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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特殊的病人，一個特殊的罪犯，一個瀕死的靈魂。”在天津河西監獄服刑的罪犯鄭國忠這樣評價自己。在採訪中，他用微弱的聲音講述了他的經歷，只是不斷地重複着，“是獄警給了我生命。”
日前，天津市河西監獄的監獄警官在按例開啓監區裏的檢舉箱時，發現了一封罪犯寫給監獄長的信。作爲一名罪犯，他們可以通過檢舉信的方式來檢舉監獄警察在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和失誤，也可以舉報罪犯中的違法違紀行爲。可是當監獄長讀到這封信時，卻發現這是一封充滿感激之情的感謝信，信的題目叫《愛心挽救瀕死靈魂》。
寫信的罪犯名叫鄭國忠，33歲，1998年，因綁架罪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入獄後，鄭國忠一直表現良好，短短几年中，便兩次獲得減刑。但是一年半以前，鄭國忠忽然身患不明病症，到本市大醫院入院四次都未能查出病因，巨大痛苦讓鄭國忠覺得生不如死。
在長達半年多的時間裏，鄭國忠一心求死，一來是由於身體和心靈上的病痛讓他希望能快點結束自己的生命，二來也是一種病態，發起病來，使他控制不住地去傷害自己，再有就是鄭國忠失去了所有的親人，他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是監獄警察硬是從死神手中把我奪了回來。”鄭國忠說，長期以來，監獄警察像親人一樣關心照顧着他這個特殊的罪犯，特殊的病人，給他的惟一任務就是“把身體養好”。
11月6日，記者在河西監獄見到了鄭國忠。他說話的聲音極其微弱，不湊到跟前是絕對聽不到的。細心的獄警爲他端來一杯熱水說：“慢慢說，彆着急，累了就歇會兒”。鄭國忠喘息着敘述了他一步步走向犯罪，走向死亡，找到希望的人生經歷。
來自偏遠山村的淘金者
1971年，我出生在三峽地區的一個偏遠小山村，父母生下我的時候已經都50多歲了，老來得子，給父母帶來了無限的希望。我是在父母和兩個姐姐小心翼翼的呵護下長大的。
不知爲什麼，從小，我就不喜歡出生的那塊貧瘠土地，討厭那種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剛上初中，我就偷了父母爲我湊的學費錢跑出了家，夢想着到外面去闖天下。初中畢業後，我的心更“大”了，父母爲了讓我安安心心地過日子，早早地給我成了家，但我還是在妻子懷有身孕的時候離開了家。當時我就想，只要敢想敢做，就一定能發大財，一定能改變貧窮的現狀，等我發了財，我會讓他們跟我享福的。可是我忘了，離開家時，父母都是70多歲的老人了，他們希望的是兒孫滿堂的天倫之樂，而不是我那遙不可及的發財夢。
我輾轉來到天津，我爲城市裏的一切着迷，我開始學着過城裏人的生活。1993年，我已經成了一名包工頭，應該說按照當時的經濟水平，我可以生活得很好了。但可能是由於骨子裏的自卑思想，我最害怕別人看不起我，怕別人說我窮，我要過得比城裏人還像城裏人。所以我處處都要顯示出我的富有。吃飯必下飯店，出門一定打車，穿衣講究名牌，歌廳、迪廳、酒吧成了我經常出入的場所。就這樣，我每個月的收入都顯得入不敷出。可是我越來越迷戀當時我所擁有的那種生活。
在我出來的幾年中，父母相繼離世，我這個他們惟一的兒子沒能在牀前盡一天孝，當時還不覺得，現在這成了我今生最大的遺憾。
實施綁架將自己送進監獄
幾年來，我賺了一些錢，可是1997年初，一個工程就賠了幾十萬，於是我就和我的同夥想到了一個賺錢快捷的方法。1997年10月，我示意同夥綁架了同是包工頭的湖北人的5歲兒子，希望能從他那兒勒索一筆錢，我當時無知到不知道自己這是在犯罪。
我讓同夥將孩子帶到了天津站附近，並讓他打電話向湖北人索要30000元現金。可是第二天，我得知“湖北人”已經報了案，我怕事情敗露，就去天津站接孩子，想把孩子還給“湖北人”，但是在途中被警察抓獲了。
法院在判決中認爲，我們以兒童爲人質，勒索錢財，已經構成綁架罪，我起指揮作用，系主犯，從重處罰，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接到判決的那一刻，我都傻了，這也能判刑？這12年我可怎麼過呀？入獄後，我很消極，我把發財夢做到了監獄裏，這讓我怎能甘心？慢慢的，在獄警的開導下，我接受了這一現實，也學了不少法律知識，我開始努力改造，拼命幹活，一來希望早日出去，二來也算是贖罪。所以短短几年中，我就減了三年半的刑期。可是，就在我對前途充滿希望的時候，我得了莫名其妙的疾病，這讓我感到生不如死，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愛心挽救了瀕死靈魂
2003年10月，我突然感覺頭暈，緊接着嘔吐不止。隨即頭部開始劇烈疼痛，最後竟昏了過去。醒來時，我已經躺在了環湖醫院的病牀上，我看到幾位警官守在我的牀邊。旋即我的頭又劇烈的疼痛起來，疼得我上下翻滾，到處撞牆，幾名年輕的警官都無法按住我翻江倒海般劇烈扭動的身軀。我將嘴和舌頭都咬破了，鮮血順着嘴角不斷地流出來，韓玉警官立刻將整卷的紗布塞進我的嘴裏，而我卻將他的手咬得鮮血直流。
醫生建議將我捆綁在牀上，但陳杰警官怕我傷到身體，迅速買來毛巾纏在我的手腳上做墊，纔將用繃帶搓成的繩子綁在上面。55分鐘的時間，我用了9支鎮靜劑，全天使用了45支之多。
院方几次會診都沒能爲我確診病情，在我入院十天的時間裏，醫院幾次下達病危通知書，但我都在醫生的全力搶救和警官們精心地照料下轉危爲安。回監後，警官們每天都來看我，分監區長於瑞林說，“好好養病，什麼都不要想，把病養好了就是成績。”警官們還特別安排了同監舍的服刑人員一天24小時照顧我的生活。因爲我隨時可能犯病，警官們就在我的牀鋪靠牆的一側釘上厚厚的棉被，並將牀鋪的四角凸起的部分用厚厚的海綿包上，以防我發病時弄傷了自己。
可是我的情緒越來越低落，越來越不受自己的控制，我覺得我的狀態生不如死，而且沒有親人和朋友的關心，我成天想的就是如何結束自己的生命。有時在獄警和我談話時的前五分鐘我還在靜靜地聽，但馬上就可能會做出極端的事來。每一次都被監獄警察阻止了，我的做法越來越極端，但監獄警察卻沒有放棄我，還想盡辦法來幫我。
今年年初，獄警忽然通知我說有人會見，當時我驚訝極了，會是誰呢？要知道，已經有許久沒有人來看我了。當我來到會見室，看到我在天津惟一的朋友來看我時，我激動得不知如何是好。按照監獄裏的規定,只有親屬才能與服刑的罪犯會見，但監獄的警官們考慮到我的特殊情況，爲了讓我燃起生的希望，讓我的心情好起來，在經過有關部門批准後，找到這個朋友，告訴他我的病情，希望他能常來看看我。這對我來說太重要了，終於我對自己有了一些希望。
可是，我依然無法吃飯，每吃必吐，警官們就自己掏錢買來可口的飯菜和營養品爲我補身子，可還是不行，他們就讓我從吃一塊餅乾開始，慢慢地讓我進食。知道嗎，最輕的時候，我才40公斤，現在我已經長了15公斤。
還有一年多，鄭國忠就要刑滿釋放了，他說，他現在就想快點把身體養好，走出監獄後能自力更生，做個合格的公民。
獄警說法
在我們採訪鄭國忠的過程中，河西監獄三監區的副監區長劉傑一直陪伴在一旁。
劉傑告訴我們，鄭國忠曾經幾次向他表示要給監區的警官們寫一封感謝信，他都告訴鄭國忠好好養身體，這些都是作爲監獄警察應該做的。於是，就出現了文章開頭的一幕。鄭國忠“偷偷”地寫好了感謝信，並投到了監區的舉報箱裏。三監區的警察們用愛心挽救鄭國忠的故事還是被“舉報”到了監獄領導那裏。
“其實，沒發病的時候，鄭國忠的改造情況一直不錯，並兩次得到減刑。直到他患上了不明原因的疾病，雖然監區的同志們幾次帶他去看病，都沒能確診。再加上幾乎失去了所有的親人，這讓鄭國忠失去了繼續生存下去的勇氣。”
鄭國忠的情況從一開始就引起了監區領導的重視，經過研究，他們把鄭國忠確定爲監區重點的改造對象，由監區領導、分監區領導和主管警察一起共同做好他的思想工作。平時，無論多忙，監區領導每天都要擠出時間與他聊天、談心。劉傑說，最初的一段時間，由於對疾病的恐懼，鄭國忠變得對警察缺乏信任，還容易煩躁，每次的談話都會中斷好幾次。但警官們從來沒有失去信心，用真誠的愛心感動着鄭國忠。生活上，指派專人照顧鄭國忠的生活。警察們還經常用自己的錢給他買營養品來增加抵抗力。鄭國忠發病的時候，無論是監區領導，還是一般的警察，都會守護在他的身邊，細心地照料着他。在三監區警官的細心照料下，鄭國忠的病情終於穩定了下來，更重要的是，他樹立起了重新生活的勇氣。他幾次告訴我們“爲了不讓警官們失望，我一定會好好養病，好好生活。”
劉傑對鄭國忠的關心是我們時刻能感受到的，就在我們談話過程中，他幾次提醒鄭國忠休息一會在說，別累着。而鄭國忠也不時地看看劉傑，那眼神總是被淚水洗刷得分外明亮，似乎，那就是他對未來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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