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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教授提出“大都市圈”理論：由一兩個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作爲一定行政區域的核心，輻射並帶動周邊範圍內的一批中小城市，連接成爲世界範圍內有一定影響力、競爭力的區域城市羣或城市帶。
從這以後，世界前兩大經濟體美國和日本的城市羣發展被國際上的專家看成是對這一理論的有力證明。但是中國的城市圈在經過20年的發展後，仍然沒有達到人們預期的高度。
20世紀下半葉，美國GDP的主要貢獻出自大紐約區、大芝加哥(五大湖)區和洛杉磯區，這三大組團式城市羣對美國的經濟整體貢獻率爲67%；而日本GDP則主要產出於大東京區、阪神區、名古屋區，這三大組團式城市羣對日本的經濟整體貢獻率超過70%。就中國而言，珠江三角洲的GDP目前約佔全國的10%，長江三角洲的GDP約佔全國的18%，京津唐環渤海灣地區約佔全國的7%。這三大組團式城市羣對中國的經濟整體貢獻率僅達35%。
行政區劃是最大障礙？
很多人都將這一歸結爲行政區劃的問題，認爲調整行政區劃可以使中國城市羣之內的地方保護主義和過度競爭得到消解。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對此分析說：“最關鍵的一點在於中國的行政區劃和經濟區劃是相互矛盾的，有非常尖銳的問題，行政區劃定下的官員在執行經濟區劃的功能，完全割裂。”
他告訴記者，現在中國的行政體制，有15個行政級別，一個人在仕途上要有成就，那隻能在每個級別上待兩年左右，這就導致其爲了爭取自己的政治成績，多搞形象工程，搞短平快項目，很難穩定心思從長遠角度進行地區規劃——長期項目的短期效應不好，政治成績就沒有了，這導致在客觀上沒有鼓勵地方官員進行長遠規劃的動力。譬如現在把城市搞得比較漂亮，公路也修了，但有時候這種項目的延伸實用性不大。
考覈體系應該改變
針對這種情況，華東師範大學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的沈玉芳教授認爲，在目前的體制下，沒有理由一味指責地方政府。因爲政府把本地就業、稅收放在重要位置來考慮，有其一定合理性。現在的問題是，要找到突破現有體制障礙的辦法。
他建議，可以從統計、稅收、金融等方面着手，建立利益協調機制，進而建成中央有效調控下開放式的區域性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使城市羣一體化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曾經有建議在探討長三角發展之時指出，要改變目前的行政區劃，將長三角諸城市都圈進來，上海說了算。但這種提法遭到很多學者的反對，諸侯經濟看起來是由行政區劃問題而生，實質與中央對地方政府設立的考覈體系相關聯，地方官要政績，就得拿出GDP，拿出引資額、就業率等。
觀念是另一大命門
龍永圖近年來一直在關注城市羣的發展。他在談到這一問題時指出，行政區劃是長期形成的，想消除是不可能的。但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考慮的話，應該大大削弱行政區劃的一些東西，比如行政區劃的觀念、行政區劃下的考覈體系等。
但龍永圖也指出，如果不解決觀念問題，僅僅從行政規劃的角度去考慮是沒有意義的。因爲你今天可以把蘇州划過去，明天可以把無錫划過去。如果不轉變觀念，沒有一個全球生產的觀念，單想靠擴大地域來發展一體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而民間的融合顯然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中國人地域觀念在很多情況上表現得很明顯。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的一位專家對記者說，比如河北和北京、天津合作，從一開始，可能就只是打下手的。配合沒有問題，但是如果河北人在和京津兩地人合作之時，遭遇歧視，那麼區域內各行政區的信任感就很難建立，而這種民間的情緒性指標並非無關緊要，“很多時候政策都有了，但細節卻足以毀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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