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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
之英雄時代的終結
因爲主動權永遠掌握在有實力的一方，所以英雄常常末途
亞西爾·阿拉法特，一個世界曾經拋棄他、他最後又拋棄了這個世界的男人，一個出師未捷身先死的英雄。
阿拉法特的生命走到了盡頭。但和他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更多人的生命還在等待開始，或以一種更加美好或殘酷的方式重新開始。阿拉法特去世了，和平是他的遺產──這個遺產同時包括經驗和教訓。
這樣的人快絕跡了
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對《瞭望東方週刊》這樣評價阿拉法特:他的去世爲人類的英雄時代畫上了句號。
他說，阿拉法特是一個把自己的一生和一切都貢獻給他的人民的人，他活着的全部意義是爲他的人民爭取尊嚴、自由、權利和土地。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像阿拉法特這樣的人越來越少，幾乎已經快要絕跡了。
“阿拉法特的去世也標誌着人類正在進入一個悲哀的‘資本或金錢奴隸社會’。”李希光說。他把阿拉法特和美國的華盛頓、林肯,印度的甘地,埃及的納賽爾以及巴基斯坦的真納等偉人相提並論。
“他們都是爲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敢於奉獻自己一生的英雄，而不是僅僅爲了金錢和個人利益的奮鬥者，也不是爲了少數人或個別財團利益代言的政客。”他說。
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最新版的阿拉法特傳記並不是阿拉法特的屬下炮製的，而是由一個叫阿姆農的以色列記者寫的。這本名叫《不可制服的阿拉法特》的書總結說，阿拉法特的形象就是代表人民去戰鬥。其序言的結尾則更像阿拉法特的墓誌銘:阿拉法特將永遠是全世界爲正義和自由奮鬥的人民的英雄主義象徵……
大概有資格獲得這樣一種墓誌銘的另外一位鬥士是納爾遜·曼德拉。但在這樣一個以成敗論英雄的時代，阿拉法特卻比一些所謂的成功者看起來更像是英雄──就好像是那個不斷推石頭的西西弗斯。
阿拉法特的光輝都帶有“曾經”二字。他曾經是鋪在全球各地的紅地毯上的常客，他曾經每天都和數不清的各國政要握手。但是在最後的歲月裏，世界彷彿拋棄了他，他被“囚禁”在約旦河西岸小城拉姆安拉破敗的官邸裏，靜靜地等待生命中最後一個奇蹟的出現。
奇蹟沒能出現，他以病逝的方式拋棄了這個他用了一生仍沒有改變的世界，也用這種方式讓所存不多的同類惺惺相惜。
政治是妥協和創新的藝術
以色列前總理西蒙·佩雷斯1994年曾和阿拉法特一起登上諾貝爾和平獎的領獎臺，但在後來重新爆發的血腥衝突中他們再次成爲“敵人”。《瞭望東方週刊》曾請佩雷斯對阿拉法特作出評價，佩雷斯思考了一下說:“阿拉法特是第一個公開承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領導人，也是第一個公開聲明放棄暴力對抗的巴勒斯坦領導人。”
政治其實就是妥協的藝術，也更是創新的藝術。在這方面，阿拉法特表現出了很大的勇氣和智慧。他同意與以色列以1967年戰前的邊境“綠線”來劃界，這是一個痛苦的妥協方案，因爲巴勒斯坦得到的土地比聯合國1947年在第181號決議中提出的分治地圖要少，但是作爲領導人，阿拉法特選擇了接受已經改變的現實。
早在1993年簽署《奧斯陸協議》後，阿拉法特曾私下裏對以色列領導人抱怨說:“看看你都對我做了什麼，你讓我從一個在我的人民眼中備受歡迎的人，變成了一個在巴勒斯坦人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中都有爭議的人物。”
以“土地換和平”原則爲基礎的《奧斯陸協議》爲阿拉法特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聲譽，但也有很多巴勒斯坦人對這一協議表示失望甚至不滿。這實際上是一個“先易後難”的方案，協議賦予被佔領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有限自治權的內容，卻對雙方衝突的真正焦點──耶路撒冷問題、最終邊界問題、難民迴歸問題等──採取了暫時擱置的辦法。
但無論如何，《奧斯陸協議》無疑是一個勝利的里程碑。它奠定的土地換和平原則和兩國方案原則，到今天仍是最深入人心的和平準則。偉人的思考能否突破俗人的衆議，對任何決策者都是一個考驗。
誠如阿拉法特所言，戰爭需要勇敢，有時候和平更需要勇敢。問題是，當這種勇敢出現猶豫和鬆懈的時候，和平就會從手上悄然滑落。
他走得還不夠遠
但在佩雷斯看來，阿拉法特走得還不夠遠。佩雷斯在專門撰寫的回憶文章中說:“在享有人們的愛戴還是採取強硬措施改變他們的生活面前，他不幸地選擇了前者。他不願意冒險失去人們的愛戴，從而引起太多的爭議。”
在《奧斯陸協議》之後出現的最大和平曙光，是2000年的戴維營會談。會談失敗的主要壓力，來自散佈在中東其他國家的數百萬巴勒斯坦難民。
簽署這一協議，巴勒斯坦人就能擁有他們所能爭取到的最大份額的土地和馬上在東耶路撒冷建國的希望。但是，幾百萬難民將喪失返回家園的權利，只能獲得經濟補償。這是一個感情色彩非常濃厚的話題。
儘管大部分難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融入當地社會，很多難民的後代已經成爲當地政界和商界的精英，但剝奪他們返回故土的權利總是一件讓人難以接受的事情。
在這樣一個歷史性的關頭，阿拉法特最後沒有拿起簽字的筆。他在噓聲和嘆息聲中離開美國，卻在巴勒斯坦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
在後阿拉法特時代,難民問題的妥協仍然是一個充滿敏感的妥協,但別無選擇。很多國際觀察家都認同，在阿拉法特留下來的和平遺產中，人們應該特別關注難民問題在巴勒斯坦事業中的特殊性。有專家指出，國際社會總是希望阿拉法特勸說難民接受返鄉無望這個事實，這實際上將阿拉法特逼到了進退兩難的“英雄末路”。
美國中東專家戴維·格羅斯曼的觀點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他說，阿拉法特的拒絕是2000年7月戴維營談判失敗的主要原因，“阿拉法特將他的人民帶到了實現建國夢想的邊緣，但也犯下了阻止這一夢想變爲現實的錯誤”。
但是，這種說法實際上是不公平的。阿拉法特的悲情在於，儘管他是作爲衝突一方和以色列坐在同一張桌子的對面，但是他從來就沒有取得過和對方平等的政治和經濟砝碼。在他最後的歲月裏，他離開自己的國家去治病要經過佔領者以色列人的批准，甚至他的靈柩被埋在哪裏也要經過以色列批准。
主動權永遠掌握在有實力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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