前進、偏離和無法達到。至於這三種前景誰最可能變成最終現實，報告最後只是進行了情景分析，並未給出結論。但研究者對98名專家的調查顯示，對於“2010年之前”發生危機的可能性，有77位專家作答，其中51位認爲會發生影響經濟社會進程的重大危機。這也是報告中所指出的“危機多發期”，這與媒體所誤認的“2010年”和“2010前後”是危機多發期有所出入。
危機意味着什麼呢？研究者歸納道：“危機和衝擊意味着動盪；遭受損害；無法應對的困難；對抗；無力抵禦風險；衝突。”其中，研究者直指，環境危機的發生將直接威脅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儘管研究者沒給出答案，但實際上已巧妙地作出提示：三種可能的前景誰會到來，取決於中國政府和國民應對危機的能力。
危機多發期不等於危機必發期
該報告指出，能否同時處理衆多危機是中國政府面臨的最大挑戰，問題是各種危機都是相互關聯的，每一種局部危機都可能引發全面危機。與此同時，也沒有一個危機因素會決定中國2010年前的走勢，其因素是否會釀成危機還取決於中國2010年前社會和政府採取的有關政策和效果。也就是說，從現在到2010年，危機多發期並不是危機必發期。
實際上早在2000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報告就提出了未來10到15年中國發展存在的不確定性。如何規避危機多發期演變爲危機必發期，這是人們最爲關心的一個問題。
危機該如何防範，答案之一是丁元竹接受《新週刊》採訪時提出來的引入“危機管理”機制。丁認爲，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同時，需要制定一個有效的，能夠幫助快速溝通、快速作出影響評估和控制的危機管理計劃，並使之成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最爲重要的部分。
一般來說，危機管理在管理層次上高於日常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層次。危機管理計劃不是獨立的，它必須與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結合起來，也必須與國家、地區和部門的危機管理體系相適應。當然，就我國來說，在制定危機管理計劃的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危機管理系統，這也是我們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時必須考慮的問題。
丁元竹認爲，在中國引入危機管理首先要解決的環節是先立法，只有當類似於“緊急狀態法”之類的法令出現時，危機管理才能真正運轉起來。否則，像發生礦難、洪水或SARS事件時的臨時調查小組、指揮部和協調小組只能是權宜之計，只是在後果出現時發揮作用，而無法預警和防患於未然。
另一個答案是採取均衡的發展觀，“採取均衡發展的方式，並使之成爲各界的共識。重視社會及經濟的均衡發展，同時亦必須注重文化及環境方面的發展，使這幾方面成爲追求全面及均衡發展的基礎。”丁元竹等人倡導的“均衡的發展觀”是“治本”的一劑良藥，它雖然比“治標”的危機管理來得慢，但會是社會穩固的基礎。
最大危機可能來自國民心態
事實上，在丁元竹報告引發衆人討論之前，由王韶光、胡鞍鋼、丁元竹三人所作出的研究報告《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就於去年年末發表，它關注經濟景象背後存在的問題。該報告指出：“我國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在1-2億人，其佔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滿意者比例7%-8%，大約在3200-3600萬人之間。”雖然它沒有引起媒體和公衆的注意，但它作出的理論分析依然是《2010年：中國的三種可能前景》的學理依據。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政府對於智囊研究機構的報告並未干涉，表現出了政府直面現實問題的能力和勇氣。倒是媒體和公衆強烈的反應和似是而非的誤讀，折射出人民的素質和不成熟的心態。
丁元竹這份報告的特色在於引入了國外學術預測常用的“情景分析”和“預測判斷”的技術手段，提供了一種國內未採用的新的研究方法，這纔是其首要貢獻，而其中設計的問題實際上都是“老生常談”，對於丁元竹來說，該報告得到媒體追捧，也出乎他的預料。
聯想到SARS期間市民的恐慌以及一段時間內民間情緒的非理性亢奮和不安，報告也指出：“有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未來社會不穩定的前景。”民衆的判斷和預期與專家的理性分析之間橫亙着一道牆，這也是這份報告的不足之處。民衆的情緒會演化成“信任危機”，儘管信任危機起初並不在課題組的調查框架中，但是很多專家都關注它，小到個人和企業，大到國家和社會，信任就是一種基於經驗、週期的良好預期，否則就相反，它影響整個社會形態。
作爲2010年前的“景象預報”所折射出來的“大國寡民”心態也很值得深思。與報告所持觀點不同的兩種民間看法是：由於2008年北京奧運的預期利好，人們願意用“四年奧運，十年國運”來形容，即奧運會後還會有十年的國運。另一種情況則是：專家眼中的危機多發期會推遲到來，至少是推遲到2010年以後。理由也很明顯，即改革仍在衝大關，經濟體制改革仍大有可爲，“棋還有得下”，而不是故步自封的局面。
與民間這種幾乎“肯定式”的期望相比，丁元竹給出的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確定的答案。丁元竹希望的是：“風險一旦被人們廣泛認識，其發生的可能性就減小很多。”
丁元竹最後表示，如果有更多的人來關心這樣的國情報告，而不是認爲“我不能影響未來發展，我何必參與”或“官員與商人決定未來，我只管自己的事情”，公民保持充分的熱情、參與政府決策纔是我們應對危機的最有效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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