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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名調查公司--新生代市場檢測機構的“中國新富市場與媒體研究”一經推出便引發各界的濃厚興趣。這份以研究中國新富階層消費取向爲主的報告，從不經意間體現了該階層的政治取向：
他們關心中國經濟發展，但對國內政治卻不甚關注；他們患有“集體厭日症”，但卻堅持使用日本產品，並主張理性處理兩國關係；在經歷了童年的文化飢渴後，他們像世界上大部分人一樣，擁抱美國文化，並開始懷上美式“中國夢”……
中國新富素描
“我是新富階層嗎？”27歲的吳波對這個詞語表現了出人意料的敏感。“我就一個混混，算不上富吧。”但是根據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做的調查，吳波無疑應該被劃作城市新富一族。
新生代此次使用的判斷標準主要是“三高”。“高消費”：吳波在北京的一家中型外企工作，月入稅後8000出頭，亞奧地區有一套自己的小三居——雖然用了不少爸媽的錢，東芝的筆跡本電腦用了兩年了、前不久換了一個索尼的數碼相機、正在計劃明年初買一輛車。“高學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本科畢業。“高感度”：對新鮮事物熱情洋溢，在時尚雜誌上面尋找新的吃喝玩樂去處，提到一件事第一反應就是“上網查”。
吳波不停強調“北京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太多了”。在他看來，他公司的同事們幾乎都符合這個標準。“新富”的門檻似乎遠遠低於人們的預期。
零點調查公司董事長袁嶽曾經指出，國際上研究新富的時候普遍採用的起點就是個人金融資產達到6.6萬美元，相當於50萬元人民幣左右。但是由於中國不少人存在灰色收入，因此零點調查使用的新富標準包括財富含量和一些外顯符號：
儲蓄等金融資產總額：個人或家庭金融資產總水平在人民幣50萬以上；
個人總體年收入：20萬以上；
社會頭銜：地級市以上工商聯、青年企業家協會或其他類似組織領導委員；
……
只要符合以上某一項者，即可被零點調查歸類爲“新富一族”。但是根據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自1997年開始積累的中國城市70000居民的消費形態數據表明，也許新富的標準並沒有這麼高。新生代今年調查了全國18個城市的11309個樣本，以深圳的平均個人月收入最高：6035元，即平均年收入七八萬元人民幣。其他城市中，只有上海和廣州越過了人均月收入5000元大關，分別爲5527元和5163元。
從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做的調查來看，中國新富階層位於25歲至29歲之間的佔33.4%，30歲至34歲之間的佔35.4%，兩者相加幾乎佔了總數的70%，這說明25歲到34歲這部分年輕人已經成爲新富這個崛起階層的主力，有趣的是，這幾乎正與媒體一度熱炒的一個集體概念“生於七十年代”重合。他們基本都接受過高等教育——76%的人具有大學及其以上文化程度。他們基本是工薪一族：個體戶和自營職業者只佔不到6%，其他人基本都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從事管理工作或一般工作。幾乎90%的人擁有自己的房產——其中有18.9%的房子是單位分配的，這在大部分城市顯然是25歲以上人的專利。
他們的消費需求和實力都是毋庸置疑的：78%的人有自己的汽車、73.2%有自己的數碼相機、67.4%有筆記本電腦、61.8%有高級音響、43.6%有數碼攝像機、33.4%有等離子或者背投電視。他們在購物時是狂熱的品牌主義分子，84%的人表示在消費時非常注意品牌，50%的人表示如果真正喜歡的東西，即使難以承受也會買下來。
和傳統人羣的消費習慣不同的是，這部分人平均每月要花費394元在健身上，460元在圖書音像製品上，387元在美容美髮美體上。他們明顯比自己的父母一輩更懂得享受生活，他們平均每年還要花費7337元在旅遊上——其中選擇境內遊和境外遊的比例大概是4:1，儘管有幾乎50%的人抱怨沒有足夠的時間去休閒。
根據這些數據，我們基本能爲新富人羣勾勒出一幅素描：30歲左右、從事管理工作、有房有車、熱愛休閒生活、追求名牌、喜歡享受。他們已經成爲各城市娛樂消費的中堅力量。國外媒體爲這些依靠中國崛起而迅速致富的年輕人創造了一個詞“華人雅皮士”(Chuppies)——德國《世界報》最近一篇對中國富裕年輕人的報道標題叫《隨便什麼都可能》。這也符合新生代這一調查中新富們對自己的描述“我是一個思想開闊並且能夠接受他人生活方式的人”“我樂意學習很多知識，即使這些知識和我沒有多大關係”“我喜歡嘗試新鮮的事物”。
討厭日本 喜愛日貨
在看到這個報告之前，有人很關心一個問題：新富會抵制日貨嗎？當看到這個報告後，人們才發現，新富對於日貨並不抵制。而當記者開始採訪新富的時候，他們都說，他們討厭日本，但是喜歡日貨。
新富討厭日本
如果在新富中做一個調查，寫出他們最討厭的國家，日本一定名列前茅，至少在記者的小範圍調查中是如此。
目前在一家日資公司工作的盛亮對記者描述了自己對日本的感情。他說：“我應該是一個理性的人，但是如果要我喜歡日本，這很難做到。雖然我在日本的公司上班。”在他的印象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小時候都看抗日影片，很少見到正常的日本人，從小就認爲日本人是中國的仇人，“這樣的印象很難改變。雖然我後來去了東京、福岡等地，親眼目睹了日本人的彬彬有禮和他們國家的整潔發達，但是心裏依然還是要受到那種情緒的影響。所以我很難喜歡日本人。我也有一些日本朋友，但是和日本人接觸的時候總覺得心裏有一層隔閡。”
李冰也向記者描述了自己對於日本看法的前後變化。他小時候每年的抗戰紀念日都要被組織去盧溝橋參觀，老師都會告訴學生，勿忘國恥。直到長大後，李冰開始看了一些北野武的電影和大江健三郎的書後，對日本產生了一些好感，“我原來以爲我不再討厭日本了”。但是今年8月份的中日亞洲盃決賽讓他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
“我平常挺喜歡足球的，那天剛好公司裏好多人去，我也跟着去了，本來想好只是幫中國隊加油，但是一進場大家就不行了，日本國歌一奏響，全場一片噓聲，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起鬨。比賽過程中，看着那些日本球迷在用日語有節奏地加油助威，也不知道爲什麼就想起了那段歷史，於是就開始和一些觀衆向他們示威，盡情宣泄心中的情感。後來我回來一想，原來自己心底還是那麼討厭日本，只是因爲那段中國人都難以忘記的歷史。可是我覺得我們也必須走出那段歷史，要不這兩個鄰邦的關係永遠都不可能好，這樣對雙方都不好。”
新富喜歡日貨
但是，李冰卻是日貨的最忠實擁護者，“我們家買的電器基本上是日本的，因爲日本的東西確實好，我覺得好東西就要爲我所用，沒有必要考慮你是否喜歡這個國家。我們也想支持國貨，但質量實在是不好，給自己添堵。”
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的數據顯示，中國新富的消費理念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一樣，比較注重品質和品牌。特別是在數碼產品方面，日貨更是佔據了新富購買比例的前幾位。在等離子電視和背投電視方面，索尼和松下佔據了前兩位；數碼相機方面，索尼、佳能、奧林巴斯、尼康和富士佔據了排行的前五位；而數碼攝像機的前四位也都被日本品牌佔據，分別是索尼、松下、JVC和佳能。
王東明也說自己還是比較信賴日貨的，雖然也不太喜歡日本，但是買什麼貨和喜歡這個國家與否並沒有什麼聯繫，而且自己也不是偏愛日貨，主要是看品牌，比如筆記本電腦他買的就是IBM的，這也和大部分新富的選擇一樣，在這一項中，IBM和戴爾排在了前兩位，而日本的東芝和索尼則排在三、四位。
新富主張對日理性
李冰說雖然中國人很難忘掉歷史，但他還是主張理性地和日本交往，“在原則性的問題上不能讓步，但也沒有必要凡是日本的就要反對”。
而身在國家機關工作的吳羣輝則向記者講述了一個他的朋友圈裏的故事，“應該說這些人也都算是新富吧，當時我們是在一個地方討論京滬高鐵的事情。很多人主張用日本的技術，因爲從我們瞭解的情況看，這確實是幾種方案裏比較成熟和實惠的，但當時在座的也有人反對，認爲這個工程太重要了，交給日本人不太令人放心。但大家都覺得沒有必要從抵制日貨的角度來看問題，因爲畢竟對我們來說有利沒利需要我們自己去分析。正是因爲對中國有利，我們才發展和日本的經貿關係，如果要真是考慮兩國的恩怨，把這些東西都停了，中日兩國都吃不消”。
美國仍是一個夢想
爲什麼說美國仍然是新富心中的一個夢？
根據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的調查，65.3%的新富主要的文化活動是看電影。“看什麼電影？衆所周知，中國人最愛看的是好萊塢大片，這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社會學家李明水告訴本報記者。
在一家媒體擔任中層的許林向記者描述了一幅中國新富和美國文化的圖景：“這些新富中，最多的就是大學本科學歷的人，在大學裏面，很多男生最喜歡的是美國的NBA籃球賽，約會經常去的地方是麥當勞和肯德基。大學裏面最熱門的話題是出國，最令人着迷的出國目的地是美國。好不容易熬到畢業找工作，大家一討論，最羨慕的是那些去了外企的同學，而外企的同學裏面最風光的一定是在美國企業工作的，因爲待遇最高，福利最好，知名度最大。工作了，大家都想有點出息，很多人都去買勵志書籍，這裏面最出名的專家是美國人卡耐基。等到了下班，看點電影，你也沒得選，大部分好看的電影都是美國的。”
生於60～70年代的中國人，是中國新富階層的主力。“這些人普遍在童年時代，文化生活匱乏，那時候的中國還非常封閉，所以到了他們有錢以後，拼命想補上這一課。你可以看到，處於這個年齡段的人最喜歡到處蒐集DVD，就是爲了去實現內心深處的願望。這就決定了他們在下班時間經常要受美國文化的影響。”李明水對記者分析道。
“這種東西你很難量化，但是卻可以深刻改變一個人的價值觀和處事的方式。所以這些新富中的大部分人內心一定是喜歡美國的，雖然在一些事情上，比如美國的伊拉克戰爭，比如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他們是極其反對的，甚至反對得非常堅決，但是，當談到具體的生活方式，具體的思維方式時，他們很多時候非常認同美國。”李明水說。
在李冰看來，這無可厚非，因爲美國代表了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物質文明，而向先進的國家學習本身無可厚非。“我們可以在外交方面堅持我們的原則，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人家發達，而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和行爲方式也必然是第三世界人民競相模仿的對象。這跟是否尊重自己的傳統文化沒有關係，因爲一個好的文化就必須是開放的。”
而王東明則從另一個角度解析了新富對於美國有好感的原因。他解釋說：“很多新富都是生意人，現在做生意的國際化越來越高，你要和美國人做生意，你就必須瞭解他們的文化，他們的行爲方式。而當你和他們接觸以後，你會發現，人家確實比較規範，很多方面都值得你學習，於是你自然而然就會對他們的方式比較欣賞。”
“所以說發達國家對你的吸引力是全方位的。我曾經和一個沙特阿拉伯人做過生意。他告訴我，他們國家的很多精英都很討厭美國，但是卻都執意去美國留學。因爲你只有學習人家好的東西，然後才能發展自己，從而有與其對話的資本。”
所以在李明水看來，人們往往說喜歡哪個國家，更準確的是喜歡某個國家的行爲方式。好比大家喜歡歐洲，其實是喜歡歐洲國家對於傳統文化和環境的保護政策。如果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環境也保護得跟人家一樣好，那中國對中國人自己的吸引力要比現在大得多。
許林也認同了這種觀點，他認爲和他一樣的很多新富，雖然不喜歡美國現在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但提起美國來還是十分憧憬的。他最後總結說，其實中國人有自己的夢想，而新富階層更是如此，大家只不過把這樣的夢想，往一個世界上最發達國家的模子裏套，然後再根據中國的實際尋找一些變通。事實上，所謂新富喜歡美國更多的是喜歡有一個美國式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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