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訪部門主要承擔通達民意的功能，而不是最終解決問題的部門。問題的最終解決還得在本地區、本職部門
上海人陳建國(化名)穿着略顯肥大的深灰色西服，點燃一根“紅雙喜”香菸，在《瞭望東方週刊》記者面前坐下。老陳今年55歲，臉膛黃裏透黑，皺紋層層疊疊，腮幫凹陷，稀疏花白的頭髮向腦後攏起來。
他告訴記者，拆遷上訪的那陣子他一共掉了7斤肉，瘦得像個骷髏，現在又慢慢開始長肉了。
陳建國抽的那包“紅雙喜”香菸，是上海嘉定區委政法委祕書科科長倪政一給他的。陳說，平時抽不起這麼貴的香菸(7元5角一包)，只能抽4元錢一包的“牡丹”煙。他的事兒解決後，區委政法委那些跟他打過交道的幹部並沒有把他忘掉，還時不時接濟他一些生活必需品。
前妻動了我的動遷款
陳建國父母早亡，上世紀70年代當兵，退伍後在區裏一家運輸公司當司機，是城鎮居民戶口，而他的妻子嶽曉英(化名)和一兒一女都是農村戶口。一家人住在嘉定區安亭鎮顧壘村陳建國的祖傳老宅裏。
1983年，34歲的陳建國因爲犯詐騙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年。那個時候，他的女兒9歲，兒子7歲。
入獄兩年後，妻子嶽曉英向法院提出離婚。法院對祖傳的兩間半老屋進行了分割：西邊的一間歸女兒，東邊的一間半和一些木料歸陳建國和兒子，屋後的竹園地歸陳建國。
法院還判決，陳建國服刑期間，嶽曉英代管他的房產。當時，陳建國思想出現反覆，從監獄裏逃了出來，本已減刑的他反被加刑到1993年。
1987年，嶽曉英把老屋拆除，建了一座三上三下的樓房。1993年，陳建國刑滿釋放，回到面目全非的“家”。那時，妻子嶽曉英已經改嫁離開，子女都跟外婆過，陳建國單身一人生活在這幢新房裏。
1999年，嘉定區房地產登記處發放農村房屋房地產權證，這套三上三下樓房的產權證上寫的是嶽曉英一個人的名字。陳建國說：“當時我根本不知道發放產權證這回事，有房子住就滿足了。”
2003年，顧壘村所在地被確定爲舉辦Fl賽事的上海國際賽車場所在地，整個村子都要動遷。村子裏人開始突擊裝潢，爲的是房屋估價能夠高一些。但當陳建國正張羅着裝修時，嶽曉英也要求裝修，雙方爭吵一番後，最終由嶽曉英進行了裝潢。
2003年12月，產權所有人嶽曉英和鎮政府簽訂了動遷協議，動遷補償合計43萬餘元。款子在村委會那裏，按照規定，只有嶽曉英可以領這筆款子。陳建國不答應了，他認爲房子是他的，他應該有份。
陳建國的案子其實很典型。這些年來，民間矛盾糾紛趨向多樣性、複雜性，糾紛大多涉及房產、繼承、贍養等財產問題。這是市場經濟發展導致利益主體多元化的必然產物。
依法行政是預防和減少糾紛的重要源頭。在本案中，房地部門在發放產權證時，至少沒有對房屋的沿革進行細心審覈。根據上海市政府的規定，城市居民應保障最低住房標準，有關部門也未對陳建國履職。這些具體行政行爲的疏漏，爲後來陳建國的上訪埋下了伏筆。
兩場官司與兩次進京
當年12月，顧壘村整體拆遷，農民們拿到動遷款後各奔前程，而陳建國落到無家可歸的地步，只能像打游擊一樣投親靠友。2004年的春節，陳建國在旅館裏單身一人過年。
2003年12月，陳建國向嘉定區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把房屋產權收回。但是，房屋產權證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產權證明，陳建國基本不存在勝訴的希望。律師讓陳建國撤訴。
2004年4月下旬，陳建國第一次去北京上訪。到了國家信訪局，信訪局把他介紹到建設部。建設部信訪接待人員一聽，給陳建國開了個單子，把他介紹到上海市政府信訪辦公室。上海市信訪辦把他的材料轉到嘉定區信訪辦。因爲是涉法上訪，區信訪辦找到區委政法委和法院，請他們會同安亭鎮和顧壘村一起協調，依法解決問題。
長期居無定所、沒有固定工作的陳建國十分焦躁。他幾次三番找到村委會主任，要他把動遷款交出來，主任拒絕了他的要求。陳建國與嶽曉英見一次吵一次。
陳建國一度找到幾個打手，想衝擊村委會，再“把嶽曉英幹掉”。回憶起那段日子，陳建國說“狗急了也要跳牆，何況我一個男人給逼到這個地步。”
雖然區裏各部門、鎮、村的幹部都在緊張地張羅他的事，陳建國卻等不及了，再次踏上北上的火車。這次他只在北京呆了一天，區委政法委副書記阮永桃好說歹說把他勸了回來。
阮永桃說，去過兩趟北京的人很容易“上癮”。進京上訪，原本是不得已而爲之的極端手段，但在有些人則成了一種“癖好”，似乎隔段時間就得去“點卯”。
實際上，一些進京上訪大戶之間往往十分熟悉，經常互通信息串聯進京，在北京碰頭如老朋友一般歡慶擁抱。
近年來信訪量的上升是一面鏡子，折射出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改革進入深水區，20多年積累的問題開始“爆發”；第二，基層執政能力面臨嚴峻考驗，不少問題沒有解決在基層，而是被逐級甚至越級上交，直至北京。
很多信訪者不明白一個情況：信訪部門主要承擔通達民意的功能，而不是最終解決問題的部門。問題的最終解決還得在本地區、本職部門。
合情、合理、合法
法院左右爲難，無法判案。從法理上說，產權證在手的嶽曉英應該拿動遷款，陳建國沒有理由阻撓。但是，陳建國並非胡攪蠻纏，而且生活無着、情緒激動。陳建國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對記者說：“理在我這兒，法在她那兒。”
法院考慮再三，希望雙方當事人和解。
倪政一科長主抓此事。他在做嶽曉英的工作時得知，嶽曉英與陳建國的兒子在嘉定城內有一套一室一廳的住房。這套房子，其實是嶽曉英現任丈夫張斌(化名)以兒子的名義購買的。嶽曉英之所以不希望分割動遷款，是想用這筆款子爲兒子在上海再購買一套住房。
法院擬訂了一個調解方案，將動遷款中的10萬元分歸陳建國所有。不過，這10萬元不到陳建國的手上，而是作爲永久性房租直接返還給他的兒子。從2004年9月1日起，陳建國享有嘉定城內那套房子的永久居住權，產權仍然歸兒子。
這樣，陳建國有了房子住，嶽曉英也拿到了動遷款。房子之所以租而不買，是主動規避一個法律程序：因爲產權一旦歸陳建國，法院必將依法執行財產。
爲了勸說雙方接受方案，阮永桃和倪政一幾乎跑斷了腿。最後，陳建國想通了：“我看區裏領導都很重視，我自己是個馬馬虎虎的人，有地方住也就算了。”
其實，工作最難做的是嶽曉英的丈夫張斌，他怎麼也想不通，自己買的房子居然給妻子的前夫住了。阮永桃和倪政一曉之以理，說了最大的白話：“房子產權還是你們的。你不給他住，你們今後也不得安”。
嶽曉英和陳建國的一雙兒女感情複雜。父親對他們沒有多少養育之恩，兒子在法庭上根本不認父親。阮永桃跟他們講起了法律，作爲親生子女，生父年老後的贍養義務無法迴避。與其到時背上沉重包袱，不如現在讓陳建國安心生活，找個老伴照顧自己。最後，是女兒親自把鑰匙送給父親。
阮永桃一直感到自豪的是，解決這件事情公家沒有掏一分錢，沒有簡單地“花錢買太平”。
這起案件的成功解決，在於作爲社會救濟的最後一道關口，法院恪守了“司法最終解決”原則，民事糾紛多用調解而慎用判決，爭取做到“案了事了”。
另外，信訪中的很多事實證明，“花錢買太平”往往買不到太平，違規違法地花錢“擺平”一個上訪者，會引發更大的社會不穩定。
兩面錦旗
嘉定區委政法委的會客室裏掛着兩面錦旗。一面是陳建國送的，上面寫道：“爲民解憂，誠信至上。”另一面是嶽曉英送的，寫道：“有求必應，有難必救。”
2004年6月，剛剛有了房子的陳建國生活還是十分拮据。一次，政法委幹部約他來談事，陳建國言談中流露出，因爲社會保障關係正在辦理轉接，6月份的210元最低保障金沒有拿到。阮永桃二話沒說，從兜裏掏出200元給他。陳建國感動得一時無語。
看到陳建國每月只有200多元的社會保障金，倪政一建議他把兒子的房子出租出去，自己再到外租房，賺取一些差價。陳建國用每月600元的房租把房子租了出去，在倪政一的幫忙尋找下，他自己租了一間一室戶的房子，房租是300元。
現在，倪政一又勸他，如果有點餘錢就把房子裝修一下，配上空調和彩電，房租又能提高200元。
10月底，《瞭望東方週刊》記者約陳建國採訪的當天，倪政一見到陳建國便問：“天氣冷了，有衣服穿嗎?”實際上，他們已經準備了被子、檯燈、臉盆、洗頭膏，打成一個大包，準備讓陳建國順便帶回去。
阮永桃告訴記者，現在正在幫陳建國找工作，希望他能做個社區保安什麼的。
“政法委副書記都這樣關心我，我一定會好起來的。”陳建國說。
嶽曉英也對嘉定區政法委心存感激。一次，她打電話給倪政一說，要給他們送兩箱馬陸特產——巨峯葡萄。倪政一婉言謝絕。誰料，下午上班時，正當驕陽似火，嶽曉英已用自行車載着葡萄來到政法委的門口。阮永桃和倪政一實在無法推卻，收下葡萄轉手送給門房保安。哪裏料到，經過10多公里的長途顛簸，葡萄十之八九都已破碎不堪。
信訪工作有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術語一“反覆”，一時平服後再度上訪的例子不可勝數。“反覆”的根源在於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是“塗紅藥水”。
本案達成這樣的結果，值得回味的地方很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