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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薪農婦熊德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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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薪農婦熊德明 |
有一位重慶農婦，很有名，不得了，去年這個時候就火得很。今年自打進入12月，她的名字，更是天天能瞅見，有關她的新聞，報紙，網站，電視，一個都少不了，一句話，這位重慶農婦今年更火了，就像冬天裏的一把火！
影像：新聞發佈會
熊德明：首先感謝我們各位的新聞界的朋友，從去年到今年關注我們，我在去年當中無奈之下給溫總理說了句實話。一年多以來，農民朋友，不管各個地方，不管是農民工(被)拖欠工資，外面各種各樣的事都打電話，寫信找我們家裏。
影像
溫總理和熊德明在一起的照片
解說：這位農家婦女就是去年一句“實話”引發溫總理爲民工追回工資的熊德明女士，人稱熊大姐。昨天，她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了一個新聞發佈會。
影像：新聞發佈會；熊德明在發佈會上情不自禁地哭泣
某媒體記者：我們瞭解到，您在到溫州，剛剛一到溫州，看到各那個場面的時候就哭了，而且哭了三次，現在今天在這個見面會上，您還沒有開又哭了，到溫州那次哭是爲什麼？這次又是爲什麼？
熊德明：到溫州，他們天天打電話，他們家裏的人說，他們家的老公在外面打工他們家裏的人到我們這裏來說，他們家的老公在外面打工沒拿到他們的賠償金，廠裏不讓他們幹活，沒有生活錢，通過電話讓我到他們那裏去。他們都在機場裏面，我一看就想到他們的處境和我的處境都是一樣，我也是一個農民，他們也是農民，所以我看到那些農民工，我就想起我的事。我覺得他們看到我，就好比我看到總理一樣，我看到他們就想到他們家裏(的人)說的話，打電話講的家裏的那些困難，所以就哭了。
主持人阿丘：不知道您聽出來沒有啊，這位曾經仗義執言，甚至有幾分俠肝義膽的熊大姐，怎麼好像有些沮喪呀？--沒錯，熊大姐有了些麻煩。這事情我要給您從頭說起。
因爲熊大姐遠在溫州某陶瓷廠打工的鄉親們，患上了矽肺，疾病纏身，生活艱難，熊大姐再次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她要爲他們向企業主討賠償。11月30日，熊大姐從重慶雲陽老家出發到了溫州。
維權！討薪！熊大姐，一介農婦，單憑這自己的那段向總理說實話的經歷，就這般風風火火地攬這個活，說實話，從她上路那天，我就擔心事情不會太順利。不過當時熊大姐還是躊躇滿志。
在那次出發前，熊大姐先給溫州市市委書記寫了一封信，信中她這樣寫到：“因我遠隔千里來到貴市，希望您們對我代爲舉報的單位進行查處，及時支付他們的工資，醫藥費，一次性享受的工傷保險長期待遇。本人代表重慶農民工表示衷心感謝，並繼續宣傳鼓勵重慶農民工在對浙江和溫州經濟建設中作出貢獻。”熊大姐當時在接受媒體的採訪時，甚至表示過，這次維權，自己有五成以上的勝算。
影像：溫總理到熊德明家視察；2003年中央電視臺年度經濟人物頒獎典禮，熊德明獲獎場景；熊德明在美心公司工作場景；在雲陽老家工作場景；熊德明在溫州討薪場景
解說：2003年10月，熊大姐因爲向溫家寶總理說實話而掀起討薪潮。
2003年12月，與龍永圖，丁磊等人榮獲2003年中央電視臺年度經濟人物，成爲活動開辦以來唯一獲獎的農民。
2004年3月，成名之後的熊大姐被美心公司聘用，走上進城打工之路。
七個月後，熊德明回到雲陽老家，準備籌辦自己的養豬場。
2004年11月30日，熊德明攜律師況力彬赴浙江溫州爲自己的老鄉討薪維權。
2004年12月6日，熊德明在北京參加了中央電視臺《聚焦三農》欄目幫助她召開的媒體見面會。
影像：新聞發佈會
記者：您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熊：一面面對媒體，一面想到那些農民，我走了，有些不理解我或者不掛電話，到(我)家裏去了之後不走，非得要我表示一個明確的態度他才走，我當時也覺得很惱火。
主持人阿丘：從11月30日下午到12月4日離開，熊德明在溫州待了5天，據重慶某媒體的記者觀察，從第三天起熊德明的維權行動就已陷入了困境，解決農民工傷殘賠償問題絲毫沒有進展。和當地企業主談判協商後，熊大姐那邊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委託書法律效力不完備，沒能證明老鄉的致病根源，總之，替鄉親們維權，不像她想象中的那麼簡單。儘管受到溫州當地政府的禮遇，但最終只解決了兩位患病民工的賠償問題，與熊大姐的期望的十三位相去甚遠。對此重慶某媒體的記者有這樣的看法。
影像：電話採訪重慶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記者
重慶某記者：我覺得是草草收場，無功而返那種感覺。
《社會記錄》記者：你覺得他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呢？
重慶某記者：我覺得應該從兩個方面講，一個是她的到來很快地促進了兩個人的解決，但是這兩個人，不管是勞動局還是這兩個當事人，以前人家已經基本快談判好了，她來的時候只是起到一個催化劑的作用，人家拿出到桌面上跟她談判的時候都是兩個最容易解決(案子)，已經談判，就是說差別很小的兩個(案子)，她來了以後馬上就解決了，包括她的表弟就是張仁和，截至目前還沒有解決。
《社會記錄》記者：那麼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您認爲她算是？
重慶某記者：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我的感覺，她去了以後有點成果。她去的結果可能是一部分民工對這個傷殘賠償的難度更加大了。爲什麼這樣說？因爲民工說了我們基本上每個禮拜都得去一兩次，我們去，當時一點結果都沒有，當時盼望着你來。現在你來了，我們的結果還是沒有，你走了，我們的難度肯定會加大了，你來了都沒辦法，其他誰有辦法？我們一個普通老百姓,我們再沒有靠山了。
《社會記錄》記者：你觀察的熊德明這個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你能提供給我一個參照嗎？
重慶某記者：參照？那我還是用溫州當地的一個人，他是這樣說的：“熊德明，你還是最好回去餵鴨餵豬。”
《社會記錄》記者：這同時也是您的一個結論，是嗎？
重慶某記者：我覺得她最好還是回去喂她的鴨喂她的豬。爲什麼？因爲她畢竟是一個農民。她從離開重慶那一天，她沒有想到農民工的傷殘賠償是那麼複雜，有那麼多的程序，她去的時候好像想得很簡單，而且過去的時候連一個委託協議書都沒有，那你憑什麼來？
影像：專訪熊德明
記者：事情到了現在這個地步，你覺得自己是該去還是不該去？
熊：不能那樣說，聽到這些人講的那些不三不四的話，我覺得就是太后悔了！通過這一次
給他們解決了兩個問題，也給了一個說法，我還是該去，爲什麼？給他們真正還是做了一些實事，我只想到通過這件事我能夠幫他們(解決一些問題)，辦得到辦不到。我自己出錢去(溫州)，我覺得就要去問一下，究竟我這個新聞人物到處都知道的(新聞人物)，我能不能給他解決(問題)，這些是後面的事情，我都回答不上。
主持人阿丘：在我們對熊大姐的採訪中，她並不掩飾自己對這次溫州行有欠考慮，她說因爲自己沒什麼文化，法律知識也不怎麼懂，社會經驗也不豐富。所以，想問題就比較簡單，可能會犯一些錯誤。但是最使感到沮喪和害怕的是人們對她的誤會。
影像：熊德明接受記者採訪
記者：看起來好疲憊？
熊：是，我打電話回去，就有人說你回來已經沒有價值了，到處(都有人)說你，熊德明神祕失蹤，還有已經失蹤幾天了，還有的(話)就是說(我)又和某某人在一起，還有他們到那裏到處找我都不能找到我，還有的(人)就說我已經在爲自己牟利。
記者：那你自己在這個事情當中能夠獲得什麼樣的利益？或者說好處？
熊：一點好處都沒有！我是把獲得經濟年度人物的獎當做一個很大的榮譽。我是個農民工，媒體相信我說的是真話，政府也相信我不會說假話，我是以說真話的身份去的(溫州)，我沒有找他們任何一個人提供幫助，說我沒有錢，你把錢給我我再去，我沒有說你們拿到錢(賠償費)，要給我一部分回扣，我沒有這樣想，也沒有這樣做。
記者：那你不這樣做就不行了？你就非要去幫他們解決？
熊：電話聯繫不上，你不可能搬家，你住在那裏，不可能整天待在家裏。如果你要養豬，你可能還要到地裏去，還要準備豬飼料，還要養豬。
記者：你就給他說你解決不了。
熊：如果我說解決不了，他們也會因爲鄉親的原因，告訴你他們的事或者要你幫着打個電話。他們說，如果他們打電話給記者，人家會說你打錯了。我個人這樣想，如果他們給姓張的記者打電話，可能他會說你打錯了，假如是我打的電話，我說我是在某某地方見過你的熊大姐，他可能馬上就接電話，因爲以前就有過這樣的事。我給他們(農民工)留過記者的電話，他們打過去都說打錯了，他(農民工)說熊大姐還是麻煩你幫我打個電話，就是有這些事。
記者：我有一點怎麼也理解不了，熊大姐。你爲什麼會認爲解決這些事情是你的責任？你不解決就是你的不對，你對不起誰呢？
熊：就是對不起去年的那個經濟年度人物的獎品，實際上就是爲了這個。(熊哭泣影像)他們那些人會這樣說，你看那麼多人，那麼多農民，從來都沒有得到什麼先進人物，並且你還是一個社會公益獎，第一個得到獎的農民。原因就是這麼一點點。
記者：我覺得你像是快要崩潰了。
主持人阿丘：熊德明溫州討薪維權行動引發的評論，或褒或貶，很是尖銳，讚賞者覺得熊大姐是走出維權新路子，但反對者覺得名人討薪有違公正，甚至有人乾脆就說，要是熊德明討薪成功了，那就是中國法治的失敗，是法治的倒退。昨天的新聞發佈會上，一位一直依靠法律手段爲民工維權的民間法律工作者張志強，他在會場就向熊大姐表示了不以爲然。
影像：張志強在會上發言
張志強：其實我這裏有一個非常不好的問題，作爲我們這三個都是打工者之家的，我們長期在爲外來的弱勢羣體做一些維權的工作，因爲我也是一個自學法律的，因爲我，從9月1號之前還在工地上搞裝修的因爲我有120塊錢我是通過正常的合法渠道，打了一年半的公司，花了一千多塊錢，才把這120塊錢拿到手但是我現在說，給我的感覺在中國這個社會，走正常的法制渠道，還沒有像你走名人渠道，這是不是給社會造成一種誤導就是說，我們每個人都去成爲名人，然後解決問題。你是不是覺得你利用這種名人的身份談判？這給我們基層做這個維權的人一個很大的壓力，而他們可以通過名人通過媒體，很快地解決問題，
影像：熊德明長時間沉默
影像：會後採訪張志強
記者：我覺得您今天是帶着困惑和憤怒前來阻止熊德明？
張志強：你可以這樣理解，我是覺得，我覺得這種效果不一定很好。
記者：那您今天來的目的是什麼？
張志強：我主要是想，我認爲她這種方式給社會，給我們造成很大的壓力。我是做這個工作的。我覺得什麼東西如果都能通過人治或者(通過)社會解決的話，還要法律幹什麼？所以我認爲這對法律是一種不尊重。
記者：那如果說她還要繼續做下去呢？
張志強：我估計她不會做下去。
記者：爲什麼？
張志強：這是我的直覺。
記者：您直覺告訴您什麼呢？
張志強：因爲我認爲，她這樣走的話很難走，最終還是要走法律程序。
記者：據您目前觀察，包括她這次去溫州回來，您覺得她已經走到一個什麼程度了？
張志強：我這個不好說。我是昨天晚上才接到參會的邀請，邀請過來。我沒有跟她過多地深入瞭解，我認爲她會考慮就此收山的。
記者：這個會使您感到？
張志強：我認爲會感到高興。因爲我還要繼續用法律的手段走自己的路。
影像：採訪中央財經大學法律系黃博士
記者：有說人，熊德明的成熟，這兩年她的變化，她的成熟，恰恰說明了中國法治的尷尬。
黃博士：法制建設也是需要一個週期的，以我們法律專業人士來說，它可能不是一代人，兩代人，而是需要幾代人才能完成的一個使命，而我們現在很多人，就想我們法治在一朝一夕來完成，我們儘快立一個什麼法，我們就變成一個法治社會。立法這是法制建設中的一個環節，更重要的是我們每一個公民成爲一個法律意識很高(的人)，社會每一個主體都能夠變成一個法治的主體，那麼這個法治社會才能夠實現。那麼這一次是熊德明通過名人效應，媒體支持和律師的參與加快了這種農民工權益救濟的過程，所以我覺得整體方面看，我們也看到她進步的積極的一面，所以我給她定位是我們要正面評價積極引導她的維權行動，而不要做冷眼旁觀的看客，更不要成爲風言風語，冷嘲熱諷的批評家。
主持人阿丘：關於對熊德明溫州維權的評價，網上有連篇累牘的文章。熊德明現在也學會了上網，她說，那些懷疑抨擊還有冷嘲熱諷，每每讀到都會使她忐忑不安翻江倒海，她甚至都沒有勇氣把這些話告訴給孩子他爹。我想熊大姐這樣的敏感恐怕正是現在有的心理學家分析的，熊大姐太向自己強調責任了而產生的焦慮。也許熊大姐稍微留意，就會發現其實字裏行間人們一直在默默地流露着敬意。前兩天我看到這樣的幾句話，我念給您聽聽：熊德明，她就是一個農民，一個樸實的農民，一個有良心的農民，一個古道熱腸的農民，一個有自知之明的農民。但正是因爲她是一個農民，她的知識還不夠，她的見識還不夠，她與社會各方面打交道的經驗還不夠，她纔會遭遇到溫州之行的挫折。或許對她，我們不應該求全責備，應該等待她慢慢成熟起來。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年來她已經慢慢地成熟起來了，這位仁兄還說毫無疑問欠薪問題的解決仍需要努力，尤其是需要法律上的努力，而在那些懷疑抨擊冷嘲熱諷的背後，其實人們最終都期盼着有一天熊大姐不用這樣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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