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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日本，只要一提到誰會說中國話，懂中國事務，馬上就要受到排擠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記者金熙德報道在時隔一週的APEC及東盟的中日領導人會談中，日本首相小泉依然沒有提出解決參拜問題的方案，因而也未能解開由他繫上的中日政治僵局的死結。可以說，一段時間來，日本對華外交陷於“戰略貧困”，而缺乏“知華派”驅動，既是其重要原因，同時也是其必然後果。
近來，日本盛行一個詞彙：China School Bashing (敲打“知華派”)。有位日本學者曾評論道：現在在日本，只要一提到誰會說中國話，懂中國事務，馬上就要受到排擠。這雖有些誇張，但也反映了一些現實。
然而，回顧1972年中日復交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以對美關係爲主，同時也大力發展對華關係”曾一度是日本政界的主流思路。從田中角榮、大平正芳以來的歷屆首相和外相以及後藤田正晴、加藤紘一、野中廣務等著名政治家，都把推動對華關係視爲維護日本長遠利益的重中之重。
日本外務省、通產省、大藏省等政府部門中涌現出了一批負責對華事務的“知華派”官員。他們大多出身於東京大學法學部，其進修漢語的地點也逐漸由臺北轉到北京，而後在日本駐華使館或本省負責對華事務。在“知華派”外交官中，“駐華大使”一職是衆望所歸的一個位置。要獲此“殊榮”，除要具備一流精英和對華事務專家的條件以外，還需具備曾任外務省中國課長(相當於處長)、亞洲局局長以及駐華使館各級職位等經歷。前駐華大使谷野作太郎、現任大使阿南惟茂都是“知華派”外交官中的佼佼者。如阿南大使自1983年以來已是先後作爲參贊、公使、大使被三次派駐中國。
不僅如此，日本學界和媒體也曾大力稱頌中日友好關係。人們很難想象，如今以對華強硬著稱的《讀賣新聞》，當年也曾以熱情的口吻報道過中日關係的發展。
“知華派”緣何受擠壓？
今年11月20日，日本《產經新聞》指出，受首相參拜事件及中日東海氣田開發爭議等影響，“日本政府的對華外交正出現強硬傾向”。
日本對華姿態漸趨強硬的背景因素包括：日本政界“總體保守化”，冷戰後對華戰略嚴重缺位，中國經濟崛起和日本經濟蕭條，新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對侵華歷史缺乏正確認識的新生代政治家登場，元老政治家們退出政治舞臺。日本政界的親美、反華、親臺、排外等傾向合流而成對華強硬氛圍，對原先的對華政策形成衝擊。在這一氛圍下，一些外交姿態溫和或主張重視對華關係的政治家，如野中廣務、加藤紘一、田中真紀子、河野洋平等人，相繼失去了政治影響力。
如今，日本外交決策體系的一大變化，就在於外務省的作用降低，首相官邸的作用增大。據傳，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的親信中通曉中國問題的智囊幾近空白，而且該政權還在繼續排擠政府高層的“知華派”。2002年5月8日“瀋陽總領館事件”發生後，一批日本政客掀起了“妖魔化中國”的浪潮。在對華交涉理屈詞窮之際，他們又把對華外交的不滿發泄到外務省“知華派”外交官們身上。最近幾年，日本政府內通曉漢語、長於中國事務的高級外交官們被陸續調離對華外交領域，被派駐美國、東南亞、南亞及其他各地區的使領館，幹着根本用不着漢語、與中國事務無關的工作。
小泉外交缺乏“知華派”驅動
當今日本決策層，是由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等對華政策上最消極的一些人組成的。小泉出任首相以來，在中日關係的政治底線上實施強行突破，連續四年參拜供奉着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使中日關係深陷“政冷”僵局。
2004年9月27日，小泉改組了自民黨領導機構和內閣。鷹派政治新星安倍晉三留任自民黨代理幹事長。接任外相的町村信孝曾在2000年底出任森內閣的文科大臣，任內曾爲右翼學者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的歪曲日本侵略歷史的教科書大開綠燈。留任閣僚的總務相麻生太郎、經濟產業相中川昭一、環境相小池百合子三人，在防衛、外交政策上均傾向於親臺的對華強硬派。作爲原“YKK”(由山崎拓、加藤紘一、小泉純一郎組成的政治盟友集團)的成員之一，此次被小泉任命爲首相輔佐官的山崎拓，一貫主張修改憲法並積極配合美國“行使集體自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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