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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楊振寧的2004年，他徹底完成了從科學家到公衆人物的身份轉換，在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近半個世紀後，楊振寧再次成爲轟動的新聞人物。
2004年是他回國定居的第一年，他來到清華大學給他準備的兩層小樓中頤養天年，他給這個小樓起名叫“歸根居”。
是的，他選擇了此時回國。他沒有像錢學森和鄧稼先一樣，選擇在半個世紀前中國最困難的時候回來，幫助中國造原子彈。那麼，他對當今中國的貢獻又是什麼呢？
2004年，82歲的楊老先生做了兩件大出風頭的事情。
不要把人道與天道摻合在一起
從整個年度來看，由楊振寧掀起的最大的一場討論是他對《易經》與中華文化關係的質疑。
在9月下旬北京舉行的“2004文化高峯論壇”上，楊振寧在《易經對中華文化的影響》的報告中說，《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楊振寧認爲，近代科學的思維方法有兩條路，一條是歸納法，一條是推演法，近代科學是把這兩者結合起來而發展的。而受《易經》影響的中華文化只有歸納法，沒有推演法。
他說，在中華文化裏，“天人合一”的觀念把自然跟人歸納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學的一個特點就是要擺脫掉“天人合一”這個觀念，承認人世間有人世間的規律，有人世間複雜的現象，自然有自然界的複雜現象，這兩者是兩回事，不要把它們合在一起。
楊振寧的觀點引來“磚頭”無數，在被大量國學、易學專家指出很多“常識性錯誤”後，一場“如何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大討論終於爆發，甚至推動了捍衛中華文明的《甲申文化宣言》的出臺。
事實上，楊振寧可能不知道，他傷了許多人的心。近些年來，中國人對《易經》以及由《易經》爲代表的傳統文化的推崇已到了極致，不少人論證出，《易經》包羅萬象，總結了從計算機二進制語言到量子力學的一切現代科學規律，是西方現代科學的鼻祖。藉此中國不僅可以在文化上超越西方，並且還可以在科學上超越西方。
因此，楊振寧說出有損《易經》的話來，就好像他已不再是一個科學家，而是一箇中華文明的“離經叛道者”了。
而楊振寧引起的更大爭議，是2004年12月，隨着一段多少有些“驚世駭俗”的黃昏戀情浮出水面，他終於從一個衆所推崇的科學家，成爲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衆人物。不管懂不懂物理學，懂不懂《易經》，只要是中國人，都在談論楊振寧。而楊和他那位以他爲碩士論文課題的28歲女朋友卻保持着科學家的一貫冷靜，再一次把“天道”與“人道”分開。
但中國公衆認爲高等動物的生理需要或感情需要就是一個道德問題，而這更是一次對中國傳統禮教文化的嚴重背叛──如此不顧身份，如此違背倫理，如此有悖五常，因此又一次招致了大批的“磚頭”。道學家們把他與默多克相比，總之是認定楊老先生不再是我們黑頭髮黃皮膚的一分子，他太“西化”了。
心中的道德與頭頂的星空
有着一顆純真中國心的楊振寧一定感到委屈。一個月前，在山東大學做客時，他還在高唱父親教他的歌:“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雙手撐天空。長江大河，亞洲之東，峨峨崑崙……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黃塵，燕然勒功，至今熱血猶殷紅。”
而在此之前,他曾點名批評李柱銘，指其當時到美國參議院“作證”的行爲既不應該,也不明智,有害於香港。面對千餘名赴京參加“全國臺聯2004年臺胞青年夏令營”的臺灣大學生，楊振寧則動情地說:“哪位如果再到北京來參觀,我建議你們到盧溝橋去看看,因爲盧溝橋是日本人攻打華北放第一槍的地方。”
楊振寧沒有想到的僅僅是一點：東西方文化會在21世紀仍有那麼大的衝突。在1957年的諾貝爾獲獎感言上，他曾自信地說，我是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產物，既是雙方和諧的產物，又是雙方衝突的產物，我願意說我既以我的中國傳統爲驕傲，同樣地，我又專心致於現代科學。
但對於現代科學，以及對於催生現代科學的西方文明，中國人自有一番認識。中國媒體總結出的中國2004年科技突破，其實主要是一些工程技術，媒體稱都是“看得見用得着”的發明，而它們幾乎都與提升民族自豪感有關係。而西方媒體評出的2004年國際科技突破，基本上卻是至少在眼下“看不見也用不着”的，比如火星上發現水、發現史前矮小人種、原子凝聚態研究、垃圾DNA研究、成對脈衝星的發現、識別水中肉眼難辨的生命形式等。這也許便是楊振寧稱道的“天人不合一”。而他本人的那個諾貝爾獎，當年更是“看不見用不着”的──在中國，說得清宇稱不守恆的人至今也沒有幾個。
楊振寧歸來，解決不了中國人文與科學分裂的問題，也拯救不了中國人的科學理性危機。中國的文化學家和文學家仍然是中國最大的科盲部落，而中國的傳統科普人仍忙着與科學文化人爭論誰代表正統。2004年的中國，需要的不是諾貝爾獎，而是創造諾貝爾獎的土壤。不知道楊振寧的“反叛”能否引發耕耘，這關係到楊本人的一個預言的實現:中國在21世紀變爲世界第一強國，而這需要真正的科技。
但事實上，有一點還需要提醒：在頂尖科學家風光無限的時候，在楊振寧們可以隨便說這個做那個的時候，中國大多數的科學家還在爲了生存和溫飽、爲了房屋和職稱而工作，一旦沒有課題支持，他們的生活將無所依賴，因此他們中的一些人還要冒着名譽風險動上一點額外的小心思。而據中國科協上世紀90年代統計，中國的“算命工作者”的數量是中國科技工作者數量的一倍，他們都還要靠《易經》佔八字吃飯。
自然了，這樣一來，許多人既顧及不到心中的道德，更不會去看頭頂的星空，從而也就無法進入楊振寧“老夫聊發少年狂”、只知天道不知人道的忘我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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