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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城西江東門，有一座紀念性的建築總是吸引着國人，甚至是世界的目光，這就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南京大屠殺與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慘案、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並稱爲二戰史上的“三大慘案”。如今，奧斯維辛集中營和日本在原子彈爆炸處建造的和平公園已先後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但中國在南京建成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尚未提出申請，甚至不符合成爲世界遺產的基本條件。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始建於1985年，位於南京城西江東門茶亭東街，外觀呈紀念性的大型陵墓狀。紀念館現佔地3萬多平方米，由東南大學著名建築師齊康教授設計。
申遺難在佔地面積不足
紀念館建成後，留下了日軍殘殺30多萬南京人民的罪惡鐵證。落成後的紀念館每年吸引60萬左右國內外遊客。
紀念館吸引了大量前來憑弔、悼念的羣衆，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自1985年建館以來，至今已累計接待海內外參觀者800多萬人次，僅日本參觀者近年來每年就有5萬人次左右，成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開展民間外交及國際和平友好交流的重要場所。但由於其佔地面積僅2.2公頃，而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要求，凡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項目，佔地面積必須在5.33公頃以上。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連基本的申請條件也不具備。
1998年以來，紀念館一直成爲各級政協委員關注的焦點。政協委員們分別就拓展紀念館、控制用地、保護周圍環境、創造條件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等問題，先後在各級政協會議上有過多次提案：
1998年，全國政協委員、科學院院士齊康等提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應“按世界文化保護遺產規定申報”。
1999年，齊康院士提出了紀念館的擴建問題。在“擴展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東側用地等的建議”提案中，他明確提出：“按申報世界文化保護遺產規定擴建紀念館的用地範圍：即西至經四路，南至緯六路，東、北至原茶亭東街，面積共111畝。”
2003年1月，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朱成山提出了“進一步發掘江東門地區歷史文化資源的規劃”，朱成山提出，在該館現有土地的基礎上，向西拓展至經四路約60畝，向東拓展至蘇桑修理廠及部分民宅在內約17畝，興建標誌碑，紀念性公園，拉貝、馬吉等外籍友人紀念園，日軍侵華暴行史館，學術研究中心和國際和平交流中心等項目，使該館的規模與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相匹配，創造條件儘早申報世界文化保護遺產名錄。
擴建迫在眉睫
2004年3月1日，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結束了收取門票的歷史。免費開放以後，紀念館日均接待參觀人數達8000人次，節假日參觀人流量甚至突破了1.5萬人，而紀念館一天最佳的接待量應該在2000人左右，接待任務相當繁重。參觀人數比免費前超出了十幾倍，使得面積不大的紀念館出現秩序混亂的現象，給紀念館的管理帶來了困難。作爲國際和平友好交流的重要場所，江東門紀念館亟需一個更大的舞臺。
紀念館擴建並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得到了專家學者及南京市民幾乎一致的支持。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會長考爾先生在參觀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之後感嘆：“這裏理應成爲世界文化遺產”。江蘇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副會長孫宅巍說，現在的紀念館確實有點小了，每年“12·13”搞集會的時候感覺更明顯，擴建是非常必要的。他認爲，在豐富內容的同時，更應闢出一塊較大的地方讓人們來悼念。目前紀念館的場地面積與展示內容不相稱，需要一個更大的空間來展示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歷史悲劇，而且展示也應是立體的、動態的展示。
家住中山東路一個家屬大院裏的孫學蘭老人今年70歲，在她3歲那年，瘋狂屠殺南京市民的日本兵用火鉗戳傷了她的一隻眼睛。至今，眼傷仍然影響着老人的生活。老人說，雖然她幸運地活下來了，但是這60多年裏，很少有人理解她，甚至還有人嘲笑她。“現在有時想想，心裏還有點難過。”老人說：“國家撥款擴建紀念館，說明政府對這個事情很重視，說明遇難的同胞們沒有被忘記，這對我們倖存者來說，也是一個安慰。”
擴建定位：“強調史實、呼喚和平”
大屠殺倖存者一天天在變老，讓歷史告訴未來的應該是承載這段歷史的紀念館。對於新的紀念館建成什麼模樣，專家們一致認爲江東門紀念館基本定位應該是“強調史實、呼喚和平”，建成後不但是我國最大的實物史料型紀念館，也是世界和平交流的一個重要場所，所以最後的形狀很可能是一艘“和平之舟”的模樣。專家們認爲，擴建後的紀念館應該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再現舉世震驚的南京大屠殺事件，深刻展示其作爲人類的苦難的悲劇意義，充分發揮其反對戰爭、呼喚和平的警世作用。因此在史料陳列上應該增加抗戰史、二戰史的內容，同時設立細菌戰、日本勞工、慰安婦等專題展示廳。日本長崎原子彈爆炸紀念館就製作了原子彈模型陳列在館內，因此新紀念館也可將通過製作模型等形式，更好地展示歷史的每一個瞬間，而這種模型有的是比較大型的，有的甚至一個就能填滿一個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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