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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0月，周國知出生在宣恩縣椿木營鄉勾腰壩村一個土家族農民家庭，1978年11月入伍，1982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3年底退伍。1984年9月招聘爲國家幹部，先後擔任原椿木營區後壩鄉人武部長、鄉長。椿木營區改制後，周國知先後擔任過鄉計生辦主任和民政辦等職。去年9月27號，周國知因積勞成疾，不幸病逝。
記者來到宣恩縣椿木營鄉採訪時，已經不可能見到被採訪的主人公了。如今，周國知，這位共和國的基層公務員，靜靜地躺在勾腰壩村火燒坪後山坡上一座沒有墓碑的墳塋裏。
今年的九月二十六號，侯巖生採來絢麗的山花和松枝又來到了周國知身旁……。
生兒養老、多子多福是山裏人貧困的生育觀，計劃生育在這裏是"天大的難事"。手電簡、揹簍和一雙雙膠鞋，伴隨着周國知走村串戶，宣講國策。就連分管這片地區的縣計生辦副主任崔健遠常常找不到周國知的人影。［出崔健遠音響］2001年的一個冬天，我來檢查工作，他不在辦公室。我一問說他下鄉了，我當時有點不相信。這麼大的雪，不在辦公室，能到哪兒去呢？我當時就開着吉普車來到長槽村小學的門口，再也沒有路了。大概等了一個多小時，我就看到很遠的地方有三個人。一個就是周國知的影子，出現在這個一片大雪之中。他帶着兩個醫生過來。他揹着揹簍，裏面是下鄉服務器械。
按照當地的習俗，與懷孕的女人接觸是要倒黴的。長槽村一組村民侯巖生妻子在月子裏需要做結紮手術，周國知就找來擔架，可就是沒有人願意擡孕婦。見此情形，周國知十分清楚是大家不願意打破陳規陋習，他二話沒有說便和侯巖生擡起擔架上了路。［出侯巖生音響］一九九年九月九號，老婆生孩子後做了結紮手術，周國知幫忙將她擡到醫院、送回家。他跟自己親人一樣無微不至。這就是我們椿木營的好乾部。
鄉政府爲"消茅"工作建檔立案資料，給民政辦配備一部照相機。擔任民政助理後的周國知，揹着照相機翻山越嶺，走遍了椿木營的山山寨寨，照遍了全鄉的茅草和巖洞居住戶。他九歲的兒子周輝從出生後就沒有照過一張像樣的彩色像片，妻子汪碧秀很希望周國知能給孩子照張像：“我在他面前跟他講我兒要照相，你就跟他照一張吧。他說照相你們可以到照相館去照，公家的不能照。”
去年，十一月中旬，《中國社會報》記者祝小慧採訪時想看看周國知及家庭的生活照，都難以如願以償：“我說'看看你家的生活照吧。'她說'沒有'。我說'這怎麼可能，他不是(爲消除茅草住戶)建檔立冊嗎？！天天揹着照相機到處跑，照張相應該是很隨便事。'後來汪碧秀說，'那是公家的，我們不能用。'就這麼一件小事可見他是多麼的廉潔、魚清水白的，我就覺得得到了確切的佐證。
有一年的臘月初，妻子汪碧秀見他很長時間沒有回家了，就送來一塊臘肉想讓他改善生活，在集鎮上正好遇見丈夫和施家坪村的貧困戶王召華談完話，臘肉剛剛遞都周國知手上，可他一轉身就追到已走出十幾米遠的王召華跟前說："老王，你們家的困難我記在心上了，上級的救濟還沒有到，這塊臘肉你就先拿回家過年吧。"他的舉止讓妻子又氣又疼：“困難戶當時向他要東西，他就說那你把這塊肉給別人吃。我說給了沒油吃，他說沒油吃不要緊，我去打斤菜油。我說你那麼多困難戶，你只有一塊肉，你怎麼給得過來，他說給得一戶算一戶。”
入冬了，周國知爲貧困戶送去寒衣棉被；要過節了，周國知爲受災戶送去糧食和臘肉；爲方便鄉親們，他和大家汗往一處流，架起幸福橋；爲了消除茅草戶，他殫精竭慮……。二十年來，他心中裝滿了鄉親們衣、吃、住、行難事。他，是血性男兒，卻柔情滿懷。十七歲的女兒周莉每每想起父親的音容笑貌，無不潸然淚下。她怎麼也難忘自己與父親曾有過的一段幸福、快樂的短暫時光：“那時，我弟弟剛剛出生不久，當時家裏非常忙，我只有七八歲就帶着弟弟。我們那裏有許多李子，弟弟想吃，我就爬上去摘。一不小心掉了下來，把左手摔斷了。當時父親知道後來不及吼我，就帶着我到醫院。當時手沒有接好，最後留下了一點毛病，我是最害怕打針的，他問我疼不疼，我對爸爸說一點不疼。每天我只有一隻手洗腳洗臉都非常困難。那幾天他每天給我洗臉洗腳，他天天帶着我，我當時就想'生病真好，可以天天和爸爸在一起。”
去年，勾腰壩村遭受風災，父親周東海家和部分村民家的房頂被大風掀翻，可在覈災公佈救濟名單時，周國知硬是將父親的名字給劃掉。知子莫如父。周東海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復退軍人，政府每月補助九十元錢。老人只好讓兒子把全年的補助提前領出來維修房屋：“提前找他拿錢，他不幹。平時找他借他都不幹。他說優撫對象那麼多人，不光您一個人。給你一借，其他人都借那就不行沙。其他人的錢他都親自送到家。他跟家裏人講，你們別扯我的腿，我要從工作出發，我要把工作搞好。”
隨着病情的加劇，2003年8月14號，周國知再次被送進了縣人民醫院。8月31號深夜，疼痛難忍的周國知感覺到自己患的不是一般肝病，他追問着陪護他的大哥："我到底是什麼病？"大哥再也不忍心隱瞞下去，只得哽咽告訴他："國知，你已經是肝癌的晚期了，我們兄弟相處的日子已經不多了……"他當時聽說以後非常地氣憤，大哥，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你早告訴我，明知道癌症是治不好的，我就不會花國家那麼多錢。既然病確定了，我就回去，不住院了。
9月3號，周國知辦理完出院手續，回到了他魂牽夢縈的椿木營鄉，回到了生他養他的勾腰壩村，回到了他那四面透風的吊腳樓裏。在他最後的日日夜夜裏，他想得最多還是住在茅草屋和巖洞裏的貧困戶。他惦記着胡柏春蓋好新房沒有？周國知再也不能登門去幫助他的這位柏春兄弟了，留給這位純樸山民的只有無限的思念：“他在病嚴重的時候把我的大兒子叫到牀跟前。他講我給你100元錢，你拿回去，做買屋或修屋的基礎，搞一下零花散用。他講我後頭又來跟你們想辦法。
彌留之際，周國知把新任的民政助理員魏光榮叫到牀前：“他講，你把寒衣寒被弄出來曬一下，再隔一下潮，防止國家的財產受到損失。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就講搞民政工作不容易，面臨的都是些困難戶，工作要耐心點，要細心；第三件事就提出了一個要求，要我向組織轉達他一個是對他家裏的照顧，他一生中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對他家裏進行適當的照顧……。”
自古忠孝難兩全。周國知的哥哥周靈知在縣城工作，回一次家要乘車六七個小時，對父母的贍養自然落在了在鄉政府工作的周國知身上。爲了更多貧困戶吃得飽、穿得曖，不再居住在巖洞和茅草屋，身爲母之兒、父之子的周國知只能大家舍小家。周靈知告訴我們，對父母的愧疚成爲了弟弟周國知終身的憾事：“九月的二十五號，突然家裏給我打電話，叫我上(山)來。當時我來了以後，他就坐在一個圈椅上。他說，'大哥，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說最對不起的就是我的母親，在那個時期是我負責安葬，我沒有盡到道孝。現在我又不能給父親送終了，你就代我給父親送終吧。”
2003年9月27號，年僅42歲的周國知走到了人生的盡頭。他那久久不願合上的雙眼充滿着對事業的無限眷戀和對親人的愧疚，他渴望能看到最後一批貧困戶搬進新居，渴望能看到兒女成家立業、生活幸福。
周國知去世的噩耗沿着他走過山間小路傳遍土家山寨。鄉親們從四面八方趕來爲他送葬，他的戰友、鄉黨委書記張興武也在送葬的隊伍當中：“當時送葬那一天下着毛毛細雨，全鄉有的40多公里外趕來給他送葬。好多頭天就趕來了，都是自發的。八點多，他的屋前面和房子裏面都擠得水泄不通，三四百多人，很悲痛地把他送走。這樣的場面，我工作20多年還是第一次碰到。”雨水、淚水，在山澗不停地流淌着。它們彷彿敘述周國知生前那一件件平凡的小事。周國知，捧着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他的名字卻永遠刻山寨百姓的心中：
他確實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
他鞠躬盡瘁，是人民的好公僕；
他在平凡的崗位上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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