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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中國經濟的大轉型時期，因為經濟發展生態的不平衡，因為傳統規則泥沙俱下的沈重負荷，二奶現象的出現，成為難以避免的社會故事。
關照小心，絕不是空穴來風
涂俏對我說，把照相機放到風衣裡面去，別讓警衛看見。我照辦。我心裡嘀咕，這是什麼地方，特區的『特區』？
前天，我在電話裡與涂俏聯絡，我在上海文匯報工作多年，『我跟你是一個單位的』。這句話打動了這位女同行，11月26日，在感恩節這天。香港文匯報高級記者涂俏，特地從香港趕到深圳機場來接我。進入市區，她的捷達車停在距離海灣村遠遠的道口。我與她下車步行。環顧四周，高樓林立，一派新興的城市景象；大道通衢，多層立交路上大噸位的卡車在轟鳴。這裡沒有傳統村莊的一點影子。
涂俏告訴我，在附近另一個地方，有記者采訪，人被打，照相機也被砸了；我怕你遭受『同等待遇』，我們小心為上。
大道深處，隱約露出與周圍大廈不太相符的多層舊樓。一位穿著迷彩服的男性年輕人，坐在『村口』右側餐飲店門口，見我們走來，他站立起來，眼光對著我們掃來。我觀察到，左側一餐飲店門口同樣的一位『迷彩服』也站立起來，看著我們。
距離農歷春節(2001年——編者注)還有10天，在深圳打拼的外地人員開始陸續返回內地老家過年。從這天開始，我隱姓埋名實施『臥底』調查，拖著兩三件行李，搬進深圳河畔的某某村(為敘述方便，也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我稱之為海灣村)一個小單元居住。稍事休息，已是中午12點。
我這裡所說的村，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青山綠水、田疇圍繞的村莊，而是城中村，或者說是城市街道的一部分，只不過在城市規劃裡被區別對待，還保留著一些農村原生態的建築群落。深圳市區發展迅猛，原有村落來不及同步建設，就有許多插花地一般的村子。海灣村村內主乾道上有一家茶餐廳，我在那裡買了一份堡仔飯吃。
堡仔飯香氣撲鼻。不期然，一位女仔裹著一身寒氣走進來。她身材嬌小，短發齊耳，穿著一身粉白色的棉睡衣，外罩一件艷黃色的太空衫。她走進櫃臺，對老板娘交代外賣的內容。她的舉止使我感到某種不安，時不時警覺地睥一眼門外，眼神有些驚恐。不看門外的時候，她還是低著頭，悶悶地想著心事。
(摘錄於涂俏《苦婚》，下同)
我和涂俏走在海灣村的路上。路旁有各色小店，小飲食店，小百貨店，商品的艷俗在表明著一種原料和審美的最低層面。有一賣家具的舊貨店，一位老伯在修理舊沙發。涂俏告訴我，她就在這個店裡買過東西。『這個二奶村裡，有個二奶散伙了，香港人付清房租撤退，二奶便將家具賣掉。這家具原本是當初香港人買下的，女的並沒有掏錢，現在鈔票歸己，也算一筆額外的收入。然後，後來的另外一些二奶，再來買這些舊的家具，再用。』60元收進一個舊的大衣櫃，轉手就是110元，七成新的松下電視機收進400元，再賣出去650元。港人包養二奶，帶旺了相關的舊家具行業，涂俏說：『匪夷所思吧？！』
家具在反復使用，女人在反復『就業』。買新家具好像也用不著，家具生意便可如此循環地做將下去。
我照相機裡留下來去匆匆的照片。第二天早晨6點半，不甘心的我，叫上出租車，再次來到海灣村。我想，這個時候的二奶和她們的男人們，還在睡覺做夢，照相大概會少些乾擾。我也在遠處停車，拍下在道上停滿了的香港貨櫃車。這條道上有規矩，附近的私家車晚上不能停在道上，全部停進小區，道上『讓』給香港貨櫃車停靠。一輛貨櫃車每晚交50元人民幣停車費。這是一筆固定的收入。
這些貨櫃車的司機們，就是二奶村裡的『爺』。
我提著照相機大步邁進，沒想到的是，深圳的早晨，7點鍾還沒有到，而右側餐廳門口的那位迷彩服已經上班，他迎著我站起身來。緊接著，左側餐廳的那一位，也怏怏地站起了身子。這座粗陋的、緊靠邊界鐵絲網的小小村落，『享受』的是24小時不閉眼的警戒。我轉身離去。
五六分鍾後，一個電話打到已經在行駛的我的出租車司機手機上。我聽懂了他通話的大約意思。待他關上手機，我說，你們的反應速度很厲害啊。司機回答：我在旁邊村裡住，海灣村有熟悉我車號的人，剛纔看這個車號的乘客在照相，電話就打過來了，問這個乘客要乾什麼；我說，是個記者，就來看看，沒別的。這位出租司機是湖南人，與老婆孩子一起住在鄰村，這一天他是夜班，已經做了個通宵，早上8點鍾纔下班。他拉我打的是『夜工』，他說：我就下班了，今夜的錢掙好了，完事了。我多少聽出他的話外之音：記者來拍照，『我不扯這個事情了』。
我終於理解，昨天涂俏關照我的『千萬小心』，絕不是空穴來風。
支出不增加，『花法』換了
到達住宿的賓館，涂俏簽名送給我一本在今年11月中旬剛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苦婚——60天隱性采訪實錄》。內容可簡潔地概括為『女記者隱性采訪深圳二奶村』。
自20世紀80年代中葉開始，一批來往於香港與內地的香港商人、白領人士以及貨櫃車司機，開始在深圳等地包養『二奶』。隨著這個『風流軍團』的擴大，一些位於羅湖文錦渡口岸附近的花園住宅，因『二奶』相對集中而聞名。90年代中葉，隨著深圳中心區的西移，福田區成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嬌』的首選地。沿深圳河北岸，鄰近中國最大的內陸口岸皇崗口岸附近的眾多村落，因便利出入境貨櫃車司機的歇腳和進出，日漸成為香港貨櫃車司機包二奶的首選之地。對那些二奶租住較多的村子，人們習慣上稱為二奶村。這種叫法，不科學，但口口相傳，仿佛已經約定俗成。
港人在深圳包養二奶竟成為一道獨特的景觀，由此而在香港與內地造成嚴重的社會、家庭、道德等問題，早已引起廣泛關注。
我向涂俏提出第一個問題：說到二奶，一般人以為，是大陸經濟開放後，境外各色資本進入內地，香港、臺灣的老板們來做生意，金錢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搞活』，有經濟建設方面的，也有社會生活狀態的。有一些老板們花錢買色，一夜曰三陪，買房藏嬌，期限不一的固定關系就是『包二奶』了。『你這本書很怪，不是寫老板包二奶，不是寫「資本」買色。你寫的是一些在香港非常普通的貨櫃車司機們，他們掙的是薪水，也可以說是血汗錢，可他們怎麼就包二奶了呢？』
涂俏說道，『這個問題很到位』；我在2001年采訪，當時做了若乾報道；在充實的基礎上，今年出了這本《苦婚》。我當時是記錄實例。今天，『你要問的是一個概括的理由』。我說，我的問題當然涉及道德評判，但我更要問的，一是地理理由，因為任何歷史首先是地理史，二是金錢理由，是港人司機的『經濟分配狀況』。
涂俏回答：坐在海灣村的小花園，隔著水泥圍牆，就看得見深港兩地的出入口岸。幾乎可以說，香港的貨櫃車出了口岸，來道上拐個彎，就進入到海灣村，幾分鍾的事。港人貨櫃車司機們來到海灣村，吃飯食宿成為他們最近便的需求。在海灣村這一帶，普通賓館或招待所，100元到150元睡一夜。司機們兩頭拉貨，一般兩三天進出一次口岸，一個星期來兩三次。一星期的宿費是300至500元，一個月將近1200元到2000元人民幣。『貨櫃車司機還要吃喝，費用就要翻上一倍多。』
香港貨櫃車司機出車到深圳，屬出差，除去工資，是有出勤補助的，大致也就是四五千元錢。貨有輕重，路有長短，辛勞的貨櫃車司機的職業需求，就是吃好睡好，保證第二天的正常出車。『然而，招待所不是為一個人開的。』
『於是，有些司機發現，自己每個月在路途上必定要花費出去的四五千元人民幣，除去交給食堂和招待所，其實還可以有另外一種花法：租間房，「租」個內地的年輕女人，這個空間、這個女人，從鍋到床，從碗到性，就歸我這個出資者到來時使用，而且，服務質量還高。』
對於那些包養二奶的港客來說，人屆中年一覺醒來，青春早已不再。當深港兩地交流愈加便捷順暢，當他們開車長期往返，目光越來越多地投注在遍地可拾的內地女孩身上的時候，他會忽然發現，他們手中的錢竟然可以給自己帶來某種鮮活的東西，那是已經逝去的年輕時代不可能實現的某些東西：男人的尊嚴、青春的活力以及情欲的刺激。
他們的青春和歲月都消耗在深港兩地的公路、馬路、高速路上，在不見盡頭的路上往來穿梭，『在路上』的兩端終點，香港有家，深圳有室，在他們看來，這也許是婚姻的理想狀態。如同元代小說作品當中，經常會被提及的『兩頭大』，就是常年在外地經商的商人，家中一妻，又在外典僱一妾，因為妻妾分住兩地，妾亦如同主婦，就變成兩頭都『大』了。
海灣村中二奶的男人們，80%是貨櫃車司機，百分之百的港人。在海灣村，涂俏用『被拋棄的二奶』身份，努力與『同命運、心相連』的二奶們廝混，但很少能與二奶背後的男人打上交道。涂俏解釋，港人司機們身在『行宮』、『外室』，『走婚』的時間本來就不多，蜻蜓點水，來去匆匆。二是二奶們十分珍惜『老公』回家的短暫時光，二人世界不容打攪。
從二奶們的話中，涂俏得出港人司機對於二奶的『總體要求』，是溫順、賢良、寬容、能乾、疼人。我注意到，涂俏的表述中，沒有『姿色漂亮、曲線動人』這樣形容女性的常用語。涂俏說：她們不漂亮的啊；還有，比起渾身是病的『三陪』，她們比較『安全』。
我接著說：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地理史，將『地理』與金錢結合起來說，就是一個『兩地勞動力價格和市場消費差異』問題。從《苦婚》裡可以看出，港人貨櫃車司機的月收入大致在2萬元人民幣，甚至還有高一些的。這樣的薪水收入標准，遠高於內地司機的工資。何況，還有補助。薪水交香港大婆，補助『包二奶』，『香港大婆過去能拿到多少養家錢，現在還照樣拿多少，一文不少；男人在外邊的支出也沒有增加。只是，這些大婆的男人用自己的出差補助，在低收入區域換了一種「花法」』。
『買賣就要講個價』
在《苦婚》中，有一位港人司機阿松(化名)的說話——
在深圳生活，我的幾個同事先後在這裡包養了二奶。說起夫妻制度，我爸爸就有三個老婆，那是上一輩的遺風了。我想，有伴總比孤獨好，何況費用不高，兩個人的開銷跟一個
人也差不多，就同意了。住我隔壁的女孩子，她被香港老船工包養，她不這樣又能怎樣呢？像她這樣沒有文化，素質又不高的女孩子，我敢打賭，她出門找工作，每月就是800元錢的事，她都找不到。
涂俏說到激動處，會站起來：這個海灣村，原來的漁民、農民啊，改革開放以來迅速致富，有錢就蓋房。一蓋就是七、八層樓。海灣村裡蓋了140多棟樓房，現在有200來戶是原住戶，其他1000多戶，都是住滿了的。『村子裡的年輕靚妹，多是四川妹、湖南妹、貴州妹、江西妹，等等。我敢說，就這些妹子，就是讓她們換上深圳女孩子的衣服，站到街頭上去找工作，她們也很難找著。為什麼？最根本的，是沒有文化。還有，就是從事簡單的密集型勞動，時間很長，工資又太低，600元、800元，她們有誰願意乾？』
《苦婚》，這本22萬字的著作裡，記錄的就是諸位外來妹子『怎麼從打工到當二奶』的過程和現狀。千回百折也好，千頭萬緒亦罷，說的大都是家鄉貧困，特區誘惑，抵達後尋找工作的屈辱，掙錢時崗位上的艱辛，及其最終萬般無奈之後的屈服和出賣。有的當過餐廳的『企客』，也就是門童，試工時從下午站到下半夜的2點，先站10天再說是否要人。也有做企業的『大燙』，服裝廠的燙工手提2.5公斤重的熨斗，一拿10個多小時。更有做桑拿女和發廊妹的。再有就是收入太低。有人受欺侮了，有人來表示救助，有人開出價位，於是，就有人『賣』了。從一天一賣，到幾個月一賣，比較好的是幾年只賣給一個人。『最好的是將來「轉正」。』
於是，處女補膜術誕生了，二奶介紹業也半公開了，人販子應運活躍……
年紀輕輕的阿妹已經先後有過兩次被包養的『歷史』。她家在農村，13歲出門闖世界，1998年春節過後來深圳淘金。她讀書讀到初中一年級，諸多大字不識，缺乏技能，在城市勞動力競爭激烈的社會裡，她被淘汰了。
她不得不答應去見見同鄉女友介紹的那位香港老頭。
……怎麼比自己的父親還要老？介紹人用身體擋住她的退路，勸她：你不是處女，又沒有錢了，回家不也是一樣要嫁人？天底下男人都是一樣的。下回有年輕的，保證給你介紹。
老頭見阿妹點頭，很開心，樂顛顛地帶介紹人和阿妹去酒樓吃飯。嘴巴一抹，急如星火帶著阿妹去租房。租房很神速，半個小時就租了一套二房一廳。再趕到村裡的一家超市與家具城，買了沙發、衣櫥、床墊、床架、床上用品、梳妝臺、茶幾、凳子，還有熱水器、電飯煲、煤氣灶與煤氣罐，付了50多張百元大鈔。等到商店把貨品送到房內，打理完畢，已是凌晨2時。
……香港老頭督促阿妹衝涼。阿妹強作歡顏，『端了人家的碗要服人家的管』，她重重一聲嘆息，鑽進被窩，緊緊閉上了眼睛。……她想離開老頭，深更半夜的，她又能到哪裡去？身上的錢住宿費都不夠。阿妹也覺得，如果不辭而別也對不起老頭，人家畢竟是正經跟她過日子的，他為她置辦了這麼多的家當。
阿妹與香港男人的見面時間在下午，到交易達成，住房家具全部辦妥，直至下半夜兩點，男人讓女人衝涼，也就花了8至10個小時。男人出的價位明確而簡單，花去50多張百元大鈔。房租另付。此類房租一般價位在1500元至2000元。如此界定，購置一位內地年輕女子階段性『陪伺』的首期費用，大概為7000元人民幣左右。
這段記錄，又是沒有時間概念的，即沒有規定這個香港男人與阿妹的『合同期限』，介紹者也根本不涉及這個問題。所謂的遇上年輕人再介紹，本就是順口胡說，透露出的就是賣了一次，以後可以再賣第二次、第三次。
第三天，這香港老男人返港『打理業務』，七八天後回來，帶來一枚戒指，再給阿妹500元人民幣『零用』。而內地女子的心態是：人家也在花錢與自己『認真』。在香港男人和內地女子的心目中，在這段『苦婚』的實際操辦中，根本沒有『法律文書』的影子。
生活了一年多，我覺得這個港人還不錯，每月按時給我3000元，房租也是他出的。我的生活一下子從容起來，安定下來，也算小康了吧？我很滿足這種被人包養的生活，真的很滿足。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沙頭角做諮客，冬天穿得極少，每天還凍得鼻涕亂流，『罰站』超過10小時，一個月纔600元。我做美容，一個月都不止這個數。
海灣村裡有個小花園。一處大理石凳子上，坐著一男一女，大體感覺是男長女幼。涂俏說道，又是一對在談判，人家出錢多呀。我回答：我的感覺復雜，現在我腦子出現的幾個字是：『買賣就要講個價』。
變革的悖論和呼喊
有二奶，就有大婆，有二奶、大婆，就有她們共有公用的『爺』。
中國有句老話：嫁漢嫁漢，穿衣吃飯。這句話從來就給我一種非常強烈的『職場』氣息。婚姻之中應有的一切內涵，在這句話當中影蹤全無，剩下的只是作為生命生理需求的供給者和受惠人的關系。中國農耕歲月，男人是主要勞動力；到今天中國經濟的大轉型時期，因為經濟發展生態的不平衡，因為傳統規則泥沙俱下的沈重負荷，二奶現象的出現，成為難以避免的社會故事。
從打工到二奶，年輕的女孩子們走過血和淚的長途。無窮盡的等候，間隔型的會面『睡覺』，定期頒發房屋租金和包養軀體『肉金』。在人類范疇，性是人靈肉合一的故事，正常婚姻中女性都具有的深情、哀怨、憤懣和仇恨，還有故作姿態的平淡、言不由衷的表演，二奶們都不缺乏。自然，男人們也理所當然地『制造』些削價、拖欠、最終『玩失蹤』等等故事來應對。
讓人感到震撼的，是很多二奶們將『當二奶』作為一種『不錯』的職業。
像我們這些來自農村的、貧窮家庭的女孩子難道就不能通過一些極端方式來改變命運？我也奮斗過，我也打工呀，可是代價太高了，不是被男人欺騙就是自己無端地生病。我們永遠是弱者。
在這個村裡，二奶有不少相同之處。家境相同：來自農村貧寒家庭。家庭背景相同：家中有兄弟姊妹多人。你一旦外出打工，往往逼得你去賣血賣身也得搞點錢回家，養活他們，甚至供他們上學、蓋房、討老婆！婚戀悲劇：出來之前或者是被包之前，都經歷過失敗的婚姻或戀愛。教育背景相同：絕大多數是初中或小學畢業。外出打工經歷相同：孤立無援，吃盡苦頭，因而常常被人欺負。導致的結局也是一樣的：被人包養。
我不是表示做二奶就是這一類女人的唯一出路，但至少對我來說，從我遭受的挫折來說，我不敢再去社會上打拼了，我拼不起，就乾脆讓人養起來算了。有人叫國家養，有人叫企業養，光拿錢不做事，兒女出國，衣食無懮。我們那裡有人5歲造花名冊，就是國家乾部，就有了國家工資。他們可以，我為什麼不可以叫男人養？
正在六神無主的時候，遇見一位高中同學，她已經做了香港人的二奶。她的『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想找一位老實本分的內地女子做小的。女同學勸了又勸，叫我與其千辛萬苦，不如每個月拿幾千元『固定工資』算了。我想了一個星期，我咬著牙答應了。
一年多來，我累得很，總要遭受不同男人的欺負。做小姐這樣爛下去不是長久的辦法，不如找個男人穩定一點，不用成天擔心得性病。我想也沒想，就跟他來到這個村，租房子住下來。他一個星期過來一次到兩次，我慢慢地喜歡上他了。我一個外來妹子，在深圳總算有個家啊！總算有個男人記掛著我啊！
涂俏遇上一個叫阿婷的二奶，她認為自己遇上了好人。她被包養的價格較高，每月5000元家用，還不包括房租。這5000元，就是阿婷的『紅利』。逢年過節，『老公』還給紅包。有時一個紅包就是一萬元。她要是『離婚』，家裡就斷了搖錢樹，又要墜入貧困。阿婷認為：『女人有人養，不愁吃不愁穿，這纔是天大的福。(家鄉)全家人一年到頭，從春累到秋，田地裡收下的苞米、稻谷、紅薯，統統加起來，也賣不到5000元錢！』阿婷父親還這麼說：做二奶有什麼怕的，好過在家鄉挨苦受累，一月拿5000元錢，不要說下田，連太陽都曬不到一下，要知足！
對於這類特殊女子來說，她們是生活在深圳特區，但她們心中卻依舊生活在自己家鄉早被確定的行為支持或束縛『系統』中。這個『系統』的成員，就是同鄉與親友。二奶們的大多數都獲得了足夠的支持，尤其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社會的廣泛寬容。
究竟是什麼使得那些『支持系統』笑貧不笑娼，認為當二奶不再是一個『火坑』？答案是簡單而又極其復雜的：因為支持系統的貧窮，因為血源關系的責任；因為經濟條件的差異，因為面對未來的向往。
大變革時代的社會，人潮開始流動，心願開始更新，外邊的世界很精彩，裡面的世界很無奈，到處充滿著呼喊和悖論，悖論和呼喊。
什麼未來不未來的？對我們這些做小的來說，有個男人呵護你，這就足夠了。
鬼話，凡是做二奶的都想不開。阿燦喃喃地說：做小，做小，小、小、小……說著說著，她突然嚎啕大哭。這一天，阿燦的哭聲使得整個海灣村都顯得這般苦澀。
男人女人們，警惕啊
今年年初，涂俏回到這個住過60天的村子，當年認得的二奶全已不在。『風流』雲散，新來的同性面孔的表情，又都是那樣的戒備，於是，那些女孩子們的結局，盡管是最近的『下一個去處』的結局，也都不得而知。
我的眼前，140多棟七、八層樓的私房，依舊在出租。房主『百分百』請人代為收租。這個替人收租的人就成了二房東。『百分百二房東』收租的考慮大抵是，港人包養二奶本屬非法，『中間人』可保證房租真金白銀一文不少，遇事又可推脫非房主所為。『有事』沒事，真正獲利者不會受到任何牽累。一般而言，二房東都是外鄉人。房子要3個月至6個月起租，頭一個月付一押二。港人失蹤的二奶，熬到無可再熬的地步，往往是將房中的東西全部抵押給房東，自己被掃地出門。
我和涂俏走到她曾經住過的房前，鐵門緊鎖。門上貼張白紙，上面寫著：通知：請××6、××1、××6、××5、××3住戶速到水電部交清水電費，多謝合作。水電部2004、11、26。涂俏解釋，這就是說，這些房子的香港男人已經有日子沒有來付錢了，而二奶自己是不會來付這個水電費的。
上世紀90年代末東南亞爆發經濟危機，香港受到影響。『包二奶』現象開始出現變化。
轉型之一：月租插水式(粵語：跳水)
暴跌相對於前些年港人包二奶，一包就是五、六年的『盛況』，如今已經風光不在。多數二奶身價大跌，自然村租住的二奶人數大幅減少，租客比往年減少了至少兩成以上。今年(2004年)春節返鄉之後，很多二奶竟沒有回來。
轉型之二：『終身制』改為『分段制』
一位被港人先後包過四次的二奶告訴記者，如今港人包養二奶已經沒有『良心』，因為經濟不景氣，她們不再考慮二奶的『終身制』，只顧眼前快樂，改為『月租制』或『半月制』。港人已打破包養二奶的基本程序，不再租房，不再買電器和家具，只身上門，每月扔下一、二千元。
轉型之三：『金屋藏嬌』變成『打邊爐』
一看上某位女子便租房『金屋藏嬌』的港人幾乎已絕跡，由於經濟原因，他們選擇了三五好友，合租三室一廳、兩室一廳，或者乾脆合租一室一廳，這樣一來，每月可節省一大筆開支。他們每人每月交房租只需花費400元左右，加上給二奶的生活費用，絕不會超過1500元。
轉型之四：陪吃陪睡雙料保姆浮出水面
部分港人在深圳購置房產，僱傭雙料保姆，保姆不僅要為主人煮飯、洗衣，還要提供按摩、陪吃、陪睡之類服務，一個月來四次，費用約600元。
深港兩地，由大婆與二奶構成的糾紛或『重婚罪』官司，此起彼伏。據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透露，2002年全年審結因包二奶引起的婚姻家庭糾紛多達42000件，有47人因涉及包二奶行為構成重婚罪被處罰。
涂俏在海灣村時，兩位供職於計劃生育部門的乾部，悄悄地到村裡探望她。涂俏了解到，計生部門人員也曾經『前來』海灣村，但『上門調查詢問、指導、教育、幫助』，是不可能的。據推算，港人與二奶生育的後代，即出生時父或母居港滿七年的非登記婚姻生子女，已為兩位數的『萬人』。因無戶籍，就學即屬『高消費』。
那些『黑戶口』私生子，和她們(指已經成為母親的二奶們)一樣，命運令人堪懮，前程令人惶恐。特別不容忽視的是，這批私生子在深港兩地不具有合法地位，積以時日，他們的存在一定會引發更大的社會問題。
第二天采訪，拉著我再訪海灣村的那個湖南司機說，這個口岸，每天轟轟隆隆的，香港有大約10萬個貨櫃車司機，在循環往復；要說在深圳包了二奶的，當然也是很少數，『但是從一個村子來看，二奶可就多了。』湖南司機住在海灣村旁邊的村子，原本也是個二奶村。如今，二奶還是有，他說：今年深圳、東莞缺30萬勞動力，還到我們湖南老家去招人，但招不滿。『為什麼？就是工資太低，沒有吸引力。老家還是有人出來的，女孩子當二奶，總比打工拿的錢多。』
我再問他，為什麼進那個二奶村那麼困難，警衛看得那麼『死』？湖南司機回答：警衛也算個好職業，要忠於職守啦；警衛看得不『死』，有人會『死』，一直有香港大婆僱人到深圳來打探自己男人的行蹤的，『要出人命的啦！』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部新中國成立後制定的第一部國家大法，在法律的層面上終結了漫長而丑惡的納妾陋俗。
幾十年之後，沈渣泛起，死灰復燃。所幸的是，泛起的沈渣沒有擁塞現實的婚姻主流航道，復燃的幾片死灰也成不了燎原之勢。只是，不論是家庭還是社會，一旦無視甚至放縱納妾現象，後果必定是災難性的。
警惕啊，男人們女人們！
相關鏈接 睜大自己的眼睛
陸幸生(記者)
涂俏非常客氣，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對不起。這天是感恩節，從香港到深圳過關的人多，時間長，所以接機來晚了。涂俏『祖籍』江西，父母都是60年代大學生，父親曾為江西省級文學雜志社的主編，對於或滿目爛漫或遍布陰霾的『山高谷深』的眾生故事和心態，涂俏從閱讀開始，也當然地誕生了自己記錄它們的念頭。涂俏工作的第一個報紙，是當地的『新生報』，公安系統辦給犯人看的『教育型媒體』。
涂俏在上世紀90年代初，來到深圳，在報紙做編輯。她三叔來到深圳打工，她陪同叔叔找住處，隨著時間的長度，必須逐步降低的住宿費用，使得涂俏『看到』了深圳的『十元店』。也就是一套住宅，三房一廳或兩房一廳的，分別掛著男賓部和女賓部的牌子，一個房間裡住上十幾個人。一個門裡住了40多個人。幾個月、半年，以至幾年，直至住店的人找到工作，離去。一天的房費是十元，也供飯，三元一客，一天的『進口費用』是九元。一個來到深圳的謀生者，最低開銷就是這個19元。然而，最低的生存開銷，也擋不住人生所有情節在十元店的發生和蔓延。
涂俏叔叔住進去了，涂俏也住進去『體驗』生活，從而寫出『十元店』記事。在十元店，涂俏結識了一位在十元店住了十年的年輕人，了解到諸如此類赤手空拳的年輕人，在深圳用怎樣的方式『活了下來』。略有積蓄，這位年輕人買了一輛自行車，由此得到一個高貴的綽號：勞斯萊斯。勞斯萊斯已有經濟能力住到好一點的地方去，然而，『熟悉』和『熱鬧』，使他『不離不棄』。
父輩給予的探究命運底裡的傳統動力，親身經歷的百姓生存現狀的追尋目擊，涂俏准確、快速地記錄並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涂俏拉過保險，當過『婚托』，也扮演過在餐廳內的啤酒女郎，更追蹤過神秘『醫托』。作家梁曉生為涂俏的《生存體會》作序：『在國外「隱性采訪」是一件冒險的事，記者們隱了記者身份，深入到乞丐群落、販毒集團、黑社會幫派中去，逼近觀察、掌握第一手資料，然後做非常詳實的報道。此類報道對「內幕」的顯示是以大量細節來印證的，並且那些細節是絕對不可能憑想象「創造」出來的。在涂俏的這些「隱性采訪」報道中，她的有些經歷無疑是有風險性的。她的這本書有廣度。有呈現中國當代社會灰色層面人群狀態的廣度。它是敏感的。也是需要膽識的。』
回到上海，寫成稿件，我用電子郵件發過去。隨後按照深圳的號碼打電話『跟過去』。涂俏回答，我恰恰在關卡的門口，就要『過去了』，否則你就要打香港的號碼了。
涂俏現在是在香港和深圳的過道上。隨後，她馬上又要進入香港『打工』。采訪途中，她跟我講話，經常會『在香港這事情是這樣看的呀』，『在深圳這個事情是這樣看的呀』。兩地的『價格高低』，景觀差異，釀造著涂俏的思緒衝撞和文字『迷惘』。
有人形容，報告文學『過於突兀的、難以調和的』矛盾描寫，讓人感到沈重。只是，真實從來沈重。明確這份沈重的來歷，我們方有卸下這份重負的可能。為了這個目的，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睜大自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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