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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宋任窮同志任二野四兵團政委、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雲南省軍區政委、西南軍區副政委。他與省委的同志們一道認真貫徹黨中央針對雲南實際提出的方針，嚴格執行各項政策，清除匪患，醫治戰爭創傷，加強民族團結，尊重宗教信仰，恢復發展生產，穩定社會局勢，使雲南出現了黨、政、軍、羣團結一致、齊心協力，各民族和睦相處，社會安定團結的良好局面。1952年7月，任西南局第一副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他認真執行黨的少數民族政策，十分關心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和少數民族幹部的培養使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4年，宋任窮同志任中共中央副祕書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解放軍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他協助羅榮桓同志主持軍委總幹部部的日常工作。在選調優秀幹部建立和充實解放軍各總部和軍、兵種機關，組建各類軍事院校，安排大批幹部轉業復員支援國家建設，建立和完善一整套適應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幹部管理法規，特別是在建立軍銜制度和頒發勳章、獎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爲我軍幹部工作作出了卓越貢獻。
1956年11月，宋任窮同志任第三機械工業部(後改爲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是我國原子能事業大規模建設時期的主要領導者。他團結部黨組成員，認真貫徹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研究制定原子能事業發展方針和規劃，組建原子能事業領導機構，選拔使用大批優秀幹部、科技專家和技術工人，爲原子能事業順利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他經常深入到地質隊、礦山、建設工地和研究所，調查研究，指導工作，全面推進了原子能事業的發展。他堅持貫徹黨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爲主，爭取外援爲輔”的方針，始終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重視建立中國自己的核科研基地和工業體系，開展科研工作，培養科技人才，爲我國核工業平穩有序地實現全面自力更生奠定了良好基礎，爲國防工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1960年9月，宋任窮同志任東北局第一書記、瀋陽軍區第一政委。在東北局工作期間，他認真貫徹黨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以及對東北局“工業支援全國，搞好農業，加強國防”的指示，率領東北三省省委，努力工作，精心組織，周密籌劃，恢復生產，渡過難關。在全國各項重工業產品產量大幅度降低的情況下，他受周恩來同志委託親赴鞍鋼，多次組織保鋼奪煤會戰，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完成了支援全國的任務。他注重調查研究，每年以大量精力深入基層、深入羣衆，走遍了東北三省一百多個縣。他十分注重抓典型，善於運用典型經驗指導工作。他積極支持和推動開展學習雷鋒活動，積極推廣大慶油田經驗，努力支援“三線”建設。他高度重視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出必須堅持正面教育和羣衆自我教育。在他的領導下，東北三省的形勢一年比一年好，到1965年出現了物價穩定、市場繁榮、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的良好局面。
“文化大革命”中，宋任窮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他剛正不阿，堅持真理，對黨的信念毫不動搖，同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的錚錚鐵骨和崇高氣節。
1977年10月，宋任窮同志任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帶領部黨組成員，制定了全盤工作安排和部署。深入揭批“四人幫”，積極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撥亂反正，大膽平反冤假錯案，最廣泛地團結幹部羣衆，同時狠抓恢復科研生產秩序，調整各級領導班子，落實科技幹部政策，解決羣衆生產生活中的突出問題，逐步消除了派性，增強了團結，使七機部的各項工作走上了正常軌道，得到了幹部羣衆的廣泛支持，有力地推動了我國航天事業的迅速恢復和發展。
1978年12月，宋任窮同志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敏銳性和高度責任心，把進一步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作爲組織戰線貫徹全會精神的首要和緊迫任務之一。在他的主持下，研究制定了數十個有關政策規定的文件，經黨中央批准後貫徹執行。他日夜操勞，接待聽取了許多受迫害幹部的申訴和幹部羣衆關於落實幹部政策的意見、建議，親自主持研究重大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和複查結論。到1982年底，基本上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審查的230萬名幹部的複查平反工作，並對涉及120多萬人的歷史錯誤結論，進行了比較徹底的複查，作了正確的處理。特別是一大批久經考驗的老幹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有專業才能的知識分子得到使用，調動了廣大幹部的積極性，促進了安定團結，從組織上保證了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爲完成黨的這一歷史性的重大決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堅定地執行黨中央關於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針，選拔一大批符合“四化”方針的年輕幹部走上各級領導崗位。他在黨的建設、幹部培訓、老幹部工作、知識分子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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