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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周國知的哥哥周靈知，在湖北省宣恩縣畜牧局工作。在弟弟最後的日子裏，我一直都陪伴着他。
記得那是2003年6月9日的下午，我正要去上班，一開門，看見弟弟國知站在門口。他一隻手按住腹部，一隻手撐着門框，有氣無力地對我說：“大哥，我的老胃病又發了。在家裏睡了三天，到鄉醫院打了幾瓶吊針，還是不行……書記和鄉長硬是要我到城裏來做檢查。”
第二天一早，我就陪他到了縣醫院。檢查結果出來後，醫生告訴我：“你弟弟已經是肝癌晚期，他的時間恐怕不多了！”這句話好像晴天霹靂，讓我半天都說不出話來。
回到病房，我強忍着悲痛，儘量平靜地寬慰他：“也不是什麼大病，醫生說除了胃病，還有慢性肝炎。”國知一聽鬆了口氣，說：“那就好，我不想住院，太花錢。再說消茅工作正是關鍵時候，實在是丟不開。我見他執意要去，只好把書記、鄉長叫到縣醫院，專門安排住院的事，他才勉強住了下來。
剛住幾天，他就鬧着要出院，我不準，他求我說：“大哥，你不准我回去，那我就只有求你，幫我跑一趟椿木營，給福利院把過冬的煤買足。另外，還請鄉里的黃書記安排人把棉絮曬一曬。”
當我急匆匆趕到椿木營弟弟家時，16歲的侄女周莉一見到我，就哭了起來：“媽和爸都進城住院了。家裏豬沒人喂，弟弟沒人管，我又馬上要中考了。家裏只有幾角錢一包的方便麪了，我們兩個頓頓都吃它，弟弟現在一看到方便麪就想吐……”
那一段時間，除了上班，我都在醫院陪着弟弟。他總是有辦不完的事情要我去幫他辦。他一會兒說：“大哥，你還記不記得長槽村那個馮卓然？他現在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寡老人。你幫我找一找，我想把他接到福利院去。”一會又說：“大哥，你抽空給勾腰壩村的湯生朋帶個話，他家裏經濟困難，我放心不下。我早就幫他聯繫好了便宜瓦。原先是打算幫他拉的，現在不行了，你讓他拿着我寫的條子，快去把瓦拉回來……”
在醫院住了一段日子，他又焦急不安了，在他的一再要求下，7月14日，國知又回到了椿木營，回到了他工作的崗位。但是，剛剛過了二十多天，多次昏迷的弟弟再次被送進縣醫院。疼痛越來越狠，我經常看到他全身發抖，蜷成一團，卻咬緊牙關，不讓哼出一聲來。
8月31日深夜，被劇痛折磨得死去活來的弟弟，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得的肯定不是肝炎，大哥，跟我說實話，我到底是什麼病？”我知道再也瞞不住了，就哭着把實情告訴了他。大約靜了一分多鐘，弟弟說話了：“大哥，既然你們早就知道我得的是什麼病，爲什麼還要送我住院，這不是白花公家的錢嗎？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明天我就要回家！”他的語氣裏沒有悲傷，沒有商量的餘地。
那一夜，我們弟兄倆都沒有睡。當時，弟弟的頭腦十分清醒，他開始給我交待後事：“大哥啊，我的時間不多了。我有幾件事，你一定要幫我做到。我死後，你要讓我的孩子知道，他們的爸爸是個好人，沒有做對不起羣衆的事，沒有給黨丟醜，要教育他們永遠跟黨走。你還要代我感謝民政局的領導和同志們。碧秀住院期間，他們救助了1000塊錢……”
9月26日，我再次上山看望弟弟，這時他已經處於昏迷狀態，但他仍然在親人的呼喚聲中，一次一次艱難地睜開眼睛。臨終前，他要親屬把他扶到火爐邊的椅子上半坐着，他緊緊抓住妻子的雙手，十分吃力地睜大眼睛，目光在親人們的臉上移來移去。他在盡力地記住我們，也盡力地想讓我們記住他那些沒來得及做完的事情。我心裏想，國知啊，你放心吧，你幾十年來爲鄉親和貧困戶做好事，大家都不會忘記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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