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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魏光榮，和國知是同村人，從小在一起，又同在家鄉椿木營工作20年。
2003年3月，州委州政府決定，把“消除茅草屋，讓特困羣衆住進新居”列爲當年爲百姓辦的十件實事之一。我們椿木營是宣恩縣最爲高寒偏遠的一個鄉。當時，尚有100餘戶茅屋戶，而且這些茅屋戶大多分散在環境最偏僻、最惡劣的地方。3月中旬，鄉里成立了“消茅”工作領導小組，周國知擔任辦公室主任。說是辦公室，實際只有他一個人。由於“消茅”工作政策性強，必須做好摸清底數、拍攝資料、登記造冊等基礎工作，才能制訂出選址、設計、施工等具體的實施方案。而這些工作哪一項都需要周國知親自去做。有一天遇見他，談起“消茅”的事，周國知十分激動地對我說：“這是件造福困難羣衆的大好事，就是脫幾層皮、掉幾斤肉，我也要把它做好！”
誰也不知道，此時的周國知已經是重病在身。他從接受任務第一天起，就肩掛照相機，帶着黑雨傘，揹着手電筒，不分晝夜，不論晴雨，一步一步、一戶一戶，往返於散落在高山峻嶺、村村組組的茅屋戶之間，認真細緻地調查那些住茅草戶的具體情況。
挖斷山村是全鄉最貧困的村。這天，周國知來到這個村召開“消茅”會，會上，大家提供的“消茅”對象不到20戶。國知根據多年掌握的情況，認爲這個數字不夠準確，決定親自去一戶一戶覈實。他捂着疼痛的腹部，拄着木棍，沿着崎嶇不平的山路，用4天時間走完全村每一戶人家，果然又查出了4個遺漏的“消茅”對象。他說：“摸底工作涉及到每一個茅屋戶的切身利益，必須仔細仔細再仔細，如果漏掉一戶，就等於欠了老百姓的一筆債啊！”
由於工作勞累，周國知的病情越來越重，多次昏倒在山路上。勾腰壩村七組的胡柏春是椿木營鄉的特困戶之一，國知主動把他作爲自己的“消茅”聯繫戶。5月8日這天，他又一次來到胡家，商量胡家建房的事。離開胡家後不久，國知的身體漸漸支撐不住了，只能走一走，歇一歇，最終昏倒在一片潮溼的草地上。這裏行人稀少，直到三個小時後，奄奄一息的周國知才被一個過路人發現。
國知就是這樣強忍着病痛的折磨，在6月初按時完成了“消茅”的前期工作，登記卡、合同書、進度表、付款通知單等，堆起來足有兩尺多高、十多斤重！我爲他粗略統計過，兩個多月來，國知以一個重病之軀，爲“消茅”工作一步一步走過的山路，竟達1500多公里。
周國知關心羣衆勝過關心自己，把黨的事業、人民的利益看得比天大、比命重。
周國知病重期間，我多次去看望他。在他去世的前幾天，他好象有話要對我說，他深情地對我說：“老魏呀！我倆都是土生土長的，又是搞民政的，民政工作是個過細的活兒，要做好不容易，你要有耐心、有感情才行啊。”接着，他伸出一根指頭，對我說：“我最多還能再活10天，有些事情我還要給你講一下：民政辦放救濟被子的地方有些潮溼，你回去後一定要把被子曬一下，如果黴壞了，我們可就對不起老百姓了。還有我放心不下胡柏春的房子，我沒有幫他到最後，我心不安啦……”說着說着，他的淚水流了一臉，望了我很久，接着又緩緩地說道：“爲了我和老婆治病，家裏把豬賣了，還欠了不少債，往後他們母子三個，還請你抽空關照一下……”這次談話竟成了我倆的永別！
現在，在只有我一個人的民政辦公室裏仍然擺放着兩張辦公桌，一張是我的，一張是國知的。國知的桌子上面仍然擺放着那面鮮紅的國旗，還有他那個喝水的杯子。我每天上班，都要把兩張辦公桌擦得乾乾淨淨，再爲國知的杯子裝上水，好像國知仍然還在我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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