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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的呂司令，也是一個令日本侵略者膽戰心驚的名字。將軍回憶說，直到自己調到晉綏軍區任司令員時，還看到過日本人的報道說，捉住了冀中軍區的呂正操。
將軍說，“在我的少年時代，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對家鄉人民的壓榨與殺害，痛恨日本兵。入學時，老師給我起了個學名‘正言’，我自己改爲‘正操’，意思就是操練好了打日本侵略軍。”
在晉綏軍區時，呂正操把“地雷戰”普及到了一個出神入化的高度。擔任美國合衆國際社和英國《泰晤士報》、國家廣播公司駐中國記者的美國著名新聞記者、作家哈里遜·福爾曼在《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一書中寫道：圍困日本人的一個常用的方法，便是在據點附近安放成百上千個地雷。有一個村莊由於這一方法運用得很成功，以致他們堅信自己擺脫了鄰近據點的威脅……日本人雖然迫切需要水，但是卻不能出來取水。
1925年從東北講武堂畢業後，呂正操成了張學良的少校副官、祕書。2005年1月4日，是呂正操將軍的百歲誕辰，記者專門拜訪了老將軍，呂老講：“常常想起那些爲了保護我們而慘死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鄉親們，那些在戰鬥中犧牲的戰友們。人，不在於活多久，而在於多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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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從東北講武堂畢業後，呂正操成了張學良的少校副官、祕書。2005年1月4日，是呂正操將軍的百歲誕辰，本網記者專門拜訪了老將軍，呂老講：“常常想起那些爲了保護我們而慘死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鄉親們，那些在戰鬥中犧牲的戰友們。人，不在於活多久，而在於多做事。” |
1月4日，是開國上將呂正操的百歲誕辰。
在共和國57位開國上將中，呂正操將軍是迄今爲止唯一的百歲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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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戰爭時期的呂正操 |
呂老從不在意自己的年齡，反對給自己辦生日，前些日子就謝絕了家鄉政府和一些單位爲他辦百歲生日的請求，同時也謝絕了很多客人的拜訪。
在北京西三環邊上一個靜謐的院落裏，將軍家裏像往常一樣平靜——自己百歲生日這一天，將軍是在閱讀中度過的。
不同的是，今天，將軍手中拿的是剛剛出版的自己的回憶錄。
“講武堂時的照片真帥。”將軍一邊翻回憶錄中自己的照片，一邊跟女兒聊着。
寬大明亮的書房裏，將軍穿着一件鮮亮的紅毛衣，一邊躺在沙發上翻着書，一邊跟孩子們聊着自己的過去，就像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那些平凡的老父親一樣。
只有書架上那支逼真的步槍模型和一個“毛澤東號”的火車頭模型，以及張學良、董必武等人的手書，暗示着這位老人整整一個世紀的生活中所蘊藏的無數傳奇。
1905年1月4日，在日俄戰爭的戰火中，呂正操出生在遼寧省海城縣唐王山後村。“母親生我的時候，爲了免遭不測，把我藏到柴草垛裏。”將軍回憶。
上了4年小學後，窮得連鉛筆也買不起的呂正操失學了。當學徒、種地，1922年，17歲的呂正操終於走出了實現自己夢想的第一步，參加了東北軍。
“在我的少年時代，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對家鄉人民的壓榨與殺害，痛恨日本兵。入學時，老師給我起了個學名‘正言’，我自己改爲‘正操’，意思就是操練好了打日本侵略軍。”將軍說。
呂正操參加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衛隊旅。由於他念過書——既使在輟學後，呂正操也一直堅持着自學，又寫得一手漂亮的小楷，1923年冬，被張學良推薦考入東北講武堂深造。1925年畢業後，呂正操成了張學良的少校副官、祕書，同澤俱樂部幹事，直到1936年西安事變，一直在張學良身邊工作或在他部下任職。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此時，呂正操正擔任張公館的內勤工作，和應邀來西安共商大計的中共代表羅瑞卿、許建國常有接觸。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呂正操到國民黨53軍任團長，期間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接納爲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日本全面侵華，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呂正操率部於1937年10月14日在冀中平原脫離國民黨軍，改稱“人民自衛軍”，在冀中平原上樹起了共產黨抗日武裝力量的大旗。
“那是一個秋夜，天空晴朗，月光明亮，我們大家踏着皎潔的月光，走上了抗日征途。”時隔68年，將軍仍清楚地記得那個歷史性的夜晚。
從此，呂正操就率部馳騁在冀中平原，鑄造了平原抗戰中的一段段傳奇歷史。他率冀中軍民在反“掃蕩”和反“蠶食”鬥爭中，創造了平原游擊戰爭史上輝煌燦爛的一頁。新中國成立以後被搬上銀幕和舞臺的《地雷戰》《地道戰》《平原游擊隊》以及《平原作戰》等影響巨大的文藝作品，都爲這一時期的真實鬥爭作了藝術上的註解。在白洋澱地區，人民還組織起了水上游擊隊雁翎隊。毛澤東曾表揚他們是“堅持平原游擊戰爭的模範，堅持人民武裝鬥爭的模範。”
在殘酷激烈的作戰環境中，呂正操沉着、果決、滿懷激情，表現出非凡的軍事才能，成爲冀中百姓心目中的傳奇人物。最多時，他一天之內打過五仗，常常一馬當先。
冀中的呂司令，也是一個令日本侵略者膽戰心驚的名字。將軍回憶說，直到自己調到晉綏軍區任司令員時，還看到過日本人的報道說，捉住了冀中軍區的呂正操。
在晉綏軍區時，呂正操把“地雷戰”普及到了一個出神入化的高度。擔任美國合衆國際社和英國《泰晤士報》、國家廣播公司駐中國記者的美國著名新聞記者、作家哈里遜·福爾曼在《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一書中寫道：圍困日本人的一個常用的方法，便是在據點附近安放成百上千個地雷。有一個村莊由於這一方法運用得很成功，以致他們堅信自己擺脫了鄰近據點的威脅……日本人雖然迫切需要水，但是卻不能出來取水。
“福爾曼說，其重要性並不在於這些原始武器的效果優良，而是在於它清楚地反映出人民的作戰精神。”百歲的將軍，擁有驚人的記憶力。
在晉綏軍區時，將軍曾接待中外記者代表團的採訪。“我們不是開新聞發佈會，而是用攻克汾陽的戰鬥來接受採訪。”
將軍說，在這場戰鬥中，八路軍、民兵和普通老百姓肩並肩浴血奮戰，一切關於“八路軍不打仗，沒有傷兵，沒有俘虜，人民害怕八路軍，恨八路軍”的謊言在中外記者眼前不攻自破。
抗戰勝利後，呂正操又挺進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副總司令兼西滿軍區司令員，東北鐵路總局局長，新中國成立後任鐵道部副部長、部長，鐵道兵政委，爲中國的鐵路交通事業嘔心瀝血，做出了重大貢獻。
“我一輩子，就是打日本，管鐵路，打網球三件事。”回顧百年的傳奇人生，將軍只用了這樣輕描淡寫的幾個字。
將軍至今還保留着一個頭銜，中國網球協會主席。
算起來，將軍打網球的歷史之悠久，確實是當今少有人及。“在東北軍跟着張學良先生時，我就打網球了。一直打到90歲。後來，實在打不動了，就去發獎。”將軍說，就在冀中抗戰中，戰況一緩，自己就要跟人打兩局。
在將軍的客廳裏，掛着一幅有薩馬蘭奇簽名的圖畫，還有一組將軍打網球的照片，體現着將軍對網球的偏好。“去年李婷、孫甜甜在奧運會上獲網球女子雙打金牌時，他馬上要我們發電報去祝賀。”祕書說。
將軍關心的事還有很多。在他的案頭，記者看到了各種各樣的書：有人物傳記、中外史書，也有當今市場上熱賣的各種書籍，包括財經、金融類的書。祕書說，將軍有一度甚至非常關心匯市，每天都要工作人員給他講述當天的匯市情況。
“最喜夕陽無限好，人生難得老來忙。”自1983年離休以後，將軍始終關注國家大事，除在軍隊、鐵道建設這兩個自己最爲關心的領域多有建言外，還對教育、經濟、科技、新聞等多個領域都作過深入的調研，提出過重要建議。
“常常想起那些爲了保護我們而慘死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鄉親們，那些在戰鬥中犧牲的戰友們。人，不在於活多久，而在於多做事。”將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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