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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眼中的危機
中國危機的國外預言
危機如何防控
中國正處盛世。很多人持這樣的觀點。在這樣的時候，由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發佈的一份名爲《2010年，中國的三種可能前景——對98名政府和非政府專家的調查與諮詢》的報告則顯示，在課題組調查到的98位專家中，有51位認爲“中國在2010年前會發生影響這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的重大危機”。這很快就被人們稱爲盛世危言。於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一個難題是，如何破解可能到來的社會危機
當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丁元竹帶領的課題組公佈他們的研究報告時，這個確切年份的出現給人們極大的震動。在課題組調查到的98位專家中，有77位對“中國在2010年前是否會發生影響這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的重大危機？”作了回答，其中51位認爲“會”，佔調查人數的66.23%。
這份名爲《2010年，中國的三種可能前景——對98名政府和非政府專家的調查與諮詢》的報告源於2003年春夏發改委對專家的調查。今年一經公佈，立即被學界稱爲“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的出臺
“如果首先設定一個確切的時間點，然後通過封閉式問卷進行預測，這種誘導性的提問是不科學的。”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張成福對《國際先驅導報》說。
關於爲什麼會把2010年作爲研究的特定時間點，丁元竹自己解釋，2010年之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處於一個關鍵時期，關係到中國能否實現中期戰略目標。但另外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指出，2006年到2010年正是我國“十一五”期間。因此，發改委的這份報告主要將作爲我國制定第11個五年計劃的參考。
丁元竹的課題組明確提出想效仿國外的類似課題。通過專家對未來固定時段進行預測的最著名的例子是，1997年和2000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分別通過專家系統來確認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驅動因素和關鍵不確定因素。
在最後參與調查的98名專家中，有81名來自境內，17名來自境外。境內專家的來源既包括了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和高校，也納入了一些民間機構。境外專家的選擇標準則是“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有研究”，比如2002年曾經因對中國統計數據提出質疑而名聲大噪的美國匹茨堡大學經濟系教授托馬斯·拉斯基。最後專家的組成情況是：經濟領域45位，環境領域4位，社會領域16位，國際關係領域6位，衛生領域2位，公共政策領域6位，其他領域17位。
調查正值SARS前後，“危機”成爲中國社會最流行的詞語。但是專家們對這個詞語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據課題組統計，大概有“動盪”“遭受損害”“無法應對衝擊和困難”“直接對抗”“無力抵禦風險”五種解釋。在不同的理解基礎上，課題組統計出的結果是：在社會發展領域，社會差別拉大(包括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失業下崗問題被認爲是高風險的領域。在經濟領域，金融風險、三農問題最爲人們關心。“經濟是基礎，信心是關鍵，二者不可分割。從爆發的可能性來說，社會爲爆發點的可能性最大”(報告引用專家語)。
報告把中國2010年可能的三種發展模式分別歸結爲“沿着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預定目標穩步前進”“偏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預定目標”“無法達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預定目標”，其中後兩種情況顯然是政府部門不願意看到的。
“高風險社會”即將來臨
丁元竹的“盛世危言”得到了學界多位專家研究的驗證。“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發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頻發的導致重大傷亡的災難，看上去似乎並不相關，但它們在本質上是有聯繫的，共同預示着一個高風險社會的來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家鄭杭生教授說。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路路也認爲，當代中國社會因巨大的社會變遷正在進入一個“風險社會”甚至是“高風險社會”，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NIC的《2015年全球趨勢：圍繞未來與非政府專家對話》估計，2015年前中國的發展充滿艱難和不確定。要求經濟快速增長同時又要保持現有政體不變會使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充滿壓力和挑戰，這些挑戰影響到政權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全球化的廣泛需求和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全面結構性變革將使社會和經濟混亂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和類型，這些混亂將加劇已經廣泛存在的國際和國內問題。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對《國際先驅導報》說，中國社會危機的產生主要是由於計劃經濟時代和改革開放的遺留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改革已經把好改的都改了，現在只剩一堆骨頭很難改”。
中國是否能承受危機
“在許多專家看來，有兩種不同的情形將挑戰美國及其盟國：一是一個虛弱和分裂的中國，或者一個崛起並利用其經濟實力和軍事優勢挑戰周邊的中國。這兩個相反的情景使專家們更願意看到中國作爲一個和平的力量，經濟保持增長和內部問題穩定。”
得到蘭德公司支持的查爾斯·沃爾夫在其《中國經濟的斷層線》中指出：“中國在未來10年面臨的厄運具有廣泛的可能性。這些厄運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結構性的(如城鄉失業、貧困和腐敗)、部門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傳染病、水資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國內金融危機和外來直接投資的萎縮)、安全性的(臺海軍事緊張和衝突以及亞洲其他周邊關係緊張等)”。
丁元竹也把2010年前中國社會的風險歸結爲十個方面：就業問題、三農問題、金融問題、貧富差距、生態與資源問題、臺灣問題、全球化問題、國內治理危機、信心和誠信問題、艾滋病和公共衛生問題。但令他困惑的是，中國在過去的20年中已經經歷了查爾斯·沃爾夫提到的厄運中的五個：失業、腐敗、水資源問題、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國依然保持了其經濟發展的持續性。
“中國最近也經歷了國際社會曾經擔心的石油價格對中國經濟的衝擊，美伊戰爭後的國際形勢和中國目前國內的經濟形勢表明，石油價格波動對於中國經濟的衝擊並不像原先預想的那麼嚴重。剩下的兩個國際上擔心的因素：外國直接投資的萎縮和臺海軍事衝突，這是不曾發生的，也是無法預料的。”
李楯把中國比喻成爲一座大壩，“雖然專家們可以認爲腐敗問題或者信心問題非常重要，但是事實上很難確認到底哪個問題會成爲導火索。就像一座大壩我們只能說它有問題，但在出問題之前很難準確地說漏洞會出在哪個地方。目前情況看來，除非臺海開戰，中國不太可能出現大的動亂，所謂的危機基本表現爲大事沒有、小事不斷。”
張成福也認爲“每個社會都會存在危機，但目前中國的危機，第一不是不可以預防的；第二現在還不存在爆發大規模危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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