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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月27日，也就是發表國情諮文的日子，美國人民已經整整一個星期都淹沒在對斯塔爾調查的報道之中，我也是花了一個星期應對這件事。斯塔爾已經給很多白宮工作人員簽發了傳票，並要求調閱我們的記錄。我請哈羅德·伊克斯和米基·坎特協助應付爭論。演講的前一天，哈羅德和哈里·托馬森感到我在公開表態時總是太不確定了，在他們的敦促下，我很不情願地再次對着媒體表示‘我沒有和萊溫斯基發生性關係。’” —克林頓《我的生活》
“我最佩服中國的吳儀、美國的巴舍夫斯基、馬來西亞的拉菲達”
他是克林頓的競選主席，希拉里的合作伙伴；他是巴舍夫斯基的前輩，他們曾逼迫日本向美國打開了汽車市場大門；他還是“萬艾可”(原名“偉哥”)等幾十家公司的喉舌。現在，他在中國想說些什麼？
克林頓高參
米基·坎特在1993年1月21日成爲克林頓總統的第一任內閣成員之一，擔任美國貿易代表。作爲克林頓總統的在國際貿易方面的主要高級顧問，他在克林頓總統任期內與國外簽署了200多個貿易協議(協定)。坎特先生在1996年4月12日被任命爲第31屆美國商務部長。在任期間，坎特先生大力推動了克林頓政府的貿易發展機會，爲美國民衆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從而促進了美國經濟發展。
坎特現在是Mayer Brown，Rowe & Maw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他在世界範圍內代表着多個公司。
坎特先生於1939年出生于田納西州。他於1961年畢業於Vanderbilt大學。經過在海軍服役的四年後，他又進入喬治頓大學的法律中心進修並在1968年獲得了法律學位。
他擁有與克林頓一樣的淺藍色眼珠。米基·坎特身上只有這一點和那位風流的美國前總統相像。不過，作爲克林頓的前競選主席，身高約170釐米、體形瘦小的坎特擁有另一種魅力。
12月的第一天，北京遭遇一場大霧，飛往上海的航班被推遲了。66歲的坎特從機場趕到華亭賓館接受記者採訪。他的助手遞上一壺咖啡，低聲說道，“他沒這個就不行。”
坎特身穿條紋深色西服、星紋深色領帶。脫下西裝後，他就像常見的英美律師那樣———穿着揹帶褲和藍襯衫、手上只有一隻黑色皮帶的金色腕錶和一款久經年月的結婚戒指。他背後的窗外是上海體育館門前的車水馬龍。
面前的他曾是美國貿易代表、第31任美國商務部長。不過如今，他只是一名律師。雖然他代表着波音、時代華納、花旗集團、韓國第一銀行、輝瑞、摩根斯坦利等世界頂尖的企業，但他畢竟只是一名律師。他現在最關心的事情可能不是指點江山、縱橫捭闔，而只是怎樣爲“萬艾可”打贏一場艱難的專利權官司。
談判桌上佩服三人
自從1993年1月21日被任命爲美國貿易代表，坎特無數次爲了美國的利益“舌戰羣英”，尤其是和中國、日本和韓國等遠東國家進行的貿易談判。在中國人熟知的巴舍夫斯基之前，坎特已經代表美國和當時的中國貿易談判代表———現在的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和博鰲亞洲論壇祕書長龍永圖多次“交手”。
“龍永圖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個傑出的人。”坎特向自己從前的對手致以敬意，不過對於談判桌上的“較量”，坎特更敬重另外三個人———“中國的吳儀、美國的巴舍夫斯基、馬來西亞的拉菲達”。其中，吳儀和拉菲達是坎特的談判對手，而巴舍夫斯基是在1993年經坎特推薦成爲美國貿易副代表的。
作爲發達國家的代表，坎特的對手多數來自發展中國家，他說：“談判的難度取決於不同的對手。”坎特總結自己的談判經驗，“各個國家的代表都代表着自己國家的不同利益，他們的風格也會不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不同的地方是，在法律制度和可引用案例上不完善，所以談判的另一個目的其實就是相互協作、互相補充。”
代言“偉哥”來中國
談到畢生最得意的業績，坎特說，“我感到自豪的是參與了烏拉圭回合談判，這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一次貿易談判，我也很高興這個協議對於中國加入WTO起到了促進作用。另外1995年和1996年和中國簽訂的兩個貿易協議也很重要。”
坎特提到的烏拉圭回合談判又稱關貿總協定，共有117個國家和經濟體參與，構成了WTO組織的3個基本協議，而在1995年和1996年，中美簽署了《中美知識產權協議》和《紡織品與服裝協議》。他沒有提到自己參與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日汽車和零配件協議等其他幾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協議。
從談判桌上走下來的坎特現在成爲各大跨國企業的高參。他最近比較引人注目的兩件業務是，匯豐入股韓國第一銀行和“萬艾可”在中國的專利權訴訟。坎特是韓國第一銀行的董事，也是生產“萬艾可”的輝瑞公司的顧問。
“克林頓總統治下的美國，獲得了全世界的普遍尊重，而今天的美國恐怕就不是這樣的。”
26年老友克林頓
當記者提到克林頓，坎特有點疲倦的臉上浮現出一絲笑意。作爲克林頓的競選主席、第一任內閣的成員，坎特當然非常有資格來評論他。也正是在克林頓擔任總統時期，美國的經濟和貿易全球化發展迅速。
“在克林頓總統的領導下，美國經濟達到了其他國家從未有過的強盛。他在教育、醫療、環境等方面爲美國人做了很多事。他也在推動全球貿易發展方面起到了領導作用。克林頓總統治下的美國，獲得了全世界的普遍尊重，而今天的美國恐怕就不是這樣的。”坎特的語速第一次這麼快、這麼流利。在這之前，坎特曾對記者說，“作爲一名律師，我的骨子裏流動着謹慎的血液。”
當然，他的律師氣質的確是在骨子裏的，坎特沒有忘記補充一句，“我認識克林頓先生有26年了，所以我作出的評價不能說是很客觀的。”
中美利益很一致
在貿易談判中長期和中國打交道的坎特認爲，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說，“美國的鉅額消費是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基礎，確保美國經濟處於穩定對於大量向其出口的國家來說有利的。”坎特同時表示，“我反對人民幣升值，因爲中國銀行的不良資產是以人民幣計算的，人民幣升值會給這些銀行帶來更大負擔。如果這些銀行受到衝擊，也這會給世界經濟帶來嚴重打擊。”他認爲在這些問題上，中美兩國都是利益一致的。
對於兩國之間的“反傾銷”官司，坎特說：“在發達國家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過程中，出現‘反傾銷’案件是很正常的，也並不是單獨和中國(有這樣的問題)，但是給發達國家的相關產業勢必造成衝擊，可以想象，到明年1月紡織品限額取消的時候，還會有更強烈的‘反傾銷’。”
“建立自由貿易區和WTO主張全球貿易自由化沒有矛盾。建立地區自由貿易圈將促進最終實現全球貿易自由化。”
夢想就是全球化
坎特的一輩子都在從事推動全球貿易的事業，他對於目前的全球化形勢並不十分滿意。他說：“在推動全球貿易方面，APEC曾經取得很好的進步，可惜這種良好勢頭沒有得到保持。APEC組織代表了全世界50%的貿易額，這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形式。”
記者詢問道，自由貿易區和WTO有什麼關係，坎特合着自己的雙手思考了一會，由於受到關節炎的影響，他的手指有點變形。
片刻沉吟後，坎特說，“建立自由貿易區和WTO主張全球貿易自由化沒有矛盾。可以說，建立包括東盟10+3模式在內的地區自由貿易圈將促進最終實現全球貿易自由化。但是自由貿易區不應該違背WTO的規則，就是不應該設定排他性規則。我注意到，東盟10+3的國家都是APEC組織的成員。我想需要研究怎樣兼顧WTO原則和地區的差異性。”
記者最後問坎特，對於功成名就的他來說，爲什麼不含飴弄孫、享盡天倫之樂，還要在全世界到處跑。他摸了摸略帶花白的頭髮，說：“現在的我對於今天的貿易格局不會有太大的影響。我只是想利用自己的影響，推動一個公正、公平、透明的貿易體系，這是一個建立在WTO規則上的，適應國與國之間差別的體系。我心目中全球化的目標在於提高全人類的生活質量。”古稀之年的他，目光不帶一絲混濁。而外面的夕陽已經換成不夜城的燈光，上海人下班的高峯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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